戴笠忧心忡忡地说：“我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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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蒋介石着手成立复兴社。在整个复兴社组织机构的安排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处长，但在特务处处长的人事安排上，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各方一共向蒋介石保举了六个人，戴笠虽名列其中，却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持不赞成态度。蒋介石经过反复比较平衡，毅然选择了戴笠。蒋介石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戴笠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构不成威胁，除了效忠蒋介石外，几乎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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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早在1927年就开始从事情报工作，一开始没有任何军职，每天只是主动去搜集情报。戴笠的工作很辛苦，经常起早贪黑，忍饥挨冻。戴笠在南京做特务时，每天清早出去，直到半夜三更才回家，又得连夜把当天搜集到的情报整理出来。然后请曾在上海一起流浪的黄埔六期同学用正楷誊写出来，自己校阅后再定稿，天不亮就起床去中山陵园官邸以晚生身份向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室高参递送消息，所以他被戏称为“编外情报员” 。

开始，戴笠因为不了解高层意图，又没有活动经费和职业情报特务的经验和眼光，他的情报来源面很窄，大都是凭自己过去流浪的一段经验，搜集一些社会花边新闻之类，所以搜集的情报质量不高，更没有引起上层的注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戴笠很快显示出搜集情报的特殊才能——他的情报不但数量多，而且来得快，视野开阔，质量较高，一般每隔两天，就有一份材料呈报上去。为了得到蒋介石的赏识，每逢搜集到较为重要的情报材料，戴笠总是千方百计地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中。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当蒋介石的汽车到达时，戴笠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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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虽然日渐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但由于地位不高，工作对他来说还是一份苦差。以他的身份，不仅难以面见蒋介石，就连蒋介石的官邸或办公室也进不去。蒋介石身边的侍从参谋、副官大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军职也比戴笠高得多，见到戴笠这个六期未毕业的不入流青年，颇有些不屑。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仆从也常给戴笠白眼，远远看到戴笠，第一句话就是“小瘪三又来了” 。听到这些话，戴笠虽觉耻辱，但为了能面见蒋介石，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去巴结他们。有时蒋介石的随从们起哄，大敲戴笠的竹杠，戴笠常常被搞到连吃饭的钱也不剩。

蒋介石是久历江湖之人，深知下属的心理。起初他认为，戴笠无非是沽名钓誉，企图一步登天罢了。久而久之，蒋介石慢慢觉得，戴笠这种精神着实可嘉，并且他发现戴笠的情报大都是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也就逐渐重视起来。

“二次北伐”时，戴笠自山东潜入敌境，经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路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集团的虚实，有闻必报。戴笠原以为此行凶险难测，命运难以预料。岂知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的各级将领多是大老粗，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讲江湖义气。戴笠利用老军阀这些弱点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不小的作用，由此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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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了权力，但戴笠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蒋介石控制特工的最主要办法就是可以给予大权，但绝不给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十年，始终只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好不容易混到一个少将的军阶，直到1945年才由国民政府给予公布。

除了这个，他还要揣摩蒋介石的意图，以免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约十只公文箱。但是，对特务工作，蒋介石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进步人士、分化搞垮对手、勾结日本人时，更是小心谨慎、不留蛛丝马迹，以免授人口实。所以大凡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从来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也从不作笔录。戴笠回到军统局传达时，一般也只讲“奉谕”二字，究竟奉谁之“谕” ，不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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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统势力越来越大时，戴笠开始“读史” ，每有空闲时间，就由秘书给他讲解《二十四史》。每当秘书讲到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时，戴笠往往心有所感，感慨万千。尤其当秘书讲到武则天时代的著名大特务周兴、来俊臣，虽为武则天执政出过死力，后因了解武则天隐私太多而终被武则天所杀时，戴笠更加毛骨悚然。他曾忧心忡忡地说：“我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