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人八戒缘何走上取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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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海松

猪八戒本是掌管天河的“天蓬元帅” ，由于酒后戏弄嫦娥，玉帝震怒，被打了“二千锤” ，贬下“尘凡” 。结果不幸“错了道路，投在个母猪胎里” ，变得了猪的模样。八戒受到如此惩罚后，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一出生就“咬死母猪，打死群彘” ，而且还“占了山场，吃人度日” 。

福陵山云栈洞里面一个叫“卵二姐”的妖怪，不嫌他丑恶，招赘他做了丈夫，过了几月逍遥生活。但天有不测风云，不到一年，卵二姐死了，他吃光用尽老婆的家当之后，饿急了，只好吃人。遇到观音奉旨上长安寻访取经人，他与菩萨的徒弟惠岸行者大战一场。待到菩萨亮明身份后，八戒与菩萨的对话堪称犯罪人心理意识的极佳范本。

菩萨劝他道：“古人云，若要有前程，莫做没前程。你既上界违法，今又不改凶心，伤生造孽，却不是二罪俱罚?”这猪妖则说道：“前程前程，若依你，教我嗑风!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管什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

八戒这番话是典型的破罐破摔心态，犯罪后不肯服法，反而负隅顽抗，屡教不改，多次行凶违法。这在犯罪人群体中很常见。法学学者龙卫球也在《〈西游记〉中的救赎问题：猪八戒的法意识局限》随笔中提出了这一问题“我们发现，世俗违法作恶之人，多是猪八戒的上述心态，不管是故意的还是不故意的，就是不甘认罪服法，还要破罐子破摔” 。

在现实中，有关累犯的许多调查显示，猪八戒心态确有其现实根基。累犯行为人相较于初犯，人身危险性更大，反社会的心理特征更突出，犯罪的可能性更大。一项犯罪研究调查报告指出，在刑事前科为两次和3次及以上的累犯群体中，累犯的后罪为非严重暴力犯罪的累犯占了绝大多数，而在刑事前科为1次的累犯中，累犯后罪为严重暴力犯罪的累犯又只占了绝对少数。这可见，犯罪率频繁的累犯几乎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局。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这些重刑犯、累犯往往属于道德品质低下者，主观恶性甚大，怙恶不悛，相较于他人更容易滋生犯罪。被处罚后往往会增加其反社会心态。古代有所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说法，要行善救赎，就要不断超越自己，反思自己，这比登山还难，而跟从作恶、纵容作恶，则如雪崩一样，一旦撕开一个口子，则连绵不绝。一些人也有掩饰罪恶、毁灭罪证、逃避法律制裁的现实目的，所以铤而走险，为了活命而不惜再度犯法。而且，从操作技术上说，重罪犯者对于犯罪手段更加娴熟，甚至是“术业有专攻” ，其再犯更容易，成本很低。

除了罪犯本身的恶意之外，还可能是社会治理失效的一种表现。面对这样冥顽不化之徒，法律强制手段是必要的，但却不是万能的。玉帝给八戒的刑罚不可谓不重，贬下凡尘，变为猪妖。但问题是，可能正是这种过重刑罚才激发了其逆反情结，选择破罐破摔。在不少犯罪人想来：法律如此严苛，我本是轻罪，但处分如此严重，没有活路，还不如继续为恶，为更大的恶。所以他说“依着官法打杀” ，没有活路。在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正是缘于秦律繁苛，因下雨耽误了戌边行程，按秦律当斩，既然没有活路，干脆豁出去拼了，于是起义，最终推翻秦王朝。

秦国荣教授也在《八戒理论与菩萨训导》一文中提出，八戒说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犯罪者的一般心理，在恐怖的法律制度下， “若依着官法”只能被“打杀” ，但一心向善， “依着佛法” ，结果又可能是被“饿杀”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犯罪者在必须生存同时又难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走“占山为王”的“强盗”之路。合理疏导的缺失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

当然，八戒所幸遇上了慈悲的观音，最终在观音的引导下，弃恶扬善，修成正果。与玉帝不同，观音对八戒问题的处理是强制与教化结合。首先通过法力制服八戒， “观世音在半空中，抛下莲花，隔开钯杖。怪物见了心惊” 。法律制度要显示其威力，震慑罪犯，暂时让其没有继续作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柔性教化，告知其人生有另外一种可能，并明确指示其参与西天取经的具体救赎方案，给予其未来明确的预期。书中接下来如是描述。菩萨道：“人有善愿，天必从之。汝若肯归依正果，自有养身之处。世有五谷，尽能济饥，为何吃人度日?”怪物闻言，似梦方觉，向菩萨施礼道：“我欲从正，奈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菩萨道：“我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你可跟他做个徒弟，往西天走一遭来，将功折罪，管教你脱离灾瘴。 ”那怪满口道：“愿随，愿随!”

这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不乏启示。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将人类的法律惩罚方式分为“压制性制裁”和“恢复性制裁” 。法律的发展是一个压制性法逐渐让位于恢复性法的历史过程。中国古代主张德法合治，对此有更充分的理论资源。犯罪应该惩罚，但惩罚不是唯一的目的，更不是一罚了之。如何引导犯罪人正常回归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这也是我们应该从猪八戒身上得到的法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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