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才女郑秀：错爱曹禺，虚掷一生，只等到他派人送来的葬礼花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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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和他是清华大学的同学。

与出身没落官僚家庭的曹禺不同，郑秀是个大家闺秀，她父亲郑烈和舅父林文都是同盟会元老，林文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民国成立后，日本江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郑烈出任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秀也因此选择就读于清华大学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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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想到，曹禺多才也多情，一生情缘无数。

两人婚后不久，曹禺就与方瑞产生了长达十年的婚外情，还另外组建了一个家庭。郑秀迫不得已与曹禺离婚后，带着两个女儿独自生活，即使如此，她也割舍不下曹禺，宁可放弃跟着父亲前往台湾的机会，也要在大陆苦苦守候曹禺回头。

1989年，重病在身的郑秀多方请求，要见曹禺最后一面，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临终前，她仍在病榻上呼唤着曹禺的小名“家宝” 。

在她的葬礼上，早已三婚的曹禺派人送来了一只巨大的花篮。

为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痴情至死，是可悲的，如同水中捞月、缘木求鱼。这个出身同盟会革命世家、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才貌双全的女子，就这样为情所困，虚掷一生、无所作为，值得引以为鉴。

1清华舞台上的这个“娜拉” ，是男生演的

1931年， 19岁的郑秀还在著名的北平贝满女中读书，跟着同学来到清华大礼堂观看话剧《娜拉出走之后》，谢幕之后，她跟着同学来到幕后，看到谢妆之后的“娜拉”扮演者竟是一个叫万家宝的男生，不禁惊讶万分。

万家宝，就是后来的著名剧作家，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曹禺，这时也只有21岁，是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三学生，他其貌不扬、个头不高、戴着一副眼镜，与刚才舞台上那激情表演的“娜拉” ，完全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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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曹禺

曹禺同样对面前清秀雅致的少女产生了深刻印象，第二年，郑秀考进清华大学法律系，清华当时女生很少，这也是曹禺不得不在话剧舞台上“男扮女装”的原因，相形之下，英文流利、才貌出众的郑秀在校园里十分引人注目。

1933年春天，话剧社排演新戏《罪》，由曹禺担任导演并扮演男主角拉里，他特地邀请郑秀扮演女主角汪达，借机接近并追求郑秀。

但郑秀考虑到自己刚进大学，还不想恋爱，就拒绝了曹禺，痴迷不已的曹禺整天在女生宿舍照澜院18号旁的小树林里徘徊，整宿整宿地守在那里，遥望着郑秀宿舍的窗户，还因此病倒了。话剧公演后，轰动了清华校园，郑秀也被他的痴情打动了。

这个夏天，曹禺顺利毕业，暑假里，他与郑秀两人相约留校，一起在清华园图书馆里读书。曹禺就在此时开始创作剧本《雷雨》，郑秀是他的第一位读者，为他誊写稿件，听他详述剧中的人物构思和命运，月夜，二人漫步在暑假空旷的校园里，沉浸在戏剧与文学的世界里，爱情也悄悄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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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禺一举成名，郑秀回归家庭

1933年秋天，已入读清华研究院的曹禺收到保定明德学校的聘书，由于曹禺自幼失母、父亲在几年前病故，他必须挑起养家的责任，于是他前往保定任中学英语教员，并将郑秀帮他誊抄的《雷雨》一稿寄给巴金。

1934年，在巴金的推荐下，《雷雨》在全国最大型的杂志《文学季刊》上登出，不久，由留日中国学生搬上舞台，又在国内公演，轰动全国，被称为当时中国最好的一部话剧。不久，年轻的曹禺又创作了《日出》、《原野》，从此一举成名，从穷学生成为全国文化名人。

1936年，郑秀从清华大学法律系毕业，为了与郑秀相聚，曹禺跟着郑秀来到她父母家所在的南京，任教于刚刚成立的中国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24岁的郑秀没和同学们一样出国深造，而是到南京审计部当了一名小职员。

1936年11月26日，曹禺和郑秀在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举行了订婚仪式。订婚宴上，文化名人云集，巴金先生特地送来洋娃娃，祝二人早生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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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与郑秀的结婚照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迁往长沙， 1937年10月，曹禺和郑秀在长沙青年会举办了婚礼，不久，二人跟着剧专又迁往四川省江安县，曹禺任戏校的教务主任，郑秀则接连生下两个女儿。

3灵感枯竭的曹禺，以婚外情创作了话剧《北京人》

郑秀是千金小姐出身，生活讲究、酷爱整洁，她跟着曹禺住在江安县一处破旧的老宅里，经济困窘，婚后，二人之间性格、出身、兴趣的差距越来越大。

郑秀回忆说，曹禺不爱洗澡，哪怕她把衣物和洗澡用品全都准备好了，曹禺会关上门一边看书、一边放水装作洗澡。

而据曹禺说，当时郑秀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没有出外任职，当上了全职主妇，闲暇的日子里，她常常和剧专的太太们一起打麻将，有时还拉着曹禺凑数，这种安逸无趣的生活，让胸怀大志的曹禺充满了厌倦。

战乱中的曹禺，虽然在戏剧界名声很大，但身份仍不过是剧专的一名穷教师，既无权势又无财富，为此他突发奇想，想要以文章动公卿，写了一部功利之作《蜕变》，被誉为“战后最能表现中国伟大的脱旧变新时代精神的剧作与史诗” 。

曹禺为了埋头写作《蜕变》，下了番苦功夫，闭门谢客一个多月，还把因担心他身体状况而限制他写作的郑秀母女送到她重庆的父亲家里，自己一个人呆在江安县的剧专，他们俩的婚姻，因此悄然出现了裂痕。

曹禺这部对“自由中国”的歌功颂德之作，出版排演后，未能让他摇身一变“暮登天子堂” ，反而陷入了创作瓶颈。

曹禺少年得志，二十来岁就接连创作了《雷雨》、《日出》、《原野》三部经典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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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这辈子艺术创作上的高峰就停留在了这个阶段，后期的作品，全都无法超过这三部话剧的成就。黄永玉曾写信给晚年的曹禺，称对曹禺后来的作品一部都不喜欢。

也许，是与郑秀的这场恋爱给了他激情。正是结识郑秀之后，曹禺才接连创作了这三部经典剧作。

郑秀也颇为怀念清华园与南京时二人朝夕相处的恋爱时光，郑秀生病时，曹禺天天来看她，为她讲述外国电影，为她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爱情台词。

而如今，孩子们陆续出生，他们俩陷入了日常生活的琐事中，激情不复往日。

王蒙在纪念文章《永远的“雷雨”》，记录了曹禺向他发的感慨：“王蒙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

1940年，一位与众不同的美人方瑞，出现在三十岁的曹禺身边。

方瑞是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干女儿，杨振声不管是在青岛大学当校长，还是在清华大学当教授，都长期把年轻二十岁的方瑞带在身边，引起了社会上不少讥议。

对此，梁实秋文章里写过，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两年，未带妻子，与邓初、方瑞一家共居一宅，很是愉快，此后去清华大学，杨振声也将干女儿方瑞带在身边，梁实秋记录称“今甫（即杨振声）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干女儿，自称过的是帝王生活，悠哉游哉的享受那园中的风光湖色。 ”朱自清日记里也记载过：“访今甫，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 Beauty）。 ”

方瑞原名邓绎生，出自江南名门世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之后，父亲邓初与陈独秀、杨振声等人都是故交，杨振声曾给邓初建议，让他不要把方瑞送出去读书，而是留在家里好好栽培成，让她成为中国最后一名熟谙国学的大家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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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中间为方瑞

后来，曹禺把杨振声和方瑞及自己之间的三角故事写进了《北京人》，称杨振声是剧中老太爷“曾皓”的原型， “剥夺年轻姑娘的感情” 。

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

在《北京人》剧本中，曹禺这样描写着“愫方”：“愫方名字是不足以表现进来这位苍白女子的性格的，她也就有三十岁上下的模样，出生在江南的名门世家，父亲也是个名士。名士风流，身后非常萧条，从此就遵守母亲的遗嘱，长住在北平曾家，再也没有回过江南。 ”对于愫方的外貌，则是：“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 ，苍白的脸上恍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一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惜，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

方瑞和妹妹住在一起，房间就在曹禺对门，据曹禺说，她房中挂着山水画和几幅工笔仕女图，桌上有砚台、竹笔筒，床上挂着白帐子和素静色的被褥，极具红楼梦中小姐书房的古典气息。

甫见到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大家闺秀” ，新婚不到两年的曹禺便又坠入了爱河，而此时，郑秀生下了第一个女儿万黛，肚子里又有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万昭。

郑秀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家里有许多学生来，邓绎生也来。没有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邓绎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邓绎生闹了一次。有个杨嫂（方琯德家的佣人），扮演了一个传递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杨嫂来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见了。杨嫂呆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我从后边尾随，曹禺没有发现。他到一个茶馆里坐下，便看邓译生的信，我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是毛边纸写的，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

1942年，郑秀与曹禺在剧专大闹一场，曹禺只得辞职跟她来到重庆，在复旦大学兼课，而方瑞（邓绎生）也来到了重庆，曹禺与方瑞开始同居，并向郑秀提出离婚，郑秀坚决不肯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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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成婚的曹禺也就像他剧作《北京人》里所写，过上了一夫二妻的生活，郑秀与曹禺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4宁可不随父前往台湾，也要苦守一份无望的爱情

1948年冬天，解放战争胜利在即，身为国民党高官的郑烈随着败军退往台湾，他四次动员女儿郑秀带着两个外孙女跟着自己一起赴台，郑秀都没有答应。

此时，曹禺与方瑞已经同居六载、毫无回归家庭的意思，当中共地下党组织动员曹禺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时，他也带着方瑞同往，并未将去向告诉郑秀。

对曹禺的下落，郑秀毫不知情，但她幻想着，曹禺与她有两个共同的女儿，二人也没有办理离婚手续，说不定有一天曹禺又回到自己身边。

十年前的恋爱时光和初婚岁月是那么美好，让她不眠夜里一遍遍地回顾着，渴望有一天能昔日重来。

最后，郑烈派人把郑秀母女接到上海龙华机场，劝她们和自己一起离开，可郑秀却在登机之际改变了主意，她要留下来，等候曹禺回心转意。

郑秀带着两个女儿跟父亲告别，望着年过六十、双目几近失明的父亲，郑秀心中痛楚，她不忍心抛下老父独自留在大陆，可又割不断心中对曹禺的牵挂。

郑秀与老父从此诀别，海天相分，生死永隔，她宁愿冒着不孝之名，也要坚守着一份早已褪色的爱情。

5痴心等候复婚，曹禺却与京剧名演员三婚

1950年，曹禺任刚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为了与方瑞正式结婚，他派出大量亲友游说郑秀，郑秀迫不得已，与曹禺签字离婚。

这次离婚仪式很是隆重，由郑秀的工作单位中国人行经济研究处和曹禺的单位中戏派了工会、人事干部会同法院代表到场，以及两家报社的采访人员见证。

法院裁决两个女儿归郑秀抚养，曹禺每月负责抚养费。听完裁决书后，郑秀放声痛哭。

曹禺与方瑞很快结婚，生下两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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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与方瑞一家

文革开始后，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农场，少经世事的方瑞精神上陷入了崩溃， 1974年，长期服用安眠药的方瑞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

曹禺身边乏人照顾，郑秀把学医的大女儿万黛派去照顾父亲，了解曹禺饮食起居习惯的郑秀还常常加以指点，女儿们盼望父母能够复合，郑秀也多次表达了这种向往。可1979年，曹禺却宣布与一位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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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茹

而据《李玉茹自述》，李玉茹说，早在1947年，曹禺就开始对她热烈追求，两人互相爱慕，只是曹禺身为穷读书人，并不受她母亲的待见， 1948年底，曹禺离开上海时，还带着方瑞一同到她家告别。

方瑞去世后， 1978年，曹禺刚刚平反不久，在上海与出任京剧院三团团长的李玉茹重逢，很快领取了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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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与李玉茹

但第三次经历爱情的曹禺，却仍然没写出像样的作品，李玉茹说此时的曹禺已濒于精神崩溃，一方面，到处出席社会活动、写作应景之作；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写不出好的作品而痛苦。

曹禺靠恋爱来创作优秀戏剧的老法子，不灵了。

对此，他的诤友黄永玉在信中认真地批评道：“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

三十岁之后，曹禺的多部作品都是应景随时之作，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 ，却试图要通过新的恋爱来找回当年的自己。

在和李玉茹结婚之前，他就曾写信给李玉茹的女儿：“我现在不知写什么！甚至于怕写不出什么来了！也许你妈妈会治我这种恐慌症、空虚病， ……有了她，我可以说出许多话，许多感情，而她又是多么能劝解、分析、解释。 ”

是和郑秀恋爱结婚那几年中才思泉涌、杰出频出的成功经验，让曹禺误以为艺术创作要靠爱情、靠燃烧着激情的新爱情。

6痴情不是你的错，不成长才是

1989年，郑秀病重入院，她多方提出要求，想见到曹禺最后一面，但并未如愿，对此，曹禺解释说当时他也已经体弱多病、长期住院。

郑秀临终之际，犹然呼唤着曹禺的小名“家宝” ，最终她满怀遗憾地离开了人世，此生再也无法见到那份熄灭的爱情重燃。

在她的葬礼上，曹禺派人送来了一只巨大的花篮， “是整个灵堂中最引人注目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名字，更是因为那是一个足以使整个灵堂内所有的鲜花、挽联、花圈黯然失色的最大的、品位最高的……”

一生痴爱、一生追随，所得的回报不过是一个葬礼上的花篮，这不仅是可叹，甚至有几分可悲。

郑秀出身世家，在就读贝满女中已经是引人注目的才女，英文、成绩、活动能力都十分出色，后来又考进了清华大学法律系，可刚上大学就陷入了恋爱，一毕业就生儿育女，在学问追求上止步不前，最终，她除了在中国人民银行经济处从事过几年资料工作外，无所作为，没有做出一番事业。

正因为她把全部身心都放在婚姻家庭之中，当爱情离开之后，她显得是那么脆弱、那么卑微、那么无助，竟把人生意义全都寄托于曹禺在家庭中的去就上。

她辜负了自己的才华和青春，哪怕痴情守候再久，哪怕心中再苦痛，也没能挽回曹禺那早就消逝了的情意。

还是用舒婷的《致橡树》来叹息郑秀的一生吧：“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

好的爱情应该是，就算你转身离开，我还是可以成为优秀的我自己，原本，优秀才是你爱我的理由，你走不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