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何没有出现太监干涉朝政现象？

中国封建制度之漫长和成熟，世所罕见。其中，汉、唐、宋、明可以算得上鼎盛或相对兴盛的几个朝代。然而，就是在这几个朝代，太监乱政最为猖獗，特别是在东汉、中晚唐时期，宦官数次在皇权、相权、藩镇与外戚……各种政治势力残酷牛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商朝就有“寺人（阉人，宦官、太监旧称）” ，据考古发现，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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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群体为何成为产生奸诈残忍、权欲贪欲极大、奴性十足、一个比一个坏的拔尖恶人的沃土呢？从指鹿为马的赵高、暗箭伤人的石显，到“立地皇帝”刘瑾、“九干岁”魏忠贤……这些太监，借助中国的宫廷将人性最恶劣丑陋的一面淋漓尽致的表演出来。如五代时期，地处岭南一隅的南汉王朝，宦官达到两万人，从事阉割的工人达到五百多人。只要是想升官入朝的进士、状元乃至僧道，全部必须走阉割这条“通天”大路。而那些没被劁的士人，皇帝哪里敢信任呢。

当然，最典型的要算明末宦官乱政。实际上，明太祖朱元璋早已觉察到这一隐患，用铁铸的敕令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 ，只在宫中立了六十年，就被大太监王振挪走了，锦衣卫和东厂是太监从宫廷走向社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特务机关的合法化。至明朝后期，太监“多如蚁阵” ，最多时达十万之众，据《日下旧闻考》载：“都人生子，往往阉割，觊为中官，有非分之福。 ”

因此，很多史学家一般都把明朝灭亡归因于宦官乱政。然而，基本延续明朝制度的清朝在其存续近二百七十年间却没有出现宦官乱政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在管理上，总管内务府大臣依靠相关“制度” ，有效地防止了宦官乱政。

首先，严格选用太监。

清朝实行太监投充招募制，报名者先由礼部报名记档，再由礼部将档案递交内务府大臣验看。为了防止“腐败” ，乾隆后期都由内务府大臣一首操办新收太监的各项流程，只有通过严格审验的太监才准“录用” 。太监入宫前，内务府大臣均要查明新录用太监的年龄、籍贯等，并以此为依据做出安排。假如年龄偏大或不是京畿直隶之人，就会拨到亲王郡王府，当然王府内符合入宫条件的太监也可以招进宫去。对新招太监的身世来历，内务府大臣也严格考查其籍贯，询问其家庭情况及品行、经历，由地方官出示印结，证明此人的确为家道贫苦且无犯罪记录，才准录用。对于招收太监过程中的勒索徇私舞弊行为，内务府大臣是严密稽查的。

内务府大臣还对符合遣送资格的太监进行再分派工作。如嘉庆十三年规定，发遣遇赦释回的太监，由内务府大臣“照年长太监拨给亲王郡王之例”处理。

其次，严格管理太监。

太监的日常管理由内务府大臣负责。日常管理包括传达圣训、约束训导、退役安排以及监控与限制等，其中主要是传达圣训与约束训导。清朝皇帝很忌讳太监“犯法” ，多次下达训谕：太监不准干政，不准与官员勾结，不准违规越礼、纵容家人生事，不准私藏军器等。据昭槤《啸亭杂录》载，乾隆年检一位太监曾在背后直呼当朝大员梁国治之名，时任内务府大臣的和珅听见后，大怒，认为“梁为朝廷辅臣，汝辈安可轻之？”随即下令打他几十大板，并令其向梁叩头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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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退役的检验管理由内务府大臣负责。为防止太监通过伪造证据、贿赂总管等方法蒙骗出宫，从嘉庆起，内务府大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太监里有称年老患病、甚至卧病不起请求退役的，先由总管太监奏明，然后内务府大臣亲自验看，即使临时有事也会派司员前往验证。除年过六十五岁或病情十分严重的发给“证明”为民外，没有到六十五岁的继续在外调养，内务府大臣每月还派司员前往查看直到其病愈为止。据《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太监因病准其为民的，由内务府大臣亲自验看后发给为民执照，执照内注明“病痊缴销” ，且把该太监年貌籍贯传知内务府番役，并通行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五城及该太监原籍地方官，防止其病愈不报，以方便将来搜查缉拿。一旦出现有退役太监滞留京城，内务府大臣与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一起前往搜城缉拿。

对太监的监控与限制由内务府大臣负责。包括管理太监出宫门的管理，严防其与外人接触；削弱、限制太监的职权。特别是嘉庆十八年，一些太监参与天理教林清攻打紫禁城后，内务府大臣对太监的监控更加严格。在皇帝的训谕下，内务府大臣制定相关章程，严禁太监胡乱请假，不但缩短请假天数，还在其请假回家的这段时间里，派人到其门口进行监视。即使巡幸随行的太监，请假两天以内的可以通融一下，但如果不按时回来，敬事房回随即上报内务府大臣查访。据《奏为升平署太监苑长清上年逃走藏匿在惇亲王府现严审此案以究水落石出事》等清代档案显示，道光七年，内务府大臣禧恩、穆彰阿等将逃匿惇亲王府的升平署太监苑长清捉拿归案。在审讯期间，惇亲王被迫罢免一切差使，之后禧恩、穆彰阿等不但严惩苑长清，还指出惇亲王私藏逃匿太监，绝不能姑息纵容，应交宗人府严肃处理。道光帝认为这是应该的，就把惇亲王降为郡王。可见，清朝对太监管束十分严格，即使是亲王也不能例外。

对太监违禁犯罪的处理由内务府大臣负责。对在宫内犯罪情节较重或屡犯不改的太监，内务府大臣全程参与处理。据《宣宗成皇帝实录》载：道光十一年出现太监张进幅买运鸦片烟土案，开始时由刑部审讯并早早结案，道光帝不满意，就下诏由内务府大臣继续审讯。经过禧恩等人的严查，发现贝勒克克色布库和太监一起吸食鸦片，并查出同食的太监、民人五名。道光帝勃然大怒，将先前审讯此案的刑部堂官及承审司员全部下狱，克克色布库则呗交由理藩院发落。其实，内务府大臣对“犯事”的太监进行审讯议罪，还包括斗殴、偷盗、自戕自尽、擅闯禁地等。

第二，在制度上，严格控制太监的数量。

据《清史稿·职官志》载：“太祖（努尔哈赤）、太祖（皇太极）见往易规，不置宦官。 ”清世祖福临临终遗诏里也指出：“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 ”康熙则认为“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 ”

实际上，我国历朝历代太监人数最多的要算明朝了，据说达到十万多。

而清朝在创建初期，已经对明朝臃肿的太监机构进行了改革，还制定了一套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九万多太监削减到九千人。顺治时期只保留一千多的太监，乾隆年代增加到三千人，这个数字一直保留至晚清末年。极大地削减太监人数，实质上就是对太监队伍进行大清洗，之后，即使有太监想“搞事” ，也会因为自身群体力量的弱小而不敢造次，只能谨慎“工作” 。

第三，在政治上，皇帝不再依赖太监群体。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的基础是建立在庞大的官僚体制之上的，这个庞大的体系需要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但是在处理国家事务中，仅仅依靠皇帝一人是难以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的。于是，在皇帝身边的太监就成为他所依赖的对象，就有了插手国家事务、掌控朝政的机会。

入关前，满清的中央决策机构尽管为议政王大臣会议，但由于努尔哈赤的出色领导，可以控制整个决策层。入关后，清朝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开始设置内阁，尽管保留议政王大臣会议，但是其已经没有了决策功能。为加强皇权，康熙在自己读书的地方南书房，设置了秘书处，而这些秘书多是陪皇帝读书的翰林院的翰林，这些文学之士平时除了在陪皇帝谈古论今、诗词歌赋外，还为皇帝提供政务处理方面的咨询。实际上，康熙中期之后，南书房就代替了内阁，成为清朝的决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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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内患需要，雍正成立了与明朝内阁相似的军机处。军机大臣负责为皇帝提供军事上的咨询，此时太监一律不能逗留，这样一来就杜绝了太监插手国家军事的机会。而且军机大臣只是提供咨询，并不能影响皇帝的决策。连军机大臣都这样，不要说太监了。

此外，与明朝很多皇帝比起来，清朝的皇帝就十分勤政了。他们极力树立唯我独尊的绝对权威意识，一般都不太喜欢提建议的大臣，只喜欢埋头做事的那些奴才。他们控制朝政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不可能让国家决策权落入王公大臣之手，更不要说被严密防范的太监群体。加上当时的太监多数为地位低于满、蒙、藏的汉人，想造反，基本没什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