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中原陷入动荡，北部契丹部落趁机发展势力范围

公元436年，北魏“开辽海，置戍和龙” ，对东北地区实行有效的政治军事控制，因此，契丹、库莫奚诸部也纷纷成为北魏政权的属部。同年，契丹部落遣使贡献，作为契丹人来贡的回报，北魏也在和龙、密云之间设立榷场、打开交市的通道，标志着双方领属关系的确立。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松漠诸部发生了一件大事，从而推动契丹与北魏关系更加亲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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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铁，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高句丽与蠕蠕（即柔然）图谋瓜分地豆于部落，其实际目的就在于谋取松漠地域，所以，此事引起松漠诸部的警觉和大幅度的移动，契丹人也是如此。白狼水，即今辽宁省境内的大凌河，说明契丹部落已经完全进入北魏营州境内，契丹部完全成为北魏管辖之下的内附部落。

北魏末年，天下失衡，边镇倾覆。原本隶属北魏的柔然部落开始重新强大起来，契丹、库莫奚诸部沦为柔然的部属。柔然可汗开始凭恃强大的军事实力，参与和插手北魏末年日见衰败的政治事务，东魏就是在柔然人的支持下建立的新的割据政权，并从此影响东、西两个魏政权的抗衡与对峙，达三十年之久。其间，契丹部落始终作为柔然人的属部而存在。 550~551年，柔然人受创于高车部落，并从此一蹶不振。当时已经将东魏政权更名为北齐的高氏统治家族，极力支持和维护柔然可汗的统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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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年，契丹部落趁机起兵，杀死柔然可汗铁伐，契丹及库莫奚诸部遂脱离柔然的控制，从此成为活动在北齐北部边疆地带的重要“边患”；是年，北齐主高洋一方面派遣前柔然可汗铁伐之父登注返回汗庭出任新可汗，一方面召集大军回师北上、亲征契丹部落，兵锋直指阳师水（即今大凌河上游支流忙牛河）流域，大败契丹诸部，俘获人口10余万、杂畜数百万头，悉徙置于河北诸州境内。其后两年，突厥汗国崛起，契丹及库莫奚诸部又沦为突厥汗国的臣属。直到隋王朝重新统一全国之后，契丹诸部才获得摆脱突厥汗国控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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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隋朝初期的时候，契丹部落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严重分裂的局面，即部落整体一分为三，一以属突厥，一以属隋朝，一以属高句丽；这种部落整体的分裂倾向，首先代表了契丹古八部联盟阶段的彻底终结，其次是继续显示出契丹部落摆脱突厥汗国控制的历史倾向。因此，据《隋书》记载：[开皇]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上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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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五年（585）“款塞”的契丹部落，就是其一分为三者中，依附隋朝的那一部分，他们仍被隋朝安置在白狼水流域；别部出伏部落，就是突厥强盛之际，依附于高句丽的那一部分契丹人，约有万家左右，归附隋朝的时间是开皇十六年（596）；开皇（581~600年）末年，原本依附突厥的那部分契丹人也投降隋朝，虽然朝廷鉴于突厥汗国的关系，劝其还属突厥，但这部分契丹人“坚辞不去”；止此，契丹部落重新聚结在一起，并在隋朝的保护下，建立起新的部落联盟关系。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统臣水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茵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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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契丹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存在时间较长的大贺氏部落联盟的开端阶段。所谓“酋帅相与议之” ，即部落联盟内部还盛行比较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凡是遇到战争等大事时，都要举行部落贵族会议来决定。但大贺氏部落联盟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发展内容，这就是“兴兵动众合符契” ，已经出现并形成了直接凌驾于部落组织之上的绝对的统治权威；同时，契丹部落组织结构之内，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实际脱离于部落组织之外的、由某些强大贵族家庭直接控制于实际拥有的部落组织单元，譬如孙敖曹家族所直接领有的内稽部落和李去闯（又名曲据）直接领有的松漠部落等，都是实际脱离契丹部落组织结构的客观存在，这说明某些特权形式在当时的部落组织结构内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