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au并非妈阁：早期西方人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取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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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妈阁是座城》上映 。 它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澳门做叠码仔谋生 ， 与三个男人发生的爱恨纠葛故事 。 想必有读者听说过一个说法 ， 澳门葡文名Macau源于“妈阁”的音译 。 那么 ，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早期西方人又是如何给中国城市（地区）取名的？这里面有没有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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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葡文地名Macau的千元澳门币
妈港和刺桐 ：名物误当地名
元末明初 ， 广东香山县的澳门半岛北部开始出现村落 ， 起先称“蚝镜（境）澳” 。 澳门附近海域 ， 明时以产蚝（牡蛎）而闻名；“澳”则指船只靠泊的地方 。 后来 ， 文人们嫌弃“蚝（蠔）”字土 ， 将“蠔”雅化为“濠” ， 继而出现了“濠镜澳”的雅称 。 澳门半岛有南台、北台（今日西望洋山和东望洋山） ， 两山高耸相对如门 ， 则是“门”的来历 。 这样 ， “澳门”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最常见的称谓 。 迄今所见最早出现“澳门”地名的官方文件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广东南海人庞尚鹏之奏稿《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 ， 疏云:“广州南有香山县 ， 地当濒海 ， 由雍麦至蚝镜澳 ， 计一日之程 ， 有山对峙如台 ， 日南北台即澳门也 。 ”
澳门葡文名Macau ， 距离澳门一词读音相差甚远 。 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 ， 说是当年葡萄牙人登陆澳门 ， 最早的地点是在澳门半岛西南部的妈阁庙（天妃庙）前 。 登陆后的葡萄牙人问当地人地名名称 。 当地人误以为是问这座庙的名字 ， 便答道“妈阁” 。 葡人听到后 ， 便以“妈阁”的读音 ， 将其转写为Macau 。
这一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阁”是入声字 ， 澳门是粤语区 ， 粤语今音为[kok] ， 尚有-k韵尾 ， 何况是明代；而cau音节无-k入声韵尾 。 Macau是“妈阁”的音转 ， 只是后人的臆断而已 。 认为Macau 是“马鲛（马角、马交）”的转写更是错得离谱 ， 澳门马鲛石是在清代文献中才出现的；近年出来的Macau 是“泊口”（意为靠泊口岸）的说法则是错上加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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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妈祖阁
虽然澳门Macau不是“妈阁”的音转 ， 但也与天妃有关 ， 确实是一个以名物指代地名的现象 。 Macau（Macao）其实是Amagao（阿妈港）的缩写 。 由于时人将天妃（清朝升格为天后）称之为“阿妈”或“娘妈”的关系 ， 澳门天妃庙附近的水域称之为“阿妈港（亚马港）” 。 郭棐《粤大记》的香山县图中 ， 有濠镜澳的村子 ， 右侧标有“番人房屋”的房屋图像 ， 向右即“亚马港” 。 1952年 ， 日本学者写的《长崎轶事》提到的澳门旧地名也是“妈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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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大记》香山县图
瑞典历史学家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称:“澳门…远在葡萄牙人到此定居以前 ， 就以安全的港湾而著名 。 因在娘妈角炮台附近有一座供奉偶像的神庙 ， 所供奉的女神成为阿妈（Ama） ， 所以外国作家称之为阿妈港（Amagao ， Port of ama） 。 ”
最早来华的西方人之一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也曾明确指出Macau得名与阿妈港的关系：“他们（广东官员）从未完全禁止贸易 ， 事实上他们允许贸易 ， 但不能太快 ， 而且始终附有这样的条件: 即贸易时期结束后 ， 葡萄牙人就要带着他们全部的财物立即返回印度 。 这种交往持续了好几年 ， 直到中国人的疑惧逐渐消失 ， 于是他们把邻近岛屿的一块地方划给来访的商人作为贸易点 。 那里有一尊叫做阿妈（Ama）的偶像 。 今天还可以看见它 ， 而这个地方就叫做澳门（Amacao） ， 在阿妈（Amae）湾内 。 ”
Amacao中的cao对应的其实是汉字“港” ， 此词本应写成做Amac?o 。 葡萄牙语没有ng韵尾 ， 在拼写ng尾汉字的读音时 ， 只能用鼻化符号“~”表示 。 语言有趋简性 ， 就像本名“阿妈港”很早变成“妈港”一样 ， Amac?o也很快缩写成了Mac?o 。 Amac?o缩写成Mac?o后 ， 早期葡萄牙人地图也确实出现过将澳门拼写成Mac?o的地名 。 葡萄牙语在拼写时经常省略“~” ， 如下图两个叫西芒的葡萄牙球员 ， 其中一人球衣上的姓名就没有鼻化符号“~” 。 如此一来 ， Mac?o就成了Macao 。 早期“妈港”的译名有Mac?o、Macao、Macau等多种写法 ， 后来被统一为Macau 。 Macau与Amac?o略远 ， 才造成了回译成汉字的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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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年葡文沿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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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芒·萨布罗萨和大卫·西芒的球衣
受本地人影响 ， 以名物指代地名的现象不止澳门一例 ， “泉州”的拉丁文转写Zayton亦是如此 。 五代时晋江王留从效修建泉州城 ， 环城种植刺桐 ， 泉州因此被称作“刺桐城” 。 宋元时代 ， 泉州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口岸 ， “刺桐城”一名被阿拉伯人带到西方 ， 从此有了Zartan或Zayton等转写 。 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就出现了Zay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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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年《加泰罗尼亚地图》由北向南出现的Cansay行在（杭州）、Mingio明州（宁波）、Zayton刺桐（泉州）
宁波省和广东府：颠倒政区级别
葡萄牙人在澳门一带站稳脚跟后 ， 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 ， Macau（Macao、Mac?o）一名也逐渐扩大为指代香山县的地名 。 远方的江南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 宁波的葡文转写Limpo扩大成了指代全省和江南的地名 。
Liampo应是拉丁文Niampo的音转 ， Niampo之名应该出现在1554年 。 是年 ， 意大利学者拉穆西奥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编辑出版了《航海与旅行丛书》 ， Niampo被标在中国东海岸的陆地内侧 ， 指的是宁波城 。 Niampo应该是欧洲对宁波城的最早音译 ， 而Liampo则还没出现在地图中 ， 故这一地名的出现亦早于Liamp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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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与旅行丛书》东亚地图
1522年西草湾之战后 ， 葡萄牙人曾一度被逐出广东 。 他们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实在太有吸引力了 ， 以至于不能放弃 。 他们遂越过广东 ， 从马六甲直接前往福建和浙江 。 嘉靖十九年（1540年）左右 ， 在中国私商的协助下 ， 定海（今镇海）县辖下的葡萄牙居留地逐渐形成 ， 即当时亚洲最大的走私基地双屿港（Syongicam） 。
葡萄牙人占据双屿之后 ， 把舟山群岛以及对岸的宁波沿海伸入海中的地带称为Liampo 。 Liampo是闽南语“宁波”的音读 ， 是因为葡萄牙人先接触闽南人 ， 而闽南语l、n混 。 然而 ， 葡萄牙人接触的人物有限 ， 以至于不能了解Liampo是个府名；他们不但将Liampo误当作省名 ， 甚至还将南京应天府当作“宁波省”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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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前后葡萄牙人杜拉多地图中的Liampo
Macau、Limpo这类早期西方地图出现的错误地名 ， 往往不是名从主人 ， 是西方走私者染指中国造成的 。 他们不了解地名的界限 ， 也不会被允许去了解地名的界限 ， 就造成了与实际相差极大的地名 。 广州则出现了与澳门、宁波相反的现象 ， 它的西文地名Canton本意是省名“广东” 。
受最早来华的葡萄牙私商影响 ， 清代之前的西方人甚至一度认为中国南方只有两个省：其一是Liampo宁波省；其二就是Canton广东省 。 在《中国札记》和《早期澳门史》中 ， Canton原本都是指省名广东 。 Canton在其它领域的名词也是与省名有关 ， 广东的主要河流珠江称为Canton River ， 珠江三角洲则是Canton Delta 。 1655年 ， 意大利地理学家卫匡国出版了西方最早的中国分省地图集《中国新地图集》 ， 广东分图也是省名、府名不混 ， 拉丁文Qvangtvng指广东 ， Qvangchev指广州 。 然而 ， 卫匡国的正确记录并未被西方后来者继承 ， 由于未知的原因 ， Canton逐渐成了省城广州最为知名的外文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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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地图集》广东分图
1906年春季 ， 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 ， 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转写进行了统一和规范 。 会上决定 ， 基本上以翟理斯所编1892年初版《华英字典》写法为依据；而闽粤的部分地名有习惯拼法的 ， 可保留不变 ， 如Canton（广州）、Amoy（厦门）等 。 这个错误的地名转写被官方机构大清海关确定后 ， 就产生了一个荒唐的现象：邮政地图中 ， Kwangtung指广东 ， Canton指广州；但是两个拼音（西文转写）对应的汉字实际上都是“广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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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广州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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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中华邮政舆图》广东部分
汉语拼音成为国内外标准后 ， Canton等早期地名西文转写都被废止不用 。 然而 ， 它们并未被完全忘却 。 在广州塔落成之前 ， 就其英文名称 ， 广州人对Canton Tower还是Guangzhou Tower曾产生过争论 。 最终 ， 广州塔的正式英文名称还是使用了西方人所熟悉的传统称谓 ， 即Canton Tow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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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塔Logo
入乡亦随俗：京号误当地名
我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地名命名方式 ， 就像人有官职一样 ， 地名也有职务 。 我国古代有多京制的现象 ， 为了区分不同的都城 ， 会依其方位 ， 称作某京或某都 。 地名的这类头衔被叫做“京号” 。 唐朝有两都：西京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东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个别深入人心的京号成为流行于朝野的俗名 ， 以至于人们都快遗忘它们的政区本名 。 受古代中国人影响 ， 西方人也有误当京号为正式地名、通过京号来转写当地地名的现象 ， Peking这一地名便是典型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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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西京和东都
Peking对应的两个汉字是“北京” ， 但一直到民国 ， 北京的实际政区名从未出现过“北京” 。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北京其实是个明朝以来的俗名 。 今天的南京市 ， 在明朝洪武年间 ， 真正的政区名是应天府 ， 并拥有京师的京号 。 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变夺得皇位后 ， 于永乐元年（1403年）升自己的发迹地北平府为“行在”（天子行銮驻跸的所在） ， 并改统县政区名为“顺天府” 。 永乐十九年正月 ， 朱棣正式以“顺天府”为京师 。 而旧都应天府获得留都的名份 ， 京号改称“南京” 。 南北两京制形成后 ， 因留都为“南京” ， 京师被对应地有了“北京”的俗名 。
1644年清兵入关 ， 迁都北京 ， 原旧都盛京改为留都 。 顺治十四年（1657年） ， 清世祖仿效顺天府的命名和建制 ， 在盛京城内设奉天府 。 如果按照方位 ， 顺天府俗名应该为“南京” ， 奉天府为“北京” 。 但经过几百年的沉淀 ， “北京”开始与地域挂钩了 ， 成了特指顺天府的地名 ， 民间一直称呼它为“北京” 。
那么 ， 为何西方人将“北京”拼作了Peking呢？在我国最早的拼音著作之一、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 里的“北”被记作pě ， 是当时官话读书音“北”的入声念法[pe?] ， 略似现行汉语拼音be并念短促（收喉塞音） 。 虽然当时北方话实际口音中已无入声 ， 但是读书音仍旧保留着入声 。 再是“京”读king[ki?] 的由来 ， 它发音如现行汉语拼音ging 。 《西儒耳目资》里的“京”的声母仍然是舌根音k（汉语拼音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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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儒耳目资》“北”“京”字音
明末开始,北方话中舌根音g、k、h的细音（韵母为i、ü的音节）向舌面音j、q、x转变 ， 出现了舌根音腭化现象 。 gi、ki、hi的读音分别变成了ji、qi、xi 。 以“希”字为例 ， 它本来读作hi ， 类似英语“他”he[hi]的读音；腭化后 ， 读成了xi 。 相应地 ， king（ging）就变成了jing 。 即便如此 ， 我国到清末还存在着一个较为保守的南派官话 。 它保留了入声和舌根音不腭化的读法 。 在读书音方面 ， 它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北派官话 。 于是 ， 近代西洋人受南派官话影响将北京拼做了“Pe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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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于1900-1901年间的北京全图
在南方 ， 明亡后 ， 应天府失去了南京的头衔 ， 也失去了带“天”字的地名 ， 清政府将其改为江宁府 。 经过几百年的沉淀 ， “南京”已演变成特指江宁府（应天府）的地名 ， 开始与地域挂钩了 。 这个民间俗名也影响到了西方人 ， 导致他们的地图将清代的江宁府也写成Nanking 。 1737年 ， 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中国新图集》中的江宁府就被注为“Nanking” ， 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清朝乾隆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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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图集》江宁府被转写为NAN-KING
北京和南京并非我国最早出现在西方地图上的京号地名 ， 更早的是一个叫Cansay或Quinsay的京号地名 。 它们对应的汉字是“行在” ， 这个“行在”当然不是朱棣的行在 ， 它具体指代的地名是南宋国都临安府 ， 即今天的杭州 。 南宋在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后 ， 为显示收复故土的决心 ， 京号不称为“京城” ， 只称之为“行在” 。 《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次提到的东方最美城市Quinsay就是行在（杭州） 。 “行在”成了明代以前杭州在西方最为知名的译名 ， 《加泰罗尼亚地图》中的Cansay指的即是杭州 。
1638年 ， 德国曾出现一幅凭想象描绘杭州城的铜版画《Xuntien alias Quinzay（Hangchow, China）》 。 原图的Xuntien即顺天 ， 明朝京师的政区名“顺天”府 ， Quinzay为行在 。 图名直接翻译是“顺天别名行在” ， 这当然不妥当 。 这显然这是西方人曲解了Xuntien的意思 ， 勿误为“京号”的译名 ， “Xuntien alias Quinzay”全句应译为“京号为行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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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年杭州城市地图铜版画
我国早期地名西文转写大部分是西方人自说自话 ， 画在了地图之上 ， 写在了书籍之中 。 它们都没遵从名从主人的这一重要原则 。 这给今人寻找早期拼音对应的地名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 挖掘历史真相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 即便如此 ， 除了对照地图中的地名位置外；了解一定的语言学知识 ， 对于破获出不少有关地名的真相 ， 也是大有帮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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