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遗址考古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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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人知的是，良渚文化背后的考古往事跨越了七十余年岁月。如果没有战争，良渚文化本应更早被世人所熟知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江隐龙

中国人常常以“五千年文明”自豪。然而长久以来，中国的信史却一直止步于四千年而难以向更古老的文明源头回溯。上世纪末，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开始的年代暂定为公元前2070年，中国四千年信史在传统的“上下五千年”观念面前，终究似乎差了一口“气” 。

这口“气” ，直到良渚文化被发现、被肯定，才渐渐舒展开来。根据对碳14测定，位于钱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距今大约4700年至5300年，前后延续达千年之久——这一片文化肇兴之地，直接将中国长久以来“失落”的千年岁月填补。

7月6日，在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从此为世界所公认。中国考古人萦绕在心头许久的心结，就此了结。

少有人知的是，良渚文化背后的考古往事跨越了七十余年岁月，可谓书写了一篇辉煌的近现代考古史诗。

战乱年代的开场

如果将良渚文化的考古看成一部小说，那这部小说的开场则是由两位年轻的学者书写的。其中之一是何天行。

何天行于1913年出身于一个医学世家，其父、其弟均为颇有名望的医生，然而何天行熟读诗书，走上了一条“文人”之路。后何天行考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其中有一门课为考古学——就是这门并非主流的文学课程，开启了他的考古之路。

出于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何天行开始利用假期四处探访，搜集各种古代器物。当时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但盗挖者往往将视线聚焦于“贵重”的玉器，而对石器与黑陶不屑一顾。在看到这些被随挖随弃的器物之后，生性敏锐的何天行当下判断这绝非普通器物，埋藏这些石器、黑陶的良渚，一定藏着一个优秀的古文化遗址。

一年寒假，何天行前往良渚考察时发现了一个刻有十几个符号的黑色陶盘。在与甲骨文、金文对照分析后，何天行确定其中十个符号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同形字，因而进一步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就这样，他成为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将古代符号定性为文字是一件需要魄力的事情。当时的何天行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然而他当时还不知道，一年之后，另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将为良渚文化打下更清晰的烙印，那就是风华正茂的施昕更。

施昕更是土生土长的良渚人。他出身贫困，却天资聪颖。 13岁时，施昕更辍学在家，余杭县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的校长见他勤奋上进，主动借钱送他到杭州贡院读初中。校长的苦心没有白费，施昕更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因表现优异，经老师推荐前往西湖博览会担任讲解员——这在当时，可是个难得的机遇。

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是中国会展史上一次规模极大、影响深远的展销会，观众前后达10万多人，号称“洵吾浙旷代之盛典，湖山空前之嘉会” 。担任讲解员的过程中，施昕更眼界大开，同时对考古学、地质学产生了兴趣。西湖博览会结束后，施昕更便到西湖博物馆工作。

到博物馆的施昕更很快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在一次位于古荡的考古工作中，施昕更发现一件石斧与他家乡盗挖者们所挖掘、遗弃的器物石器颇为相似。为什么良渚会有石斧?良渚与古荡的石斧形制又为何如此相似?抱着这些疑问，施昕更回到良渚开展调查，并搜集到了不少陶片。

面对这些陶片，施昕更作出了与何天行一样的判断：良渚一定有古遗址存在。这一年是1935年，施昕更25岁，而何天行刚刚23岁。

在西湖博物馆馆长的支持下，施昕更很快主持了对良渚遗址的发掘。自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3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在大量的考古基础之上，施昕更写就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 ，详细介绍了良渚地区的发掘经过、收获。只可惜，这本书问世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国乱岁凶，四方扰攘，其印刷也不得不中断。

战争年代，考古工作成了与时间赛跑的游戏。 1937年4月，何天行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 1937年12月23日，《东南日报》刊登了施昕更考古发现的报道，正式提出良渚文化乃“在殷商以前”的“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重要分子” 。第二天，杭州便在日军的战火中沦陷了。

两个年轻人的开场就这样被战争中断。施昕更在《良渚》中写道：“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 ”斑斑血泪，非亲历者难以体会。

良渚文化的新坐标

如果没有战争，良渚文化本应更早被世人所熟知。乱世之路，人命卑贱如蝼蚁，更何况埋在土地中的遗迹。经过漫长的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良渚的史诗又一次断断续续地书写开来。

上世纪50年代，良渚出土的陶片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陶片数量众多且相对完整，因此考古人员判断这应当是一个古代黑陶作坊的遗址。 1959年，结合解放前的种种考古成果，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两年后，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又将良渚遗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年，良渚发生了一个小误会：当时刚刚年满30岁的考古学家牟永抗带队在良渚遗址进行考古作业时，挖掘出了半件玉琮。凭考古经验，牟永抗认为这件玉琮为西周文物，还为此颇为自责，认为是自己未将地层清理干净，才导致良渚混进其他时代的器物。

然而十年之后，牟永抗的自责就被另一个考古发现冲得烟消云散——1973年，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玉琮、玉璧等玉制礼器，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事实上有着更久远的历史。牟永抗挖出的玉琮，正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定位一旦明确，考古工作便迈出了新的一步。上世纪80年代是良渚玉器大发现的时代，江苏张陵山、寺墩，上海福泉山，浙江反山、瑶山、莫角山等遗址纷纷出土了大量玉制品，其中以反山遗址的挖掘最为耀眼。

1986年5月30日， 3200多件玉器、陶器、石器等在反山出土，其中还包括称为良渚“玉琮王”“玉钺王”的两件超大型玉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地图上，良渚文化的坐标愈加清晰。

“玉琮王”“玉钺王”等玉制品的出土，意义非凡。《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 ，《尚书·牧誓》中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琮与钺均是中国封建王朝王权与军权的重要象征。而在更古老的新石器时代，这些雕刻神人兽面纹的礼器，也只有具备崇高宗教地位的巫师才能持有。反山遗址中的墓葬出现了琮钺合葬，那此中埋葬的究竟是何许人也，就不难猜测了——这些被百姓翻越过无数次的小山头，会不会是五千年前的王宫?

这个猜测令考古人员热血沸腾，而考古工作也在这种期盼下继续开展。直到上世纪90年代，庙前、汇观山、梅园里、卢村、姚家墩、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一系列遗址渐次被发掘。截至1996年底，良渚遗址群约3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遗址50余处。 2002年，遗址群内发现的遗址点已增至135处，良渚遗址保护区的范围也扩展到50多平方公里……

西汉长安城不过36平方公里，唐朝长安也不过约90平方公里，当时没有任何一个考古学家敢预测良渚究竟埋藏了多少秘密。但毫无疑问，这些秘密一旦被解开，必将震惊世界。

震撼世人的古城遗址

2007年，瓶窑古城墙被发现，考古人员赶紧跟进，进一步找到了北城墙、东城墙、南城墙……当年11月，一座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大小的良渚古城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说“玉琮王”“玉钺王”的出土令人惊艳，那良渚古城则让人震撼。良渚古城自核心区、水利系统至外围郊区，总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规模极为宏大。其布局分为三重，最中心约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宫殿区堪称中国最早的宫城，其面积远远超过年代更晚的龙山时代的石峁、陶寺和夏代的二里头宫殿区。

良渚古城拥有9座城门，其中8座为水门。沿着水门通向内城，纵横交错的古河道多由人工开凿或改道，组成了一套发达的水路交通和水利系统。五千年前，神态威严的祭祀站在高台上俯瞰城外的人工水库，君主在王宫的层层高墙内训诫着官员，女子们乘独木舟、竹筏穿梭在水网之中，男人们挥舞着石镰刀在稻田田埂中劳作……这一派田园牧歌般的景象，实在让后人悠然神往。

对于考古人员来说，规模宏大、设施齐全的良渚古城足以代表文明的发展程度——如此规模的工程，没有健全的组织、有效的规划，是不可能完成的。可想而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流域一定存在过一个发达的文明，这个文明兼具土筑文明、水利文明、稻作文明的特色，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同时，这一文明还有高度发达的玉器工艺、文明体系。

良渚古城给了考古人员极大的热情与信心。在2016年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假若良渚是一个国都的话，那些就是各个州郡所在地，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了。 ”

考古学家李伯谦也认为良渚文化已正式进入王国阶段，是中国王国阶段的开端。到此基本可以断定：良渚文化已处于成熟的文明阶段，且是同时期中国最先进的文明。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背后的东方古老文明终于走出中国，在世界大放异彩。

良渚文化之于中国人，其意义不仅是拓展了文明的起源。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曾说：“我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第二次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这意义比较起来是更加重大罢!”

而今，当后人站在饱经战火而又重归和平的土地上，是否也当有此一问：从良渚文化到夏商周，中华文明经历秦汉晋唐宋元明清及至今天，其五千余年岁月不中断，依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责编：高恒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