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旌德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的互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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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旌德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的互动（上）

张晓婧

微信版第463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其与官学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倡导讲会辩难、发明学术， “书院与学术发展关系甚是紧密，书院的兴衰与学术的兴衰休戚相关” 。安徽是乾嘉汉学之皖派的大本营，而旌德县洋川毓文书院即是当时讲求汉学书院之典型。吴景贤先生说：毓文书院“实可谓为乾嘉时代安徽讲求汉学书院之翘楚。非特可补紫阳书院之不足，实亦堪与当时杭州‘诂经精舍’、广州之‘学海堂’鼎立媲美，同为清代有数之重要学府” 。本文拟就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毓文书院的创建和规制

宁国府旌德县洋川毓文书院创建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历时两年于嘉庆元年（1796）落成，由商人谭子文捐资独办。

谭子文(1733—1813) ，名廷柱，旌德县洋川人，从小家境清贫，弃学从商于庐州府。五十岁以后，家业渐丰，遂分家产之半创建毓文书院。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邑人谭子文建，置田百七十亩，生息银四千两。 ”谭氏并非商界巨贾，其以一己之力创建书院非常艰苦，还受到很多富人的嘲讽和讥笑。洪亮吉在《洋川毓文书院碑记》中写到：“君以勤苦起家，有贸易在庐州府之双河，距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负行囊数日辄往返以为常。五十后家稍起，即割其资之半，创书院于镇之洋山，费白金二万有奇。县固多富人，十倍、数十倍于君者，不下二十家。倍君及与君等者不可数计，始皆笑君所为。 ”书院建成之后，不仅福泽乡里子弟，而且将招生范围扩大到“徽、宁、池、太、广四府一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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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文书院在建制方面非常完备，安徽督学使王绶为书院撰写的碑记中称：“是役也，不费公帑，不籍众擎，讲堂巍然，廨舍秩如。有亭有楼，有园有池。墙垣庖湢以及需用什物，靡不毕具。 ”书院除房舍楼上楼下37间外，左右两侧前后共3层。每侧各有廊舍30间。正屋右首花园内，还建有“生云阁”“文渊所”“适也别境” ，楼上楼下39间。全院共计房间136间，分别编成108字号。其中“月午楼”在书院中堂之上，为讲坛之所在。孙原湘曾作《月午楼歌》赞美环境优美和讲学流风。另外还建有“文星楼”三层、“适意亭”一所，宝塔、凉亭等。房舍之间有甬道、游廊，云衢外有栏杆、旗杆、石鼓、方池、井塘、苑墙、照壁等。各厅堂均置有桌、椅、凳，房舍内还置有床铺及各色家具。师生学习环境优美怡人，生活所需无不具备。正可谓是“规画井井，与江南北都会之地所创建者无异” 。

毓文书院创始人谭子文虽是商人，却十分热心教育。除了对书院建造不遗余力、力求完美，而且重视山长的选聘，不拘学派、不干预教学思想。书院民主的管理思想和优厚的待遇，吸引着江南各学派名流纷纷慕名而来，各尽所长，致力于传道授业、培育人才。谭氏还节省自家开支以供书院购买书籍， “君又节省衣食，时市珍异以饶师及生徒之勤学者，简省日用，购经史子籍各书以贻多士之能读者。 ”洪亮吉对谭子文的义举称赞道:“君之有益于其乡者，又岂仅饭饥恤患，葺桥梁，施医药一时之事可比哉！”

由于书院办学严谨，教育有方，远近生徒闻而纷至沓来。其所培养的人才也是显著的，仅嘉庆九年（1804）之前八年间的记载中，考取功名的就有70余人，其中有进士、举人、廪贡、附贡等，而且均各有著述。毓文书院在创办的70多年中，名流山长汇集，杰出生徒辈出，实可堪称“乾嘉时代安徽方面的一个大书院……颇能代表一时的学风” 。

二、毓文书院促进乾嘉汉学的传播

（一）延聘汉学家山长，力倡汉学学风

在书院的教学和管理系统中，山长是核心人物，被视为书院的灵魂。清代前期统治者对书院山长的选聘十分重视，如乾隆时期就曾多次下令各府督严格选聘和考核山长。但是，随着官府推荐山长的弊端日益显露，以共议公举山长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方式。无论是官府任命、推荐还是乡绅董事公举聘任，山长的任职条件主要包括“德”和“学”两方面。 “德”即为“经明行修、素有名望者” ， “学”即要在知识水平和学术造诣上达到较高的水平。

毓文书院虽是地处乡间僻壤的私立书院，但主创者却不吝重金聘请德学兼备的名士大家出任山长。山长的待遇根据科举及第分为三个等级， “每年延师脩脯，举人二百两，进士三百两，翰林四百两，按季致送”；“每年延师支给膳资钱一百六十两，按月致送”；“每年延师程仪二十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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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青研究，清代中叶山长的待遇， “以清代乾隆时为例，江西盱江书院合计为136两白银，东湖书院284两，友教书院200两，旭升书院洋银12元。湖南岳麓书院4两，城南书院200两。广东古绮书院80两，白莲峰书院380石米，观澜书院100石米，澜书院140两，鸣皋书院209两。 ……书院尤其是大型官学化的书院院长在清代的生活待遇还是比较丰厚的，每年收入约在200—1000两白银之间。 ” 由此比较，毓文书院山长的待遇与同时期其他书院山长的薪俸相比，还是非常优渥的。

毓文书院有详细资料可考的22位山长中，进士14人，举人8人。进士中有翰林八人，状元、榜眼、探花各一人；举人中有解元、亚元各一人。其中洪亮吉、顾皋、夏炘、孙原湘、包世臣等人均是清代文坛颇有名气的饱学之士。这也是吴景贤先生称毓文书院可以与阮元创办的学海堂、诂经精舍鼎力媲美的原因之一。现据史料将毓文书院历代汉学家山长情况列一简表。

洋川毓文书院汉学家山长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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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清史稿》《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毓文书院志》、道光《泾县续志》《商河县志》《江西通志》、光绪《婺源县志》等

在毓文书院办学历程中，洪亮吉是个标志性的人物。自洪亮吉执掌毓文书院，大力倡导汉学，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汉学发展的措施，毓文书院才开启了别树一帜的新学风。洪亮吉师从乾嘉汉学领袖朱筠，并追随朱筠多年，熟知其言行举止与治学之道，颇得汉学真传。尤其是朱筠使皖之后，安徽学风也为之一变。洪亮吉在毓文书院的四年中，极力倡言经史训诂之学，学术旨趣和教学方法也是其师的一脉相承。此后，毓文生徒皆致力于匡世济民之实学，跳出只钻研语录词章的科举应试之训练。洪亮吉有诗云：“洋川书院挺山半，筑屋居然象城堞。一瓻我尚远借书，百里最惭争负笈。闲繙左氏获麟史，教仿羲之换鹅贴。蜂腰终觉句可商，鸠舌半憐音不叶。九经四史孰淹贯，八体六书宜涉猎。 ” 其在书院讲习之科目，由此可窥大要。而《更生斋集》中收录的“春秋十论” 是洪亮吉“壬戌岁在旌德洋山书院课徒因作此” ，是洪亮吉在毓文书院教授汉学内容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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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深知书籍对于汉学训诂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其执掌书院后就建议谭子文购买大量书籍。在谭氏的支持下，洪亮吉等人至吴门选购经史子集等书籍共六十种，四千二百一十三卷。其中尤以史部为最多，计二十六种，三三五五卷，洪亮吉在书院志“书籍”一章序中说: “语录盛而经学衰，明中叶后复盛行讲章，而圣人之旨益晦。救其弊，非研心于六经训诂之书不能挽也。是则经学宜亟讲矣。外此则廿二史可以博览古今，周秦诸子、唐宋总集、类集，可以搜采异同，增广见闻，亦儒家不可少之书也。今据书院所有者录于左，亦以经、史、子、集分部。他日复能购唐宋以前异书以补其缺，则尤所望于后来者矣。 ”

洪亮吉开创了毓文书院讲究汉学的新风，而且其在院期间教学效果良好，以致“远近闻风，从游者日众” ，从而拓展了汉学在皖地的影响。 “后之主讲席者，如夏炘、包世臣辈皆以朴学为世所称……要与毓文之学风，实皆有继起光大之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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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