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已有“上帝”，西方的“上帝”在明代始出现，且是盗版

中国文化向来受西方文化的侵蚀和影响甚巨，且是古已有之。

譬如“上帝”一词，在大多中国人的眼里，会误以为这是舶来品，是西方宗教的“专词” ，其实不然。

据有关资料显示，明代的利玛窦将天主教传至中国，为了便于传教，才将拉丁文“Deus”硬译成中文古已有之的“上帝” 。连加拿大学者则普那克博士在其1997年的著作《东亚文化和历史观点：历史和社会》中也承认：“利玛窦试图以错误的概念相似性诱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

其实中国的“上帝” ，在远古、上古之时就已出现，且古人在《尚书》和《诗经》等史籍中言之凿凿，好像从不置疑。

据《尚书》记载：“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秉承天命伐夏桀的商汤在《汤誓》中也这样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

而《诗经》则如是记载：“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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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词，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内涵也很丰富，指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玄天上帝，是上天、天帝、天父等的称谓，泛指主宰天地宇宙的神。

这些称谓，古人仿佛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当作真实存在的事实来记述。也就是说，远古的先民可能曾与神共处，并能直接与神（即“上帝”）沟通，后来因发生了一件大事，才逐渐断开了这种“下民”与“上帝”的直接联系，这也就是《尚书》、《山海经》和《国语》等诸多史籍中记载的“重、黎绝地天通”事件。

但《尚书》的记载简单，语焉不详；《山海经》的记述则过富于神话色彩；只有《国语》的记载较为详实。

按《国语》所述，所谓“重、黎绝地天通”事件，是指古之先民曾与神共处却不混杂，民忠信，神明德，民和神的事不相混同，民对神恭敬而不轻慢，所以神灵降福，谷物生长，民把食物献祭给神，祸乱灾害不来，财物也不匮乏。但到少皞氏时代，因九黎族乱德，民和神相混杂，祭祀没有法度，民和神处于同等地位，民开始轻慢神，没有敬畏之心，因而祸乱灾害频发。当时的帝颛顼是人间的管理者，他认为人神混居不好，就命重、黎二人将人与神两界之间的自由交通隔断。于是，重、黎一个将天抬得更高，一个将地压得更低，此后人就再也无法随便上天了，从此就断绝了地上的民和天上的神的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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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帝颛顼之前，天和地相距并不遥远，神曾给人留下了上天下地之路，因而上古才存在过人、神共处的时代。

《大荒西经》记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

《海内经》亦记载：“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 ”

清代的龚自珍在《定庵续集·壬癸之际胎观》则这样描述：“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下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 ”

自帝颛顼“绝地天通”之后，地上的人从此不能再与上天相通，人想与上天沟通，只能通过祭祀和占卜。夏道遵命，殷人尊神，周人尚礼， “三代皆敬事鬼神” ，其真正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而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或许也是来源于“绝地天通”之前， “天地未分，人神共处”之时。

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当“上帝”一词被西人盗用后，曾经“敬神祭天”的炎黄子孙，对所谓的“上天”、“上帝” ，已无多少敬畏之心，且日渐淡漠，到现在更几近于无。但人若无任何畏惧之心，敢乱德非为，恐怕也未必是好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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