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到唐朝，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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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唐宋变革说”进行评价的时候，一定要厘清“史实”与“史观”的区别，所谓“史观”是指中古文化型态到近世文化型态的转型，所谓“史实” ，唐中叶至南宋，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发生了根本性革命性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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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人们的关注焦点由史观转向史实，不再纠结于从史观去对宋代的时代性质定性，到底是中世的开端，还是近世的开端，又或者是中国封建制度内部的延续，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很难有高下之分。从时代性质的价值判断转向对其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借鉴，抛开时代性质的争论，承认唐宋之间某种变革式的断裂，关注宋代形成的某些新的特质对元明清的影响。这一转变，不仅可以将社会多个领域的变化置于变革的角度去考察，也可以以长时段的视角来研究现有课题，开阔的历史视野使得宋史研究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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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许多学者都在其论作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台湾学者柳立言称“我们可以不接受京都和东京两派的史观，但史实仍在，不能忽视宋代是君主独裁制，统治阶级主要是由平民出身的既得利益者所构成，社会出现有着独特文化的市民阶级和地位大幅上升的商人阶级，工商和家庭手工业盛况空前，个人权利观念甚为发达，反映在法令之多如牛毛……还有更多大小不等的转变。 ” 。此外，学者张广达表示“唐宋变革说”具有生命力的一大原因就在于其“变革观” ， “具体地说，由于唐宋变革说的存在，虽然唐宋之间仍有某种因袭和延续，但是，学者都不再把唐宋两代视为同质的因袭和延续而忽略从唐代寻求断裂的源头。同样，由于唐宋变革说的存在，人们越来越注意宋元的延续，探索唐宋变革带给元、明、清的后果。 ”他主张将宋史研究应当突破自身局限，在时间上可以延续到元明清，空间上可以扩展到朝代的边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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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这一新的研究视野被广为接受，一时间冠以唐宋变革之名的论作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从文学、书法、法律、城市建设等多各个角度对唐宋变革进行了论述，然而这种模式一旦泛化，就会变成“大多数研究者研究唐宋时期的变革，多是从各自所需的角度截取唐宋变革论已有的一些结论性观点，纳入自己熟悉的理解体系，或者贴上“唐宋变革”的标签，而不是从范式的角度通盘审视和观察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唐宋时期究竟发生了何种性质的社会变革。 ”这一切都源自对“唐宋变革说”不加反思的接受，我们当然要承认唐宋之际的变革，但是更要明晰所谓的“变”对后世的影响力如何。对于那些无足轻重的变化，就不必纳入“唐宋变革”的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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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史料，反思“唐宋变革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引进、介绍“唐宋变革说” ，是为了引发学界对于宋史的重视，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角度来对“唐宋之际的巨变”定位。有的学者从“文化中心主义”出发，认同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 ，认为宋代理学“超越汉唐，回归三代”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有着相似的地方，都是借祖宗之法来宣扬自己的观点。着眼于宋代士大夫那种昂扬的精神气魄，强调其与近世的人本主义精神有类似之处。然而，理学的发展并非是对思想的解放，反而是强化了伦理纲常，进一步禁锢了思想。在理学发展下产生的裹小脚、贞洁牌坊等现象，强调了妇女的人身附属地位，很难说得上是历史的进步。此外，内藤湖南所论述的“君主独裁”作为近世化的标志之一，也很难让人信服。在君主独裁体制下，门阀士族的权力被集中到君主手中，君主不再是门阀士族的代言人，而是人民的公有物。压缩了权力链条后，特权阶级的利益不再，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平等。可是，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仍然会成为新的权贵阶层，对于社会平等并无实质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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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的史实的确存在，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唐宋变革说”的近世史观与宋代的实际情况并不贴切。为此，李华瑞教授专门写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通过对政治、性别、多民族国家等视角分析了“唐宋变革说” ，既不符合我国现实情况，也不具备世界普遍意义上的进步特质，这一学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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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史实来看，内藤湖南的观点也并不能得到中国大多数学者的支持，甚至动摇了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的立论依据。关于内藤所说的“君主独裁取代贵族政治”这一历史性变革，国内已有许多学者从史实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如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唐长孺先生说：“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弱。足以见得，门阀士族的衰落并非是宋代独有的现象，且君主独裁也不见得就是近世进步的标志，因此内藤湖南的这一观点，可谓是从“史实”到“史观”都存在巨大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