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现代第一人，小说救国梦一场

1898年，这是一个不安分的年份。一群满怀激情的知识分子，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呐喊种族存亡的焦虑，他们变法、改良，实践着强国之梦。

1898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着重书写的一笔，它代表着希望；同时它也成了墓碑，沾染了变法者的热血，掩埋了立宪之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迫离开祖国的土地，带着无法抹去的危机感，而且自此以后，民族的忧虑更加深厚。

也正是变法的失败，梁启超开始思索新的救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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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是中国现代报业的开拓者；有人说他是历史上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人说他是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词汇的人；有人说他虽然是一个政客，但是他的文章更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可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做了一个“痴心妄想的梦” ，他想用小说拯救一个古老的沉沦许久的国家。小说从鄙俗野语上升为救国大道，承担着复兴中国的大任。小说为何突然有如此魔力使启蒙者梁启超这么重视？

我们一起看看他的“报纸与小说的情缘”——

文章盖世：少年强则国强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

这段振聋发聩，让人读来精神抖擞的话，正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所写，选自《少年中国说》。

写这样一段气吞山河赞美少年的话，或许他看到了少年的力量。而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位天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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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才高八斗， 8岁始作文， 9岁能写千言， 17岁中举人。他的师傅康有为到了36岁才中举，而他还是耄耋少年时，便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了。

梁启超后来跟随康有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 ，他是主要的策划人之一，联络、撰稿、宣传，他一腔的热血都扑在救国之上。那时候他年轻气盛，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变法来带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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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中，他担任撰稿人，每天写上几百字短文交稿。这个时候大家都发现了梁启超文章盖世，才华斐然。

随后梁启超又去了北京和上海，与黄遵宪一起创办了大名鼎鼎的《时务报》。梁启超的政论文，有一种排山倒海之势，用浅显的语言说出高深的政治问题，读来朗朗上口，常常振聋发聩。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期间，他早已经名声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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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因为梁启超的加入，几个月的发行量达到一万分，这是前所未有之景象。

报业先锋：发起一场“小说的革命 ”

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创办报纸的经历使他了解到依赖清政府去救国是遥遥无期的，但是促使他转身去发现“民众” 。

民众这个空间是无限大的，国人缺少的是一种思想意识，只要从思想上转变，让国人拥有民族、民主意识，一切就会有新的变化。而承载这种传播重任的就是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小说。

他的小说构想是早就埋于胸怀的，在流亡日本的途中，接触到更多政治小说的范本，构想着小说与报刊的进一步联姻，以此来唤醒更多的民主，营造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1902年，中国历史书不会着重书写，它在政治视域内也极为平凡。可是也就在这样的平静下，一场小说革命在文学界轰轰烈烈展开。当然，晚清人或许不会想到国家兴起前的民族叙述理论，但是他们却在悄悄地进行着这样的建构。

“小说革命”的倡导人梁启超，此时沉浸在对小说叙述的未来构建之中。

这场革命在梁启超看来，不是普通的文体变革，而是怀有巨大的政治目的，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民族共同体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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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说，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也就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在一个现在的时间里，一群人可以经过共同体想象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

或许正是由于小说和报纸都可以营造一种共时性的时空，在那种时空中，大家一起去消费事件和故事，从而产生相同的集体无意识，进而形成民族意识。

而《新小说》也作为“小说革命的阵地” ，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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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小说》发刊词中，梁启超再次强调：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梁启超认为小说有四种力熏、浸、刺、提。 “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小说哉，可畏小说哉！”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对小说寄予的希望之深厚，从而越见他们救国之心切。

从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这场小说革命以后，可以说是一炮走红。

梁启超的《新小说》创刊以后，中国的报刊界像是患上小说流行病一样，迅速、直接、并且毫无逊色得蔓延起来。《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等相继诞生。中国的政治在风云变幻，民族的小说在历史舞台的另一面，极具气魄地开天辟地。

可以这么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开启了中国文体叙述转变的大门。

黄粱一梦：盛开在别处

有人说《新小说》的创刊意味着中层社会的启蒙运动拉开帷幕。

之所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新小说》的发起人和作者们都是中产阶层。科举制度的腐朽，造成一批知识人与官场无缘，找不到门路的这批人，转而学西学，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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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起，小说创作成为风气。作品的绝大多数就是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启民智，小说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作家有意识地以小说为武器，针砭社会时弊。

《新小说》的主要撰稿人吴硏人、梁启超、羽衣女士等这些人对待世界有着统一的看法，打破旧有的世界。但是大部分作家是抱着颓废的心态，他们整体来往于酒馆青楼，聚会在茶楼馆肆，书写着自己对社会的不满，讽刺着晚清的官场。以一种颓废的自我沉迷的心态去抗争着这个时代，或许就是这样颓废的心态正触及了那个时代中群体的心理兴奋点。小说家表达了读者隐藏在内心的那种对时代绝望之情并且沉浸在绝望中的彻底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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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清政府颁布禁止“煽动性”文学的告示说：

《新小说》以及其他杂志和小册子，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寰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

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梦并未实现，但是以小说为生的作家却雨后春笋般出现。

1902年，中国已有124种报纸，辛亥革命后，有500多家报刊杂志社，到了1921年杂志以及报刊有1104种。可知报刊在中国有庞大的读者群和供稿群，在这样的条件下，报刊的内容对于吸引读者是至关重要的。稿费制度的建立就可以吸引好的稿件，同时也就形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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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以卖文为生的晚清小说家，他们一方面脱离了官府的思想控制，相对来讲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写自己的真实感受，对社会进行针砭时弊。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受到梁启超等人思想的影响，开始有意识写“新小说” ，而这些新小说的目的是“提高大众的政治觉悟，促进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暴露抨击社会弊端。 ”一时间晚清谴责小说日盛，大量的小说投稿都是关于社会弊端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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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小说世纪”的二十世纪与小说的纠缠是文学与政治关系域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知识分子总是在文学和政治之间纠结。这也就回归到中国历代文人的一个共性上来，运用文学救国救民。这似乎成了一个民族特色。

梁启超等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否可以通过小说去达到救国的目的，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政治的实践性和文学的想象力在中国貌似是暧昧不明的，文人对政治的热情，以及政治对文人的青睐一直这样延续着。从文以载道到小说救国，或许只是新瓶装旧酒的模式，周作人也曾提到过，中国的文学一直在言志和载道之间无限循环着。那么，文学家要去救赎的是谁呢？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提到过，救赎你自己。【星期五文艺】

参考资料：

1、阿英. 晚清文艺报刊述略[M].北京：中华书局， 1958

2、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3、梁启超.精读梁启超[M].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7

4、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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