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不是“代起”，而是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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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曾、邓关于击椎生是谁的论争，为时快三年了，应当有一个结论了，以解除广大读者为时已久的悬念。因此，笔者借本刊连载此系列文章，以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曾、邓之争作最后之决断，给广大读者一个正确的结论，让这场论争有一个圆满结局，同时也让相关文章的作者、审者、编者、转者、摘者心服口服。相信他们对此也不会再有意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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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编造各种“理由” ，千方百计地否认击椎生是蔡锷的自号这个早已存在的史实，是曾业英先生在2016年《历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和2018年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的《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两文中用以否定击椎生是蔡锷的主要目的。同时，在前文中，笔者也已经以钢的事实证明，曾先生将南舟的“尝论”误读为“试论”和把南舟对蔡总司令自号击椎生之事说成“推测”和“联想”的观点，全部不能成立。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曾先生所谓“代起别号”之说能否成立。

1916年11月，蔡锷逝世后，云南《义声报》社惠我春、郭燮熙共同敬献挽联一幅，全文如下：

少年别号击椎生，论智勇绝似张良，岂魄褫祖龙，嗟我公竟魂逝神山，指数功人应第一；

末路几同吞炭者，成勋名却殊豫让，奈声归仙鹤，俾予辈齐泪倾昆海，心伤国士更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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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挽联上联的首句是“少年别号击椎生” ，下联的首句是“末路几同吞炭者” 。 “吞炭” ，指喉咙变哑失音。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说的是春秋末期，晋卿智伯被赵襄子灭门。智伯死后无子嗣为其报仇，其家臣豫让便担负起了报仇大任。为了达到欲乘间刺杀赵襄子以为智伯报仇的目的，豫让决定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1916年10月，时在日本治疗喉病的蔡锷在为汤觉顿等海珠事变烈士所题写的挽联中有“公等饮弹，我亦吞炭”之句，以“吞炭”自况。所以，惠、郭的挽联中“击椎生”、“吞炭者”都是指蔡锷，上、下联对仗十分严谨。此联也因此深受云南人民的重视和欢迎，不仅为云南国是报社1916年所编之《蔡黄追悼录》收入，而且还附录于云南图书馆印行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流传甚广。因此，击椎生是蔡锷别号一事就逐渐流传开来。

然而对于惠我春、郭燮熙挽联中所述击椎生是蔡锷别号这一重要史实，曾先生又是千方百计不予认账，先是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指责邓江祁所说的是孤证，不足为凭：

诚然，蔡锷逝世后，惠、郭二人的确题写过这样一幅挽联，其中也确有 “少年别号击椎生”一语； “别号”一词的确也是一个人的名和字以外的称号；郭燮熙因1913年夏担任《云南光复纪要》一书编纂的缘故，参加过经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写作，对蔡锷的历史的确算是比较了解。但是，仅凭这幅挽联就能判定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吗？当然不能。（按：别号也是笔名，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在后面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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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笔者当然不敢苟同。请教曾先生，邓江祁是“仅凭这幅挽联就能判定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吗？那么，您在此文一开头就引用邓江祁在《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一文中所说“刘达武所编《蔡松坡先生遗集》问世。他在该遗集的《蔡松坡先生年谱》光绪二十六年（1900）条下记曰：梁启超招蔡锷入《新民丛报》馆襄笔政， “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 ，作何解释？！您在此文中指责的邓江祁将云南《义声报》采访人员南舟《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引用其“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之语时“删去了首句中至关重要的前缀词‘采访人员尝论’” ，又作何解释？！铁的事实证明，而且曾先生自己文章也证明，邓江祁提出击椎生是蔡锷别号（自号）的观点，所据绝非孤证，明明就有三证！曾先生上述观点是其数学水平太差，不会计算，还是故意隐瞒？！曾先生能给出解释吗？！

此外，曾先生又别出心裁，指称惠我春、郭燮熙挽联中的击椎生是惠、郭二人“代蔡锷所起的‘别号’”：

惠、郭挽蔡锷上联也仅仅是他们为满足与确有蔡锷自证依据的下联的对仗需要，附会张良的故事，代蔡锷所起的 “别号” 。 ……惠、郭在蔡黄追悼会这个不一般的场合，直言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 ，显然不能排除也是出于对蔡锷的尊崇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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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笔者认为，曾先生此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一，惠我春与郭燮熙在当时的人设可是有目共睹，为他们共同尊崇和景仰的蔡锷写挽联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会像曾先生那样视文章如同儿戏，随便找个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之类的名字来应付吗？！再说，他俩实为当时昆明报界之翘楚，学富五车，以他们的能力和水平，为他们熟知的蔡锷写幅挽联，为了“对仗需要” ，还用得着代死者起个不为人知的别号吗？

第二， 2018年曾先生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的《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中特别介绍惠我春说：“惠我春(1877—1948) ，字云岑，云南宣威人。 1915 年在昆明创办《义声报》。采访人员南舟的文章就发表在他创办的《义声报》上，可见惠我春、郭燮熙挽蔡锷联说蔡‘少年别号击椎生’ ，也不排除实际来源于采访人员南舟这篇文章，甚至惠我春与南舟或许就是一个人。 ”这一回，曾先生终于摸到了大象的大脚，但所知尚不全面和准确。在此，笔者不吝为曾先生解密：当年，蔡锷与唐继尧通电宣布云南讨袁，组织护国军，积极准备出师北伐之时，历来对新闻舆论工作十分重视的蔡锷，为宣扬拥护共和、报道军情、扩大影响，与唐继尧特派惠我春等筹办《义声报》，并亲自为之题词：“阐扬大义，传播仁声” 。唐继尧也为该报题联：“有声自西南来，是集义所生者；何物敢窃神器，当斩箠以笞之” 。可以看出《义声报》实际上是护国军的机关报。 1916年1月，《义声报》正式创刊公开发行，报馆设于昆明翠湖南路南海子边皇华馆侧红十字会内，惠我春主持编务，任总编辑；郭燮熙任主笔，笔名南舟。由此可见，曾先生对大象摸得还不全，南舟与惠我春并不是一人，而是两人！

所以，郭燮熙早在1916年8月，即蔡锷还健在之时，就在《义声报》上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已经“尝论”：“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到是年11月，他为蔡总司令写挽联时，还用得着为了对仗“吞炭者”而为蔡锷“代起”一个自己早已知道“蔡公松波少年日自号击椎生”的“击椎生”的别号吗？！

由上可见，钢的事实证明，曾先生所谓“惠、郭挽蔡锷上联也仅仅是他们为满足与确有蔡锷自证依据的下联的对仗需要，附会张良的故事，代蔡锷所起的 ‘别号’”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的。所以，如果曾先生还是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历史研究者，难道不应该赶紧认错吗？难道要让九泉之下的惠我春与郭燮熙无端蒙受曾先生强加于他们代为蔡锷起“别号”的不明之冤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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