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生搞错啦！曾记“尚方宝剑”看似威武，原来是假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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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曾、邓关于击椎生是谁的论争，为时快三年了，应当有一个结论了，以解除广大读者为时已久的悬念。因此，笔者借本刊连载此系列文章，以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曾、邓之争作最后之决断，给广大读者一个正确的结论，让这场论争有一个圆满结局，同时也让相关文章的作者、审者、编者、转者、摘者心服口服。相信他们对此也不会再有意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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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俗话说得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当然深谙其理，于是在其40余年的蔡锷研究中苦心孤诣，精心炮制了一把曾记“尚方宝剑” 。正是倚靠这把威力无比的曾记“尚方宝剑” ，曾先生在东征西讨的学术征途上顺风顺水，左右逢源，屡建奇功。

曾业英先生精心炮制的这把曾记“尚方宝剑”就是所谓“蔡锷曾亲自审阅过”的、并批有“‘蔡阅，交刘编修’六字”的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三人编写于1913年、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

原来， 1913年，蔡锷任云南都督期间，十分重视云南革命史的编纂，特设云南光复史编纂局，委周钟岳、赵式铭、张肇兴、郭燮熙等人编纂《云南光复史稿》，赵式铭、郭燮熙等在编纂《云南光复史稿》的同时，对蔡锷的历史也很重视，于是起草了一篇《蔡松坡先生事略》，但是年10月，蔡锷离滇，此文就与《云南光复纪要》等文一样，并未公开发表过。后来《蔡松坡先生事略》与散佚不全的《云南光复纪要》原稿藏于云南省图书馆至今。

尽管《蔡松坡先生事略》只是一篇未尝出世的文章，但曾先生如获至宝，于1984年，将之附于其所编之《蔡松坡集》之后。从此以后，此文便成为曾记“尚方宝剑” 。曾记“尚方宝剑” ，也是曾先生杀手锏，每到关键时刻，曾先生总是不忘请出这把曾记“尚方宝剑” 。试举数例：

1987年，在《近代史研究》第6期上发表的《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一文中，为了证明蔡锷没有参加同盟会，曾先生就请出了这把曾记“尚方宝剑”：

现已查明，这次编纂云南光复史时，除正式编成《光复起源篇》等9篇10册外，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三人还编成《蔡松坡先生事略》（以下简称《事略》）一篇。综观《事略》全文，内容显然系传主提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稿原件现尚存云南省图书馆，封面上批有“蔡阅，交刘编修”六字。此六字证明了一个事实，即蔡锷曾亲自审阅过《事略》全文。从蔡锷亲自授意，提供素材，并审阅过的这篇《事略》的内容看，蔡氏对自己的“革命”生涯与政治身份是十分重视的。他历数自己曾与刘道仁等创设励志会，与戢翼翚等创设《国民报》，与杨毓麟等联合留13湖南学人创设湖南编译社和《游学译编》，曾倡议创立留学会馆，并在成城学校创置校友会，又与范源濂等“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建设新国家为宗旨” 。凡较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与宣传刊物，不管关系深浅，他都一一作了交代，唯独只字不提他曾在桂林参加过已因革命成功而声名显扬的同盟会。如果他果真加入了同盟会，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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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995年，在其《蔡锷与〈清议报〉》一文中，曾先生在证明孟博和奋翮生是蔡锷的笔名时，也频频请出了这把曾记“尚方宝剑”：

当时，蔡锷任云南省都督，特设云南光复史编纂局，委周钟岳、赵式铭、张肇兴、郭燮熙等人编纂《云南光复史稿》，《事略》属其中一篇。综观《事略》全文，内容显系传主所提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稿原件现在尚存云南省图书馆，封面上批有：“蔡阅，交刘编修”六字，此六字足以证明，蔡锷亲自审阅过《事略》全文。这一事实说明，孟博、奋翮生两个名字已经蔡锷本人认定，当然也就无可怀疑了。

在证明劫火仙是蔡锷的笔名时，曾先生同样最后也请出这把曾记“尚方宝剑”作为“重器”殿后壮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禁锷本人也已认定劫火仙是他的笔名。劫火仙不但是《清议报》专栏《瀛海纵谈》的作者，还是匿名法国人著、支那调查会编《支那现时论》一书的译者。而《蔡橙坡先生事略》一文说过：蔡锷“所编辑之《国际公法志》、《支那现势论》诸书，一时风行海内。 ”如前所述，《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是经蔡锷亲自审阅过的自传性作品，而《国际公法志》一书又明白标明系“邵阳蔡锷编译” ，这就无异于告诉我们：蔡锷自己也承认“劫火仙”是他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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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著《古调新弹：民国史事及其他》

由上可见，对于这柄曾记“尚方宝剑” ，曾先生用得是十分顺手，剑锋一指，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到了2008年，曾先生在其所编《蔡锷集》中又附录此文，并加注曰：“原稿本封面上批有以下六字：‘蔡阅，交刘编修。 ’”自此，曾记“尚方宝剑”正式炮制成功，并随着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蔡锷集》而流传四方，影响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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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编：《蔡锷集》

2017年，为了否定蔡锷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一早已客观存在的史实，曾业英先生在其发表于《史学月刊》第9期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也请出这柄曾记“尚方宝剑” ，甚至还将《蔡松坡先生事略》中所说当成蔡锷本人之言：

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三人编撰的《蔡松坡先生事略》"是蔡锷提供素材，并亲自审阅过的” ，因此，文中所述也可认为是蔡锷本人的意思。他在此文中全面回忆了自己在这次起义中的心路历程，说梁启超、唐才常“借勤王为名，结合同志谋举革命”之时，他“就梁于日” 。但梁启超“以其年幼” ，认为“宜储学为异日用” ，他“遂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并补习普通科学” 。后来， “汉口事发师友多遇害” ， “旋联军入京海内鼎沸” ，他“外瞩祖国之危亡，内伤僚友之惨祸，忧虑成疾，形容枯槁，医药鲜效。然以体质素强，治事为学，尚如恒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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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

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在与邓江祁激辩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之时，曾先生又故伎重演，请出了这柄曾记“尚方宝剑” ，企图借其无边的功力，一举而定乾坤：

邓江祁屡屡强调， “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 。因为自惠我春、郭燮熙在挽蔡锷联中提出蔡锷“少年别号击椎生”后， “从未见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而1916 年采访人员南舟也在 8 月 11 日云南《义声报》中发表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中又开宗明义地说过“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 。可见， “无论是在蔡锷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其部下或友人明确指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别号(自号) ，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已早有明确的答案，既非什么秘密，也非什么历史的悬案”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倒不这样认为。且不说无人提出“异议” ，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历史的真实，不能再依据相关史料提出“异议”了，即就邓江祁所说也非事实。因为如上所说，早在1913 年夏，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事略》一文，未以任何方式记述他还有8 万多字的诗文曾署名“击椎生” ，则可视为实际被蔡锷本人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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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曾先生的曾记“尚方宝剑”精心炮制而成之后，由于其屡试不爽， “功力”巨大，导致后来众多研究者和读者拜倒在这柄曾记“尚方宝剑”之下，并频频因此而陷入蔡锷研究的误区，在史学界和读书界造成了一系列难以挽回的重大失误。笔者就是曾记“尚方宝剑”的受害者之一。

对于这柄曾记“尚方宝剑” ，笔者以前限于条件，未曾考证，轻信了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先生所谓“《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是经蔡锷亲自审阅过的”的结论。但尽管如此，笔者阅读全文后还是保持了应有谨慎，对曾先生所吹嘘的该文经蔡锷亲自审定之事产生过质疑。在1912年第3期《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上发表的《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一文中笔者就曾指出过此文存在很多错误：

该文虽经蔡锷本人审阅（按：此系被曾先生忽悠的明证），却仍存在许多明显的错误。例如，蔡锷从1900年到1911年之间的经历不对，《军国民篇》的发表时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入湘、入桂等重要时间节点都迟了一年，还缺1908年（戊申）的情况。而且，文中也未提到蔡锷的劫火仙的笔名。这说明，《蔡松坡先生事略》未必就全面、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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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1912年第3期

2018年8月，笔者又在《曾业英先生又读错了——二论〈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一文中指出：

郭燮熙等人所编《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原稿封面上虽有“蔡阅”的批语，却其中仍存在一系列明显的重大错误和重要遗漏。例如，蔡锷从1900年到1911年之间10多年经历的时间节点全部不对，《支那现势论》的发表时间，入成城学校和从成城学校毕业、与黄兴等人创办《游学译编》、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和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以及回国、入湘、入桂等重要时间节点全部弄错了，还缺蔡锷1908年（戊申）在南宁的情况。并说蔡锷“乙未十三岁应试入泮，随师樊山肄业长沙” ，不仅事属乌有，而且连蔡锷老师樊锥的名字都写错了。因此，一向办事认真的蔡锷是否真正审查过此文值得高度怀疑，不能简单、完全相信，更不能以此作为依据来判定蔡锷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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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蔡松坡先生事略》

由此可见，曾记“尚方宝剑”本身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对曾业英先生负责，笔者不得不以人格、生命、名誉担保，在此郑重向全世界人民宣布：

钢的事实证明，曾业英先生精心炮制，用以东征西讨、屡建奇功的曾记“尚方宝剑” ，原来是假的！

所以，如果曾先生还是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历史研究者，难道不应该赶紧认错吗？难道要让更多研究者和读者频频陷入曾记“尚方宝剑”这一误区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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