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跟随康有为谋求权力名声急于自售，肤浅言论遭严复批评

《时务报》创办于1896年8月9日，很快风行九州。梁启超与《时务报》相互成就， 23岁就暴得大名。按照许知远在《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中的叙述，比梁启超年长19岁的前辈学者严复，也是《时务报》热心读者，并且在9月24日寄了百元汇票。他写信给从未见面的梁启超，称“《时务报》已出七帙，中间述作率皆采富响闳，譬如扶桑朝旭，气象万千……”

严复如此赞誉梁启超的文笔及《时务报》，或许还有引为同道，产生共鸣之后的惺惺相惜。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 1854年1月8日生于福建侯官，据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一书披露， 12岁时，严复就依父母之命娶了年龄相仿的王氏为妻，严复婚后不久，父亲就从病人身上感染霍乱去世。为此他学馆中辍，放弃科举正途，次年进入沈葆桢创办，位于马尾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 1871年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6年。 1877年3月，严复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严复到英国第三天，及1877年5月13日，就去拜见了驻英公使郭嵩焘。 1878年2月2日（阴历正月初一），严复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到驻英公馆庆贺新年，郭嵩焘和学生一一交谈，他发现严复识见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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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塑像

一个多月后，郭嵩焘与严复再次交谈，话题围绕着郭嵩焘的朋友张自牧的《瀛海轮略》，虽然张自牧的见解远远超过一般士大夫，但严复仍称其有“四大谬” ，博得了年长37岁郭嵩焘的赞赏。此后，两人经常见面。交往一直维持到1878年12月郭嵩焘回国，之后没有再见面。

郭嵩焘非常欣赏严复，知道严复孤高自傲， “气性太涉狂易” ，并担心：“负气主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 ”但他仍向接任的驻英公使曾纪泽推荐了严复。但是，曾纪泽觉得郭嵩焘“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 ”而严复给郭嵩焘的心中则认为曾纪泽“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 。郭嵩焘很赞成。

1879年夏天，严复学成归国，在船政学堂任教。 1880年，他应李鸿章邀请，转往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但未获李鸿章重用，与同事关系也不融洽。 1885-1893年，严复四次参加科举，都以失败告终。 1880年代，严复开始吸食鸦片。但是，严复为准备科举考试而阅读经史典籍，这让他补上了传统教育一课，为其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95年上半年，严复在《直报》发表了《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等一批文章。正是在这一年，试图和教学均不得意的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并且在1898年出版。

而梁启超在西学上的不足，随着《时务报》文章的刊发得以暴露，这让严复感到不满。 1897年初，严复给梁启超写了一封21页的信，说梁启超的文章放纵粗陋，不了解变革的逻辑。另外，严复还质疑了梁启超保卫孔教的观点，以及梁启超在《古议院考》中，称西方议院中国古已有之的说法。严复认为， “教不可保，也不必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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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多年，受其影响极深。为了谋求权力和影响力，获得改革的主导权和推动权，康有为、梁启超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有些时候甚至不择手段。康有为托古改制，在学术上饱受诟病；梁启超暴得大名，学识却难以支撑。在当时的情况下，推动政治改革成为第一要务，梁启超以其健笔和文采一举成名，借此批评时政，倡言变革，在客观上起到了观念传播的效果，但是，限于其知识积累的不足，对西学的理解有限，其言论不免肤浅，其功利性不免过强。显然，这导致了严复的不满，他和梁启超也没有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

而严复的名声随着其译著的出版而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梁启超、胡适、毛泽东等人。但是，严复在政治上保守，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之间，他处于两难。最终，他选择了后者。进入民国之后，梁启超曾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而严复在1912年出任了北京大学校首任校长。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 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此时，梁启超却明确反对。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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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承认梁启超“以文字报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但认为他爱出风头、自诩太过。根据马勇的研究， “严复晚年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确实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将中国导向发展繁荣的道路。而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影响将中国推向灾难沉重的深渊。 ”

但是， 20世纪是一个急速变化的革命世纪，社会思想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去世，终年69岁。五四运动之后，随着苏俄对中国输出革命，中国的社会思潮进一步激化，梁启超也成为了落伍人物。以致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之后，报刊关注不多。

在影响中国政治和制度变迁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固然重要，但是，它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在那个时代，真正看清本质的是毛泽东，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最根本的逻辑。严复也好，梁启超也罢，在这样的现实中，纵然满腔抱负，哪怕才华绝世，其作为仍然移不动现实的石头——但是，观念的创造和传播，思想的启蒙，对现实的批判是知识人最根本的使命，在这一点上，严复和梁启超不失为值得尊重的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