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三年，在汉武帝的几次尝试下，大汉的皇权开始向他悄然转移

楔子

景帝后三年（公元141年），春正月，大汉天子刘启驾崩于长安未央宫，时年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彻，即皇帝位，便是后世鼎鼎大名的汉武大帝。

但此时年轻的帝王，终究还不是后来乾坤独断的一代雄主，年少有冲劲儿，但也更冲动。雄心勃勃想要一改文景数十年来的内敛低调，建立无上功业的武帝，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狠狠地跌了一跤。

建元三年，在汉武帝的几次尝试下，大汉的皇权开始向他悄然转移// //

建元元年冬十月（公元前140年），在武帝正式改元的第一年（汉初采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武帝颁布了新年的第一道诏书，下令全国向朝廷举荐贤良之才。

这次大规模的求贤令一下，像董仲舒之类的儒家子弟开始进入朝堂视野，而武帝的老师，当朝丞相卫绾，要求将所举贤良中的法家和纵横家尽数革除，此举更是让儒家身处于风口浪尖。

长乐宫中的窦太后崇尚黄老之术，朝中老臣们也都是饱受国初无为而治国策的熏陶，自然对儒家那一套不甚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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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丞相卫绾暗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奏疏一经问世，立即引起了窦太后的强烈不满，没过多久，卫绾便被窦太后寻了个过错免官去职。

这次人事变动，并未引起武帝的警觉，因为新任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俱好儒” ，他们还举荐了儒家子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在朝中隆推儒术， “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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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武帝确实有些飘飘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皆支持皇帝改制，而郎中令又掌握宫廷宿卫，一时间还真就有大权在握的错觉。

可武帝似乎忘了那个朝政需事事奏请，又有忠心的卫尉程不识执掌禁军，进而真正掌控朝局与宫廷的窦太后。

当建元二年初，赵绾、王臧奏请武帝“毋奏事东宫” ，近乎直白的和武帝商议政变夺权，听到风声的窦太后大怒，果断出手将赵绾、王臧下狱。

见识到皇祖母的雷霆手段，武帝赶忙“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 ，丢卒保车之下，赵绾、王臧无奈自杀，而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被窦太后免职赋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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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浩大的“建元改制”草草收场，丞相、御史大夫都被替换成更加尊崇黄老之学的勋贵，朝中的儒家势力被扫荡一空，除此之外，窦太后还特意挑选谨小慎微的石建出任郎中令，执掌宫中宿卫，武帝此刻虽贵为天子，亦形同傀儡。

峨峨宫墙，如枷锁一般困顿了武帝的雄心壮志，这位少年天子一时当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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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虎符与微行

一、金屋藏娇

汉武帝刘彻之所以能成为太子，并最终顺利登基，与于馆陶长公主之女陈阿娇的联姻密不可分。

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 ——《汉书·外戚传》

馆陶长公主是窦太后唯一的女儿，景帝刘启的同胞姐姐，身份显赫，尊宠优渥，比肩诸侯王。由于景帝宠妃栗姬的怨怒和短视，拒绝了长公主结亲的请求，才让待人接物更胜一筹的王夫人（武帝生母），有机会和长公主结为亲家，进而在长公主频频向景帝和窦太后诋毁栗姬、盛赞王夫人的助力下，景帝最终疏远了栗姬，废掉了太子刘荣，另册立王夫人为皇后，立武帝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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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馆陶公主有功于武帝，但在武帝登基后，馆陶公主自恃功高，索取无厌，惹得武帝反感，并引以为患，而自小娇生惯养的陈阿娇，骄纵蛮横，又善妒无子，也让武帝心生不满，刻意疏远冷落。

但皇后陈阿娇失宠，最先紧张的反倒是武帝的生母王太后。

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 ——《资治通鉴·汉纪九》

王太后为什么要武帝重新礼遇馆陶长公主，宠幸皇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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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武帝此时不利的局面分不开的。

建元改制失败后，被完全架空的武帝，地位岌岌可危，这时候后宫不靖，馆陶公主一家再向窦太后诉苦，那武帝可真就危险了，前朝吕后废立少帝的故事可殷鉴不远，由不得王太后不忧心忡忡。

在窦太后还是文帝皇后时，双目就已失明，她除了宠爱幼子梁王刘武外，就最喜欢能经常陪伴在她身边的馆陶公主刘嫖，疼爱到什么地步呢？

史记记载窦太后去世后，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 ——《史记·外戚世家》

尤其在两个儿子，梁王刘武、景帝刘启先后去世，唯一仅存的女儿刘嫖，就成了窦氏的最大精神寄托，而连带着外孙女陈阿娇，也成了窦氏的心头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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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武帝要想稳住皇位，除了对奶奶的政事安排无条件赞同外，枕边人皇后的喜怒，也成了赢得窦太后欢心与否的关键。

王太后说的没错，女人很好哄的，武帝拿出几分热情，嘴巴甜一点，腿也勤快点，晚上多往皇后屋里钻一钻，小夫妻和和睦睦，恩恩爱爱，丈母娘馆陶公主心里高兴，自然会心向女婿，不时替武帝劝解窦太后几句，窦太后对武帝的怨气消了，当然会允许武帝重新参与到国政的处置当中。

这里边笔者再说一个有意思的点，可以侧面佐证武帝后宫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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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和《汉书》都有记载，在建元二年三月上巳日，也就是武帝改制失败后没几个月，他从霸上祈福回来，暂歇姐姐平阳公主府上，相中了美人卫子夫，宠幸后带入宫中。但因这时王太后刚劝武帝要多恩宠皇后，讨窦太后欢心，所以卫子夫进宫后一年都没再被武帝召见过，入宫岁余，不复幸。

由此可以知，当时武帝的境遇的确很糟糕，为了不让善妒的皇后生气发飙，武帝一心扑在陈阿娇身上，对其他美人置若罔闻，还真是够能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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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虎符与节杖

通过恩礼馆陶公主和皇后，武帝和窦太后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开始，武帝处理政务的记录明显多了起来，而王太后的弟弟、武帝的舅舅田蚡也重新出任太尉，这都是武帝皇位稳固的信号。

也是在这一年初，东南突发的战事，又给武帝重新获取大权的机会。

当初七国之乱时，吴国兵败，东瓯国计杀吴王濞，吴太子逃亡闽越国，为报杀父之仇，常权闽越王攻打东瓯，建元三年，闽越终于出兵围攻东瓯。

七国之败也，吴王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闽粤从之，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 ——《资治通鉴·汉纪九》

在接到东瓯的求援信后，汉武帝询问太尉田蚡的意见，田蚡对道：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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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远在东南一隅，秦时就以放弃这块土地，如今闽越与它争斗，大汉没必要劳师动众救援，白费人力物力。

田蚡的观点代表朝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文景以来，大汉王朝就崇尚黄老“无为而有为”的治国思想，对内休养生息，与民休息；对外不大动干戈，提倡“毋动为大”的外事方针。

所以在近四十年来内敛低调的国策之下，大汉朝的执政者们往往抱有少生事端的保守思想，而见证了了文景两朝风风雨雨的窦太后，也深受黄老政治的影响，提倡“为政无为” ，不喜折腾，自然也对闽越与东瓯的蛮荒小国的争斗无心介入。

武安侯田蚡刚因“隆推儒术”而被窦太皇太后贬退过，这时候肯定要揣度老太太的心思，万事求稳，说出不理会东瓯的求救请求，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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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尉田蚡的意见显然不是武帝所能接受的，这时中大夫严助站出来反对：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汉书·严助传》

大汉朝廷要有泱泱大国的胸怀，不能丧失扶助弱小的责任和义务，如此才可令天下归心，号令万国，四方臣服。

武帝深以为然，武帝本人此时不满二十岁，如初生之日，朝气蓬勃，而他眼中的大汉更应该如天上的太阳，光芒万丈，四方敬仰。

所以武帝认为：“太尉不足与计。 ”

但武帝想发兵援救东瓯，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困扰着武帝，那便是武帝得不到窦太后准许是调不出虎符的，按照汉制，无虎符驻军不得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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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符是发兵的信物，一般形状如虎，中剖为二，发令方和军中将领各持一半，只有勘验吻合方能调动大军。

而且虎符可不止一块，汉初皇帝颁发虎符的一半给各诸侯王及郡太守，由此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调兵制度。皇帝要调哪个郡的军队，自然要找出该郡的一半虎符授予发令人，在与郡守的另一半虎符勘验吻合后才能发兵。

应劭注引《汉书》时便道：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

而虎符由符节令保管，隶属于掌宫廷事务的少府管辖，当然这时候少府也听命于窦太后，武帝想掌兵暂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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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陷入了僵局，武帝又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不得不佩服武帝的意志与手腕，虽然拿不出虎符，可派人前往会稽郡，调出象征天子的汉节还是能办到。

武帝对严助道：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 ——《资治通鉴·汉纪九》

表面上武帝是告诉严助，我刚即位不久，虽然要出兵，但为了要保持该有的大国风范，就不兴师动众动用虎符，只赐予你汉节调兵。

大汉开国六十多年，还从未出现过无虎符就能调兵的先例，严助怎么可能不明白武帝话中的潜台词：“我虽是皇帝但暂无兵权，可你也必须得办成事！”

这既是对严助的考验，也是武帝的一次大胆尝试。

严助到了会稽，会稽郡守果然以无虎符不能调兵为由，拒绝出兵东瓯。

严助当机立断，持皇帝赐予的汉节，当庭斩杀了郡司马，震慑住了郡守，这才成功促成了会稽郡发兵东瓯，吓跑了闽越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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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军事行动的成功，无疑让武帝在军中的威望大增，天子即便没有虎符，也能靠帝王的意志调得大军，虽然破坏了由来已久的规矩，可无形中让武帝绕过窦太后，实现了对军权的控制，一点点拿回了权力。

三、期门军

持节调兵发生之后，大汉朝廷的权力格局发生微妙的变化，史书上忽然冒出了这么一段记载：

是岁，上始为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 ——《资治通鉴·汉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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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就是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开始微服出巡，乍一看，好像武帝有些不务正业，但后一句话“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 ，就暗藏玄机。

武帝召集了一帮能骑射的人期定在诸宫殿门外，这是要干什么？

而《汉书·东方朔传》对此记载的就更加详细：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

武帝是收拢了一批陇西、北地善于骑射的子弟新组建了鼎鼎大名的“期门军”（羽林军的前身），如此皇帝的意图就昭然若揭了。

郎中令统帅宫殿门户及内部禁卫，卫尉则统领宫城禁军，负责宫殿外门署的警卫，这两个禁军要职都是窦太后安排的人出任，武帝另组禁军很显然是为了夺得对宫廷的掌控，至少是建立一支可以依仗的嫡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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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武帝借微服出巡的名义，另行选拔精于骑射的良家子，作为随行护卫，进而将宫中卫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个过程出奇的顺利，史书中并未见任何反对声音，可知通过驰援东瓯一事，军中势力开始自觉的向武帝靠拢，窦太后逐渐衰老，而雄心壮志的武帝正如朝阳蓬勃，这也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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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三年，不论是以汉节调兵，还是另组“期门军” ，都是武帝在后权压制下，对皇权外拓进行的有益尝试。从这一年起，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武帝，逐渐掌握了主动，内外大权开始不可逆的向武帝进行转移，一个属于汉家天下的崭新时代就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