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洋行贩卖鸦片大起底
鸦片对于古代中国人并不陌生 。 早在唐代 , 阿拉伯使者把当时西方主要成分是鸦片的珍贵药品“底也伽”作为贡品带入中国 。 罂粟在当时作为一种观赏性的花卉 , 起名阿芙蓉 。 随后 , 鸦片也作为药材应用于咳嗽、泻痢等病痛的治疗中 。 甚至在宋代民间还出现了罂粟籽和“竹沥”煮粥食用的记载 。 但是鸦片贩卖真正出现在中国却是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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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进入中国后 , 英国人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 叫作芙蓉膏
明成化年间(1465~1488) , 鸦片作为一种商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 , 街市上开始有人贩卖鸦片 。 当时鸦片由葡萄牙人输入 , 每年不过200箱 。 鸦片大量输入中国 , 泛滥成灾 , 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前 。 鸦片的大量输入与当时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密不可分 。 1833年 , 英国国会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英贸易的专营权后 , 趁机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 。
从“医生”到“大班”
英国利用烟贩建立起的公司对中国大量倾销鸦片 , 在众多烟贩中 , 威廉·渣甸是最为有名的一个 。 1786年 , 威廉·渣甸出生在苏格兰 , 16岁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 学习解剖学、临床和产科学课程 。 毕业后即离开英国前往印度 , 先后在东印度公司往来于加尔各答和广州的商船“布鲁斯威克”号和“格拉顿”号任随船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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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渣甸
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拥有英国王室颁发的皇家特许状 , 垄断了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 。 这些贸易不仅包括当时欧洲人所追捧的瓷器、丝绸、茶叶 , 还包括鸦片输出与殖民掠夺 。 当时清政府禁止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送鸦片到中国 , 所以鸦片要先在加尔各答出售 , 再从加尔各答运到中国 , 鸦片贩卖量平均每年高达900吨 。
鸦片带来的高额利润使随行在商船上的人都蠢蠢欲动 。 根据英国法律 , 破坏这种专利权的人将被处以绞刑 。 不过 , 东印度公司对职员订有特别优待章程 , 允许每人每次夹带私货两箱 。 至于这两箱私货究竟是什么样的物品 , 并没有相应的规定 。 威廉·渣甸迅速熟悉了这一规定 , 他的专职工作由救死扶伤转变为鸦片走私 。
一箱鸦片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润 , 可以让威廉·渣甸丢弃自己的良心?
据威廉·渣甸的私人信件透露:“在最好的年头 , 总利润往往高达一千银元一箱 。 ”这里的货币单位“元”指的是西班牙银元 , 一枚西班牙银元的重量相当于白银七钱二分至七钱三分 。 一千银元约合白银700多两 。 而东印度公司制作一箱鸦片的实际成本只有237卢比 , 约合白银47.4两 。 就算东印度公司以当时的最高价格2438卢比(约白银487两)一箱卖给烟贩 , 烟贩从中依旧能获利200多两白银 。 这样高利润、无风险的买卖对于威廉·渣甸来说 , 无疑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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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的销往中国的鸦片仓库
1817年 ,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财产的威廉·渣甸离开了东印度公司 , 走上了贩卖鸦片的“散商”之路 。 在1817到1832年创办怡和洋行前的这15年时间里 , 威廉·渣甸贩卖鸦片的范围遍及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中国的广州乃至渤海湾 , 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 他越发沉迷在鸦片带来的暴利之中 , “胃口”也越来越大 。
19世纪20年代末 , 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地位逐渐动摇 , 这让威廉·渣甸看到了机会 , 他所期待的公然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时机就要到了 。 1832年7月1日 , 威廉·渣甸与合作伙伴詹姆士·马地臣在广州创办“怡和洋行”(又称“渣甸洋行”) , 威廉·渣甸正式完成了从“医生”到洋行“大班”的转变 。
怡和洋行的“两张脸”
洋行是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的商行商号 , 最先出现在我国广州地区 。 1715年 ,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商馆 , 这是中国最早的洋行 。 之后 , 洋行陆续在广州设立起来 。 其中 , 1782年美国商船经理在广州设立的从事代办买卖的柯克斯理德行和1824年马尼亚克设立在广州的马尼亚克公司成为“怡和洋行”的前身 。
1829~1830年间 , 马尼亚克公司对华独销鸦片5000多箱 , 价值450余万西班牙银元 , 占当时中国进口鸦片总额的1/3 。 威廉·渣甸重组两家洋行的目的不言而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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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早在清朝雍正七年(1729) , 针对鸦片的进口远超医疗所需的情况 , 朝廷就颁布过禁烟法令 。 在道光年间又多次修订禁烟法令 , 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 , 并奸民私种罂粟 , 煎熬烟膏 , 开设烟馆 , 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 , 如能自行拿获究办 , 免其议处 。 ”并对收受外国船只贿赂、帮助其寄存鸦片、甚至与其合伙开设窑口贩卖鸦片等官兵罪行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 可见 ,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期始终禁止外来商船对华进行鸦片输入 。
为了能够“合法”地在中国进行贸易 , 怡和洋行拥有了“两张脸” 。 明面上 , 怡和洋行向中国输出布匹、木材、食品、纺织品、五金等物 , 从中国向国外输出的是以茶、丝、麻为主的各种土产品 。 1834年 , 怡和洋行迅速占据了广州进口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一 。 但是 , 正常的商业贸易远远不能满足威廉·渣甸的欲望 , 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才是他真正的“面目” 。
东印度公司退出对华销售鸦片的行列后 , 怡和洋行迅速垄断了对华鸦片贸易 。 威廉·渣甸利用贩卖鸦片带来的大量利润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等物品运回英国高价售出 , 再将获得的利润投入到鸦片贸易之中 。 明面上与暗地里的贸易相互配合 , 到1837年 , 怡和洋行已拥有资本261.3万西班牙银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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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合法”进行鸦片贩卖 , 威廉·渣甸还贿赂清廷各级官吏 , 使禁烟法令成为一纸空文 。 怡和洋行大肆贩卖鸦片 , 使鸦片对华输出量大为增加 。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统计:“从1821年至1828年 , 平均每年进口鸦片9708箱;从1829年至1835年 , 平均每年进口增加到18721箱;从1836年至1839年 , 平均每年进口高达3万箱 。 ”
赶走“铁头老鼠”
威廉·渣甸狡诈多变 , 善于钻营 , 中国人厌恶地称他为“铁头老鼠” 。 时至今日 , 在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的小说《香江话事》中 , 还杜撰了威廉·渣甸“铁头老鼠”绰号的由来:“渣甸在广州俱乐部被围观者用石头击中头部后 , 面不改色 , 只是以顽强的苏格兰人的达观耸肩蔑视伤口 。 ”实际上 , 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就称呼他为“铁头老鼠” 。 1835年 , 鸿胪寺卿黄爵滋在一份奏疏中揭露:“有英吉利夷人铁头老鼠者 , 遂与洋行伍元和串通 , 移在大屿山屯船开装 , 自后俱用现银交易 。 ”
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外商对中国大量输出鸦片 , 导致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 , 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记载 , 一位英国人也说:“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 , 都要算是仁慈的 。 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摧毁他们的灵魂 。 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后 , 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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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的鸦片吸食者,他们一进烟馆,离破产也就不远了 。
从国家经济层面上讲 , 鸦片泛滥造成了清朝白银的大量外流 。 据刘鉴唐先生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考察》中统计:“1800年到1834年间 , 中国外流白银达六亿两 。 ”白银大量外流 , 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银荒 , 造成银贵钱贱的局面;同时引发了清政府财政危机 , 出现了国库空虚的情况 , 为填补财政空虚 , 清政府加大力度盘剥百姓 。
从社会层面上讲 , 鸦片泛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 , 摧毁了百姓的身心健康 , 上到王公大臣 , 下到平民百姓 , 无论男女老少争相吸食鸦片 , 甚至军队士兵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 国家积贫积弱 , 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
1838年底 , 清代道光皇帝派力主禁烟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 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 林则徐在家书“与弟元抡”中说:“愚兄在出京城之前 , 就先派遣脚程快的人 , 日夜兼程赶赴广东 , 调查这个人 , 监视他的动静 , 愚兄人还在路上就已经得到报告 , 说是奸夷喳吨(威廉·渣甸)本是英吉利国到香港来贸易的商人 , 盘踞在广东省洋人会馆内 , 已经有二十年了 , 绰号‘铁头老鼠’ 。 他与汉奸向来互相串通勾结 , 鸦片之所以泛滥 , 实在是要数这个洋鬼子为罪魁祸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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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林则徐认为威廉·渣甸是广州头号的鸦片贩子 , 想要尽快地将他捉拿归案 。 但威廉·渣甸却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际望风而逃 。 这在“与弟元抡”中也有记载:“等我抵达广东省城 , 这个洋鬼子已经闻风而逃 。 原来就在去年腊月 , 这边已经到处传出消息 , 说是钦差一到 , 首先就要将喳吨问罪究办 , 这个洋鬼子于是就请求上边发放通行证允许他去到澳门 , 好搭船回国 。 ”
虽然没能将威廉·渣甸查办 , 但是他逃跑回国 , 使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失去了重要的阻力 。 林则徐对外称:“铁头老鼠 , 狡猾的鸦片走私头目 , 畏惧天朝的愤怒 , 已经回到烟雾之地 。 ”林则徐共收缴英、美商人交出的鸦片21306箱 , 其中怡和洋行缴出7000箱 , 数量占第一位 。 在林则徐的主持下 , 1839年6月3日至25日 , 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 。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事件 。
“撬开中国牡蛎的壳”
在禁烟的同时 , 林则徐还致信英国女王 , 痛陈鸦片带给中国的危害与英商唯利是图的鸦片贩卖 , 希望英国国会能予以制止 。 但是 , 逃回英国的威廉·渣甸却舍不得在中国获得的巨额利润 。 他扬言:“政府的任务是用剑撬开中国牡蛎的外壳 , 而商业界的任务是采取珍珠 。 ”他潜逃回英国后 , 更是积极地鼓吹对华战争 , 成为发动鸦片战争的关键人物 。
早在1830年 , 威廉·渣甸就联合在广州的商人上书英国国会 , 要求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 1839年 , 威廉·渣甸回国后向英国首相巴麦尊列举侵华的种种好处 , 力图说服英国国会发动战争 。 英国首相巴麦尊一直奉行对外扩张策略 , 在他的眼中 , “没有永远的朋友 , 仅有永远的利益” , 侵略中国他更是蓄谋已久 。 1833年 , 他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两道训令是:“开辟商埠 , 推销鸦片;获得军事据点 。 ”此时 , 威廉·渣甸的归国无疑给了他绝佳的机会 , 巴麦尊向威廉·渣甸详细地询问了中国的情况 , 二人一拍即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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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麦尊
在1839年10月26日和27日在给巴麦尊的两封私人信件中 , 威廉·渣甸提出了利欲熏心的“渣甸计划” 。 威廉·渣甸在信中详细记述了战争计划、战略地图、战争策略作战所需军队和战舰补给以及战后英方应提出五口通商、战后赔款、订立条约等要求 , 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关键的信息 。
在威廉·渣甸与巴麦尊等人的策划下 , 英国于1840年6月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侵华战争 。 在鸦片荼毒下的中国没能抵挡英军的进攻 , 最终战争以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而告终 。 中国这颗牡蛎的壳 , 最终被英国以武力撬开 , 开始了中国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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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 , 威廉·渣甸去世 , 但是怡和洋行的继任者们并没有停止贩卖鸦片的步伐 。 直至1872年 , 怡和洋行才放弃对华鸦片贸易 , 走向“漂白”之路 。 怡和洋行的建立伴随着罪恶的鸦片贸易 , 一度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 。 回望这段历史 , 希望人们记住的不仅仅是历史曾带给我们的伤害 , 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我们如何不让这段历史再次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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