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铜钱大量外流，究竟是何原因导致，看完以后才明白意图！

有市场需求，才可能有交换行为。宋朝铜钱的大量外流正因于海外市场对铜钱的巨大需求，而高额的利润也正来源于国内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巨大差异。但是，我们知道，铜钱是一种贱金属货币，单位重量大而价值小。《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载，宋制''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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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郭正忠先生的研究，宋代官秤每两为40克左右，每斤则为640克左右。一贯铜钱重达3200克。当时一个海商的贸易规模一次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贯。例如，绍熙年间''大食藩客哕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 ，如果全部用铜钱支付， 30万贯铜钱重达960吨按《梦粱录》卷一二所载，海商之舰大者5000料(约合300吨) ，中者3000料约合180吨)至1000料，则辛此次回航需三只以上大船，或五只中等船才能装运。这显然极不便利。可见，铜钱并不是理想的海外贸易中的支付手段，更何况宋政府的钱禁日甚一日。

铜钱大量在海外贸易中的主要需求不是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而是因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普遍行用，海外各国将铜钱作为通货。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根据各国的货币体制和生产力特征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地区是深受中国经济制度和文化统影响的高丽、日本、交趾等以铜钱为主币的地区:二是受阿拉伯、印度等货币制度影响的三佛齐、阔婆等东南亚及其以西各国则以金银为主币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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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朝铜钱在海外各国行用的具体情况，黄纯艳先生《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论十至十三世纪东南亚的市场、贸易和货币》两文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古代的高丽、日本、交趾历来受到中国各方面的影响，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制度都学习和借鉴中国传统，货币经济也是如此。

在三个国家中，高丽使用铜钱最晚;直到崇宁以后才''始学鼓铸'' ，但其发行的铜钱形制也仿照中国，称''海东通宝''、''重宝''、''三韩通宝''等11—12世纪高丽经济有较大发展，出现了繁荣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需求和流通量也逐步增长。高丽对宋钱的需要数量不断增加，政府针对高丽的钱禁也日甚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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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铜钱的形制也仿照中国，最早仿照唐''开元通宝'' ， 720年日本还从中国聘请工匠造钱，日本所造铜钱也以''乾文大宝'' ，或''XX通宝''、''XX大宝''等为名。但是，日本自己所铸钱发行方式颇不合理，没有统一标准，大小轻重不一，而且铸造技术粗糙，造成币制紊乱、信用低下。平安中期以后出现货币流通停滞、货币经济萎缩的现象，平安朝末期试图把宋钱的大量输入作为改变日本货币流通不畅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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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允许宋钱输入，起初是想用这种与法定价格无关的外来铜钱带动日本法定铜钱以自然价格流通起来。宋钱的确大量涌入了，但它并未带动日钱流通，而是喧宾夺主，扮演了流通中的主角。南宋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铜钱流入日本更多由于宋钱的充斥和日钱的退缩，日本政府又想把宋钱堵在国门之外。后鸟羽天皇建久四年(1195年)令禁止使用宋钱，但经济的发展常常要为自己开路，这条敕令也没有起到实际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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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藤家礼之助所说，我国(指日本)社会还是卷进了汪洋的宋钱经济的旋涡之中,可信赖的宋钱作为有效的通货来使用，最后发展到成为必不可缺的通货加以重用，正因为宋钱在日本的广泛流通、需求极大，才刺激了宋日海商狂热的走私，以致出现了台州城一日之间无一枚铜钱在市行用的匪夷所思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