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尝论”不是“试论”，确是“曾论”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尝论”不是“试论” ，确是“曾论”

核心提示：曾、邓关于击椎生是谁的论争，为时快三年了，应当有一个结论了，以解除广大读者为时已久的悬念。因此，笔者借本刊连载此系列文章，以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曾、邓之争作最后之决断，给广大读者一个正确的结论，让这场论争有一个圆满结局，同时也让相关文章的作者、审者、编者、转者、摘者心服口服。相信他们对此也都不再会有意见了吧。

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尝论”不是“试论” ，确是“曾论”// //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众所周知，蔡锷是一位“全国人民景仰和尊崇”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重要军政人物” ，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烈士。维护全国人民景仰和尊崇”的中华民族英雄烈士的名誉和尊严，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然而， 201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经“蔡美彪、徐曰彪、李少林等先生及三位匿名审稿人”评审后，在《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隆重推出。该文否定了笔者2012年在《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一文提出的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的观点，并通过一系列“论证” ，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当时并不在国内而在日本东京，因此不能认为他就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而“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并宣称：

岳麓书社出版的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及其新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竟张冠李戴，将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8万余字的诗文收录其中，并据此以8000多字的篇幅专辟《维护利权》一节，作为蔡锷的生平业绩，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也是对唐璆的不负责任与不公，亟应以适当方式予以纠正，以免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详见下图）

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尝论”不是“试论” ，确是“曾论”// //

来源：《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文中，曾业英先生无端指责邓江祁在岳麓书社出版的《护国元勋蔡锷传》《蔡锷集外集》中又是“张冠李戴” ，又是“重大失误” ，又是“不负责任与不公” ， “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还要求“予以纠正” ，真是罪名繁多，罪孽深重！更何况，曾业英先生该文出笼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立即在2016年第9期对该文作了全文转载，《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8月份的第17期也对该文作了摘录。更有甚者，曾先生竟自以为是，致信蔡锷家乡邵阳市大祥区政协负责人，批评其所编《蔡锷诗文选》从笔者所编之《蔡锷集外集》中转录了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的部分诗文，并要求其“设法纠正” 。一时间，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

须知，在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还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又被《国家人文历史》摘录，其作者不仅可获丰厚的奖金，捞个一级教授都是小菜一碟，真可谓名利双收，一本万利。相反，倘若被这样的中央级权威学术刊物点名批评，被点名者则将是臭名远扬，前途堪虞，小命堪忧。这一荣一辱，可真是天渊之别啊！更何况还“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志在宣传英雄烈士，提供正能量的岳麓书社也无辜受过。

然而，尽管是黑云滚滚，却“甲光向日金鳞开” ，层层黑云毕竟遮不住真理的阳光。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所以，不论你是“砖家”还是村夫，也不论你是核心期刊还是街头小报，更无论你是转载还是摘录，谁要去改变“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谁就是篡改历史的罪人。

那么，究竟是谁“张冠李戴” ，究竟是谁对英雄烈士“不负责任与不公” ，究竟是谁“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正如曾先生所说，它“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 ，必须彻底弄个清楚明白，决不能不了了之，更不能以所谓的学术争鸣而让错误的观点得以泛滥（某些刊物所标榜的“学术争鸣”实际上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否则，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广大读者，更对不起那些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因此，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必须勇敢地站出来，为英雄烈士仗义执言，坚决维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尊严。更何况，在笔者看来，曾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并经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的所有结论全部不能成立，除了贬损蔡锷之外，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这，既是坚持科学研究原则，为真理而斗争，也是为了笔者的人格、生命、名誉而战斗，更是为了对得起那些为追求真理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

为此，在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核心刊物联系发表争鸣文章无果的情况之下，笔者于2017年8月起，在搜狐号“老邓说史”上分20期连载《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一文，以不可辩驳的史实证明了《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的20余处严重失误和重大遗漏，并强调指出：

曾业英先生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 “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各种理由，完全是曾先生的指鹿为马，一厢情愿，其有关“论证”也都是失败的，没有一条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在《云南》和《南针》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护国元勋蔡锷将军。

尽管笔者以不可辩驳的史实证明了曾文中的20余处严重失误和重大遗漏，并指出其所有结论全部不能成立，但曾先生仍然执迷不悟，坚持其错误观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又于2018年7月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对其前文中的失误和遗漏进行了辩解和补证后，仍然坚称：

坦率说，就邓江祁“商榷”文中提出的所谓“事实”证据，要我放弃以上原有看法，而接受其“不可推翻”的最终结论，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邓江祁的所谓“商榷”、“论证” ，非但未能“彻底推翻”我提出的关键性证据，反而暴露了他提出的所谓“铁证如山，不可推翻”的“事实” ，却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

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尝论”不是“试论” ，确是“曾论”// //

来源：《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对此，笔者认为，在铁的事实面前，曾先生上述所有辩解和补证，不仅全部不能成立，而且暴露其新的严重失误，因而又自2018年8月起，在搜狐公众号“老邓说史”上先后刊发系列文章《异哉：曾业英先生还不认错？击椎生还是唐璆？》（14期）和《曾业英先生又读错了》（10期），再次以铁的史实，雄辩地证明曾先生《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所有辩解和补证全部不能成立！

然而，大半年过去了，曾方却一直是静悄悄，想是其大量的严重失误在铁的史实面前已无翻案之力。既然如此，笔者不妨以新的史料，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曾邓论争作一总结，以消除曾先生上述两文在历史研究领域里造成的不良影响，真正体现一个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负责、对击椎生负责、对蔡锷负责、对唐璆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的担当精神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坚守。

对于曾邓论争的总结，应当先从对史料的正确解读入手，以使这个重要的总结建立在对史料正确理解的坚实基础之上。

在史料的问题上，曾业英先生不愧为久经沙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一上阵就单刀直入，切到问题的要害。这个要害，就是云南《义声报》采访人员南舟1916年8月11日在该报上发表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全文如下：

采访人员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有似于张子房。子房击秦之明年，祖龙死，故邱琼山先生，明琼州琼山人，字仲深，号琼台，著有传统蒙学《成语考》)谓豪杰并起而亡秦，皆子房一击之功。因观于蔡总司令与唐抚军长，声讨袁氏之罪，一声霹雳，起于南天，犹博浪沙中之一击也。且云南首义后，公即率第一军入川，首当大敌，血战泸纳，北军挫败，自公讨贼之明年，袁世凯死。今日者黎大总统继任，其阔达大度，日本议员望月氏适拟之为汉高焉。昨阅中央策令，任公为川督，公以积劳多病，电乞退休。功成而不居，大有张良从赤松子游之风概，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至今日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亮节高风，与古豪杰后先辉映，此可见公之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虽然在公，功成身退，固可为今人树一良模范矣。特是共和再造，来日大难，而公之一身，实为天下安危之所系，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吾不禁崇拜英雄，而为之睾然高望，穆然深思也。（详见下图）。

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尝论”不是“试论” ，确是“曾论”// //

从这一则史料中，曾文作者看出了“问题” ，并咬住不放，在文中以此大做文章，不仅将上文“一字不差”地抄录，而且借势一连发出猛烈的攻击：

南舟此文的首句并不如邓江祁所说，他“开宗明义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实际不但只是上半句，而且在“蔡总司令”前面还有“采访人员尝论”四字，以及后面的“有似于张子房”下半句。我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曾指出邓江祁在《护国元勋蔡锷传》第383 页引用南舟此话时， “删去了首句中至关重要的前缀词‘采访人员尝论’”四字，其实是不妥的。遗憾的是，邓江祁此次再引用南舟此话以证明蔡锷生前就有人指出击椎生是蔡锷时，仍然对此视而不见，将其隐去。 ……

我之所以认为这四字“至关重要” ，是因为四字中有绝对不能忽略的“尝论”二字。这二字中的“尝”字，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字，有它没它整句话的意思是全然不同的。没它就成了十分肯定的南舟“论”或“说”了，即如邓江祁所说，成了南舟“开宗明义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了。有它意思则完全不同，因为“尝”字含有“曾也”、“试也”等多种意思，就成了“曾论”、“试论”了。而通观全文，紧接其后，南舟又说“因观于蔡总司令与唐抚军长”如何如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因看到蔡锷与唐继尧如何如何， “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至今日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了。南舟所说的“尝论” ，显然是“试论”的意思。将其前后两个半句联成一句完整的话，南舟的意思的确‘清楚明白’ ，说的是他要尝试论述一下蔡锷应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像古代的张良一样。 ……

邓江祁既然认为我的“论证”“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那就请用南舟这篇时评中的话，也做“一番‘论证’” ，指出我那里、怎样“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不要用这种不做具体论证，仅以空洞的模糊焦点、信口指控的手法，陷人于不忠实史料、不讲道义。南舟“时评”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可供审读的原文就在此，相信读者自有公论。（详见下三图）

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尝论”不是“试论” ，确是“曾论”// //

来源：《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曾先生的攻势看似来势汹汹，其实完全是虚张声势，不堪一击。其核心问题，一是认为笔者的引文删去了曾先生认为“至关重要”的“采访人员尝论”四字；二是认为“南舟所说的‘尝论’ ，显然是‘试论’的意思” ，进而认为“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 ，不过是‘崇拜英雄’的采访人员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按:现在看来，更准确的说还是‘联想’) 。 ”

笔者认为，曾先生的论点全部不能成立。第一，众所周知，论者引用引文，并非都要像曾先生那样每次都“一字不差”地把整篇原文抄录在文章中，只要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将重要的字句摘录，能说明问题即可。否则，倘若引用某本书的一个观点，岂不要将整本书的文字都“一字不差”都抄在论文中？！因此，笔者说南舟“开宗明义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简明扼要，虽然没有引用“采访人员尝论”四字，但并没有影响对南舟所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语的正确理解。如即便像曾先生所说，加上“采访人员尝论”四字，意思也是南舟再次“开宗明义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对于南舟所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一语的意思本身并无任何改变。因此在没有上文铺垫的情况下，笔者有意省去了“采访人员尝论”四字。这并不算错，曾先生其实完全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所以曾先生的第一个攻击无效。

第二，对于曾先生所谓“南舟所说的‘尝论’ ，显然是‘试论’的意思” ，笔者不敢苟同，倒认为应当给曾先生补上一堂古代汉语微课：

在古代汉语里， “尝”字作为副词，意思为“曾经” 。《说文·旨部》云：“尝，口味之也。 ”《广韵》云：尝，曾也。《说文·段注》云：《说文》本义之引伸，凡经过者为尝，未经过者为未尝。所以，《论语·卫灵公》云：“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其中“尝闻”就是曾经听说过的意思。柳宗元《游黄溪记》有谓：“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 ’”其中“尝曰”就是曾经说过的意思。范仲淹《岳阳楼记》有谓：“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其中“尝求” ，就是曾经寻求过的意思。《乐羊子妻》云：“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 ”其中“尝行路”就是曾经在路上走着的意思。

学了古代汉语的“尝”字后，曾先生应该明白自己将南舟所谓“尝论” ，理解为“试论” ，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理解应为“曾经说过” ，说明南舟以前就曾说过蔡锷以立志反秦的张良为榜样， “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事，这一次是在新的情况下，即蔡锷再造共和后又功成而不居，再一次提及“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事。

那么，南舟在此之前是不是真的“曾经”说过蔡锷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事呢？不可辩驳的史料证明，南舟在此之前真的“曾经”说过。曾先生不是嚷着要拿“摆在那里”的“历史事实”来说话吧（其实笔者在与曾先生辩论中，所有的证据全部是“摆在那里”的“历史事实” ，图文并茂，只不过曾先生故意视而不见罢了。读者自有明鉴），那么，笔者就再拿个“摆在那里”的“历史事实”给曾先生瞧瞧。请看下图：

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尝论”不是“试论” ，确是“曾论”// //

上图中，南舟《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道:“蔡公松波少年日自号击椎生。 ”曾先生所编《蔡锷集》中有《告滇中父老文》，所编时间为1915年12月。其实，曾先生把这个时间判错了（误判时间，是曾业英先生所编《蔡锷集》中的常见现象。据笔者考证，被曾先生误判时间的蔡锷遗著多达100余篇，占比在10%以上）。据笔者查考，此文中有“锷远道南来，幸获从父老之后，以遘兹嘉会，而又过辱宠信，扫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俾得与逆贼从事。 ……锷行矣”之句，显然是蔡锷领兵离开昆明赴川南前线时所作。那么，蔡锷领兵离开昆明是哪一天呢？1916年1月5日，在致梁启超书中，蔡锷说：“锷拟于一星期后出发。 ”可见，蔡锷出发的时间计划在1月中旬。又查， 1916年1月16日的云南《共和滇报》曾以《大军获胜之佳兆》一文对于蔡锷领军出发一事报道说：“月之十六号为护国军总司令官蔡松坡先生兴师讨袁出发之期，阖城铺户居民均悬挂国旗，所有军政商学各界人员欢送至南城外聚奎楼下。 ”所以，《告滇中父老文》应作于1916年1月16日，蔡锷告别滇中父老，领兵离开昆明赴川南前线之时。那么，南舟《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写于何时，相信曾先生心里十分清楚，就用不着笔者再来点破了吧。这样， 1916年8月，南舟提及“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事时，所用“采访人员尝论”四字，难道不是“采访人员曾经说过”的意思吗？！所以，曾先生的第二个攻击不仅毫无作用，还引火烧身！

以上钢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字意上讲，曾先生所谓“尝论”即“试论”是完全站不脚的。从事实上讲，曾先生所谓“尝论”即“试论”也是完全站不脚的。钢的事实还证明，曾先生不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吗？！邓江祁难道是“不做具体论证” ， “以空洞的模糊焦点、信口指控的手法，陷人于不忠实史料、不讲道义”吗？！所以，如果曾先生还是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历史研究者，难道不应该赶紧认错吗？难道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跟着曾先生将“尝论”读为“试论”吗？！（未完待续）

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尝论”不是“试论” ，确是“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