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旌德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的互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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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旌德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的互动（下）

张晓婧

第464其

二、毓文书院促进乾嘉汉学的传播

（二）培养汉学科举人才，促进汉学发展

盛朗西在《中国书院制度》中云：“清之书院方式，大别为三：一为讲求理学之书院，一为考试时文之书院，一为博习经史词章之书院。 ” 从其分类中，可见不同类型的书院培养人才的侧重点之不同。关于清代汉学书院的性质，盛朗西先生就提出汉学书院“皆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与专试时文之书院固不同” 。民国教育史大家陈东原先生则将汉学书院视为“专重经史，不及制艺举业之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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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文书院虽由著名的汉学大师就任山长和主讲，但并不盲目排斥科举应试，而是将培养汉学学者和科举人才共同进行。毓文书院规定“每年开课，例在仲春。院中一月两课。举课之日，盖在初二及十六两日。课卷由山长评定甲乙，送县印榜揭示。随后录其最佳者共赏也” 。毓文书院生徒初无定额，肄业数百人。后谭子文又补捐白银1500两，发典生息作为生徒膏火，由学政和山长选拨内外课生各15名，内课每月给银1两，外课每月给银5钱。此外，凡是毓文书院肄业生徒，开科发甲者，均由院中备送花红银五十两。

毓文书院对人才的全面培养，说明清代汉学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也可以证明有些学者的观点：“汉学书院在成为汉学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的同时，也是其所在地培养科举人才的摇篮。可见，汉学书院不但不反对科举制度，而且还有助于生徒应举。 ”

（三）著述刊刻，积极传播汉学

汉学大师在主持书院工作的时候，同时也从事学术著述，他们的许多代表作也是在书院中完成和刊印出版的。有学者指出，同时进行书院管理和学术创作刊刻，是宋明理学家难以做到的地方。 1804年洪亮吉仿钟山、紫阳书院体例，为毓文书院撰写志书并开始刊刻，扉页上有“版藏月午楼”字样。志分：创建、经费、山水、蔛舍、人物、金石、艺文、书籍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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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文书院志》既有有别于其他书院志的突出和鲜明的特点，其中也包含着洪亮吉作为一代汉学家的治学思想。

例如，《毓文书院志》专设“山水”一章，洪亮吉阐述道：“书院在万山之中,惟东北山岭稍夷,为往来之道,余则皆危峰峻壁,日月蔽亏居此者,有尘表之想,揽霞外之胜矣。水则洋河环其前,甘泉出其腹,亦借此以隔尘市,今录诸山水之与书院尤近者” 。《毓文书院志》因其沿革地理方面的严谨考证，成为书院志中的佳作。

再如，《毓文书院志》中设“金石”一门。钟山、紫阳二志虽内容丰富，但于金石却都没有涉及。洪亮吉在“金石”一卷的开篇说:“夫人物所以藻一时,金石所以垂百世,是人物又借金石以传也。旌德虽僻邑,而刊木勒石之技甲于东南,他日采溪南之石,请县东之人,深刻大书以垂久远,又所望于司其事者矣。 ” 此卷中收录了皖督学使者王绶、歙县朱文翰、内阁中书赵良[雨/澍]、书院创建人谭子文以及洪亮吉本人的五篇书院碑记，这五篇碑记详细记载了书院的创建过程，为后人了解毓文书院的创建、规模和经费等情况，提供了原始、真实和可靠的资料，使我们可以一窥毓文书院的原貌，对于毓文书院的研究者来说，这也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资料。

洪亮吉还在毓文书院编成了他流放伊犁归来的《更生斋集》十六卷，雕印成书。扉面页上有“刊于洋川书院”字样，每卷的末行分别刻有“受业吕培、谭正治、谭时治、谭贵治、吕玺、曹景先、汪宾、崔本化等校字”字样。体现了严谨务实的学术之风和良好的学术道德。

1844年，另一位朴学大师包世臣在毓文书院讲学之余，写成了《管情三义》八卷、《齐民四术》十二卷初稿，连同旧作《中衢一勺》七卷、《艺舟双楫》九卷，名曰《安吴四种》共三十六卷，用活字版排印行世。此外，督学王绶、张鳞、汪守和、沈维乔，县知事丁淑监，山长朱文翰、洪亮吉、赵良[雨/澍]、顾皋、孙原湘等所作《毓文书院记》十篇及包世臣作《重修生云阁记》及帅承瀚作《于文公石岭冲墓表》和董桂敷作《绍军公石岭冲塞》，也都是书院刻本。旌德人饶学斌在此著有《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两卷，他对《古诗十九首》的评解为后人所推祟。

毓文书院山长们对于方志的纂修也十分积极热心。洪亮吉于1806主修《泾县志》， 1807年主修《宁国府志》，而接洪任山长的赵良[雨/澍]则于1808年主修《旌德县志》。这些方志的撰修风格沿袭了汉学治学特色，成为历代地方志中的精品之作。汉学研究者们在毓文书院期间刊刻的书籍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并且保存和传播了文化，他们的汉学思想在其间也得以传承。

三、乾嘉汉学推动毓文书院的发展

（一）开创书院学术新风，推动书院教育改革

宋明书院多以阐发心性义理之学为主，虽然书院教育对理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但到了清代，空谈义理成为书院教育的最大弊端。乾隆时期连皇帝也感叹， “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 ” 而汉学在书院的传播，具有注重证实、讲求经世致用的新气息，成为与传播理学的书院相对的新型书院。

毓文书院在创立初期，理学还占据着书院教育的主流。究其原因，徽州是理学家朱子的故乡，号称“紫阳阙里” ，旌德与徽州山连水接，程朱理学对旌德影响颇大，乾嘉时期仍相延不替。此外，王龙溪、钱绪山、邹守益等理学大师均在宁国府进行过讲学，旌德有不少士子追随其后，如吕定夫、姚克宽、梅百一等人。毓文书院正屋的“亦乐堂”上曾供奉朱子牌位，足以证明书院对理学的尊崇。吴景贤对毓文书院创始之初的学风也做过详细地描述：“旌德与徽州接壤，朱子尝讲学于旌之城南，流风余韵，影响实大。厥后讲学于宁国府属之六邑者，如明之王龙溪、钱绪山、郑谦之辈，又皆接踵而至，是以旌之人士，被治教泽者，实为不少。朱文翰在《赠同学诸子诗》中亦谓‘举头鹿洞风规在，晚进何人敢抗颜？相约潜修崇正学，陈王诸老未应非。 ’其时院中讲学，以宋明理学为宗，顾不待言。 ”

毓文书院虽在创始之初崇尚理学，但是却能很快地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空谈心性的学风转向考证务实的风气。对此，后来担任安徽督学的沈维鐈曾给予毓文书院严厉地批评，他说：“斤斤焉考据文词是务，党枯雠朽，绘句絺章” 。但是，这却从反面证明了毓文书院提倡汉学的成就和影响。洪亮吉之后的乾嘉派学者赵良[雨/澍]、夏炘、包世臣出任山长，毓文书院的汉学风气得到长时间的维系，同时反映出乾嘉汉学日益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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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使书院成为汉学人才培养基地，提升书院影响力

乾嘉汉学家们以毓文书院为学术阵地，不仅自身的学术在其中得以延展，毓文书院也因为这些汉学家们的教育实践而闻名一时，成为著名的汉学书院。也正因为毓文书院卓有成效的汉学教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子在这里学习，造就了大批汉学人才，学术得以光大，汉学阵营越发壮大。与同时期安徽书院其他书院相比，毓文书院可以称得上乾嘉时期安徽的汉学人才基地。

《毓文书院志》卷之五《人物?弟子》中仅记载了洪亮吉初修时(1804年)的内课和外课生徒七十六人简况。书院志续修到包世臣出任山长时期，弟子一栏未被续写，非常令人感到遗憾。在此四十多年间毓文书院的生徒数额自然不在少数，有才之士也应济济一堂。除在《更生斋集》中可发现有李珠、谭时治、谭贵治、汪宾、陈蔚、于渊等汉学人才，在《毓文书院名贤尺牍》中发现谭敬廷之外，其余却无法查考了。

有记载的七十六人中，廪生七人，增生一人，附生三十七人。他们的籍贯分别是旌德、太平、绩溪、青阳、歙县、石埭和浙江余姚、江苏江阴、江苏武进。其中成就较大的有七人，如，吕伟标，旌德庙首人， 1814年进士，即用知县，自请改教，补江宁府教授，时列门墙者五十余人。吕培， 1813年举人，师从洪亮吉，传其训诂地理之学，著有《说文笺》《五代史补注》各数十卷，现存《四书典制类考》42卷，曾为洪亮吉编成《年谱》。谭正治，附贡生，从朱文瀚、洪亮吉、赵良[雨/澍]游，有《小尔雅疏证》4卷，还辑有《历代陵考》1卷。此七位生徒的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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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洋川毓文书院考》、《旌德县续志》卷7《文苑》、《青阳县志》卷5《文苑》

结语

乾嘉汉学在书院的传播成为清中叶以后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代表了清代书院发展史的一个重大转变，开创了清代中期书院教育改革的新局面。安徽传统书院中，虽然首推徽州紫阳书院，但是其六百余年间一贯尊崇朱子理学，既排斥陆王心学又排斥汉学，严重的门户之见，是学术进步之一大障碍。毓文书院能够主动适应历史的大势，积极倡导汉学教育，传播汉学思想，改革教育方式，其自身也在与汉学学术的结合中得以发展和光大，实现了双向互动，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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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