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变法中新、旧党议政立场

对于宋代新政的颁布和推行，保守派的人士习惯于因循，不愿意看见政局的动荡，更不愿意自己已得的利益被侵削，于是纷纷起来攻击新法。他们提出的观点有一部份是明显的无理，有一部份有其道理而不符合实际，有一部分却是针对新法的缺失而发，不可把旧党人士的异议一概看作无理取闹。

在新法实施的初期，以道德观议政与纯粹议政为二大论政态度，转变到后期，以意气之争为政争主要活动时，新法改革的意义遂被模糊掉了，恐怕这是宋神宗一意改革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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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先谈道德性的论政这一方面。旧党人士非议的着眼点首先就在于“义利之辨” ，以君子、小人分辨新、旧党。而新党人士反驳的焦点，大多是集中在旧党份子的老旧顽固的观念，要不然就是举老臣“不臣”、“骄主”为借口，陷老臣于不义，而且也口口声声说守旧大臣是奸佞、小人。双方都是依据伦理道德的观点来攻击对方，而焦点就集中在“义利之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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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利之辨

有关于义利之辨，儒家原始观念中，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标准。到了儒家思想复兴的宋朝这个时期，文人更振振有词的将“义利之辨” ，拿来作为分别君子、小人之党的依据，于是，旧党对新党攻击的第一口实即是“新党人物都是与民争利的小人” 。在还没有进行变法之前，王安石对守旧大臣的不满早就显现出来，魏泰《东轩笔录》卷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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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初，李仲昌议开六塔河，王荆公时为馆职，颇祐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赃败。刘敞侍读以书戏荆公曰：“要当如宗人夷甫，不与世事可也” 。荆公答曰：

这段故事，说明王安石对当时大臣的茍且因循、无意锐进，表现出鄙夷的态度，而且不假辞色。因为这个个性，大臣们早先就对他极为反感，所以当富弼与王安石同一个月入相的时候，富弼上书神宗说：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大抵小人惟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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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雕像

从后来与王安石所起的嫌隙来看，富弼所称的小人，暗有所指，但也不难得知是谁。这年的五月，吕诲弹劾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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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直接攻击王安石的人品了。以上所谈的是人身攻击，而攻击的口实即“诬陷”荆公为“小人” ，本文用“诬陷”二字是对荆公的平反，由后来的一切作为看来，荆公至少还不至于像蔡京一般的大奸，只是刚愎自用，较不能容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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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荆公

但是这种抨击异己者是小人的风气，从此越煽越炽，朋党也越结越分明。凡是反对新法的就成为王荆公眼中的守旧派人士，守旧人士则目荆公等推行新法的人士为小人一党，开始对着“逐利”这一主题大作文章。

如熙宁二年（1069），富弼指斥王安石“平居之间，则口笔丘、旦；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 ，喻王荆公如管仲、商鞅的急功近利，就是把他看成逐利的小人。同年十二月，当时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的苏轼，上了一封＜上神宗皇帝书＞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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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不但指称王安石与同时进用的新人为小人，因为他们所求一切都是为“利”；还劝神宗不要急功近利，立国要重视的是道德与风俗，故后文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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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部的焦点都在道德劝说方面，看来似乎是太过于冬烘泥古，其实也未必尽然，我们还得就苏轼这份奏书的全文做更全面的考察。

就纯粹的议政上来看，此份奏书讨论新法弊病的地方，其实占大部分，而且多是针对现实的社会状况而发，甚至预测青苗法未来可能有的弊病，后来果真呈现出来。如奏书当中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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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钱为救农民一时之急，用意似佳，其实宋朝廷暗中已经获取利息，王安石等人的目的本来在此，执法者若依法行政也就得了，但是执法者能个个都秉公处理吗？

苏轼的担忧后来果真应验，有些官员为了邀功，硬是摊派给不想借贷的商家、财主，如此收得利钱以回报邀功，让民众叫苦连天。不但是苏轼对青苗钱有所批评，范镇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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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说青苗钱不但抑配给富人，还叫富人为穷人作保，等到穷人付不起利息，必定要自富人取偿，同样使富人也变穷了。欧阳修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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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连王安石的门人陆佃也说：“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 ”以上合起来看，他们这几位针对青苗钱的批评，第一是利息太重，第二是将来必有违法抑配的行为发生。这个顾虑的确是看清了问题的所在，对实际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认知。

新党份子怎么反击呢？恰好他们也是用“君子、小人之辨”来回敬对方。如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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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荆公认为理财是为了富国，不是征逐不义之财。对于此说词，站在公的立场，似乎不能苛责，站在民众私人的立场，则觉得被剥削了，姑不论此。荆公自认为他不接纳人意见，是“辟邪说，难壬人”而非“拒谏” ，则任何提出异议的人不就是小人（壬人）了吗？相对的，他就是自居为“君子”了。总之，站在自己的立场谈道德，当然自己就是君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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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

荆公为自己辩护时还搬出《周礼》、“先王之政”、“先王之法”等为据，而且也极其关心仁义道德的教化。王安石与神宗论政，不忘礼义教化一事中，他所追求的理想局面，是既有忠信廉耻之风，又有富国强兵之实。王安石有心提倡风教。不过，我们从现存文献来看，王安石新法的重心，还是在理财、富国、强兵上面，而且行之确有实效；至于道德教育则很难立竿见影，又没有什么具体事证可以验证。总之，两党相互之间以“君子、小人”攻讦，是难以持全然中立的立场辨明的，却又是双方最喜欢用的攻击利器。

这个时期，守旧派无法主导政局有其最重要的原因，即只知批评却“提不出更好的方案” 。

司马光是如此，保守派的其他官员绝大部分亦是如此，由于他们在安邦治国方面多为庸材，因他们在对新法大加指责时，既不能周知原有弊法之要害所在，又不能通晓新法立意之本末。只是凭着强烈的偏见和一些经验直觉，进行攻击、破坏和阻挠。正如神宗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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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说“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 ，其实也未必如此。前述苏轼等讨论青苗法这一部分就是一语中的，而且苏轼其文甚长，讨论几个刚刚推出的新法也很详细，只是由文献上看，大部分的旧党成员提不出新的、更好的方案，以解决当前已经产生的弊端，又不肯积极任事，的确是其所短。然而新政也有其短处，若神宗与荆公二人都有一意孤行之嫌，盱衡古事，荆公之执拗是正史、小说及文献上随处可见的，如此固执不能自见，新政的缺陷乃不能一一补救或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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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何况神宗后来因为西北军事挫败，含恨而终，哲宗之后的政局反复，使新法无法长久贯彻，美意成空，甚为可惜。这么说来，想要以财经改革来富国强兵，构想上本来是可取的，但是施政方式若有疏漏或举用人才有所偏差，变法的愿望就未必能达成，守旧大臣对新政所作的担忧也不为无识。

那当时神宗要听信谁的？如果依照儒家的“义利”来分辨，似乎旧党所论有理，可是站在帝王财用上的立场，新党的主张才符合神宗的私衷。神宗要如何处理这二难呢？神宗是交错杂进，使双方互为制衡，但政策上还是采用新法，一以贯之。

参考文献：

《北宋新旧党争与其学术政策之关系》

《东轩笔录》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宋史》

《诸臣奏议》

《挥麈后录余话》

《挥麈录》

《苏轼全集》

《苏东坡新传》

《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

《欧阳修全集》

《王安石文集》

《王安石全集》

《北宋党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