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有盟会，有誓词，还有严谨的统战策略

侯马盟书是1965年在侯马出土的玉片文书，是中国最早的朱书文字和玉石档案。剖析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容，对了解古代设坛祭祀，歃血寻盟的内涵，以及盟书中的斗争策略，对盟书的研究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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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出土的玉片盟书

宗亲内争姻亲联合对阵

《左传·定公十年》注：“赵鞅围卫，卫人惧，贡五百家” 。三年后（公元前497年）夏季某天，族长赵鞅显得焦躁不安。几天前他命族弟邯郸宰赵午，将卫国贡来的500家奴隶由邯郸迁往晋阳，赵午应承后，却一直迟迟未动。原来，赵午迁徙卫贡500家，遭到了家人反对。因邯郸离近卫国，如迁徙卫贡五百家，必然割断邯郸与卫国的联系。赵午正思谋着一条权宜之计：他想出兵齐国，引诱齐军来打邯郸，那时组织抗齐，不就有托辞了吗？然而，赵鞅却已急不可奈，他随即诱骗赵午到晋阳，将赵午诛杀，赵午之子赵稷便举兵造反。赵鞅派上军司马籍秦率军攻打邯郸，结果被赵稷打败。

春秋末期的晋国，是一个杀机四伏、波云诡谲的时代。在公室内部，此时已是礼崩乐坏，诚信缺失，六卿间关系也是犬牙交错，错综复杂，对国公、对主君持不同意见甚或反对者，都大有人在。赵鞅与赵稷是宗亲，是世传的宗族关系，《左传·定公十年》注：“邯郸本属卫，后属晋，午为宰” 。直到这时，赵氏有了邯郸系与晋阳系之分。但赵稷是晋卿范吉射的外甥，范吉射与另一晋卿中行寅，又是姻亲关系。赵鞅鲁莽地诛杀邯郸午，与其说是处理了一宗家族公案，倒不如说是捅了一个蚂蜂窝，一场席卷晋国六卿间的争斗便就此拉开帷幕。赵鞅的军队在邯郸被击败，此时姻亲胜宗亲，范吉射与中行寅便发兵攻击赵鞅在新田的官邸，赵鞅在慌慌中退守晋阳。

在晋都新田，同为晋卿的智跞虽与中行寅是宗亲，此时却站在赵鞅一边。经过邯郸短兵相接，经过新田一场鏖战，赵稷阵营似乎占了上风，其实双方的争斗才刚刚开始。《史记·赵世家》载：晋定公十五年十一月， “荀跞、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伐范、中行氏” ， “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 ”这里其实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说智、韩、魏已经奉公命出征，成为平叛的正义之师；二是说赵鞅返回新田参加了三家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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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显示出赵鞅一方已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公室六卿中，有四卿站在赵鞅一边。赵鞅诛杀赵午虽受到晋公的责备，但与智韩魏结盟后，有了这些盟军的支持，自然壮大了赵鞅阵营的力量。此后便展开一场长达八年地激烈较量，连晋的盟国齐、卫、郑、宋也卷了进来，它使晋的盟国从此分崩离析，晋的霸主地位也寿终正寝。成为春秋末期时间最长、最为酷烈的一场争斗。

大敌当前分清敌我友

通过古朴厚重的文字，通过盟书的诤诤誓辞，人们从侯马盟书中，看到在长达八年的搏杀中，赵鞅组织同室宗亲、同盟军、友军，举行过多次盟誓，将盟誓作为了团结斗争的重要武器。

从参盟人几种不同的誓辞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几种不同宗族的人群，他们属于统一战线内不同方位的角色。

在37个祭坑中，分埋着514篇“宗盟类”盟书，宗盟类既是“宗盟” ，即是指同宗同族者在一起盟誓。《左传·隐公十一年》有“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记载，盟书中多次出现“事宗祀” ， “守清庙”的盟辞，表示参盟人要遵守盟约，竭诚祀其宗祀，绝对服从主盟人的指意，不敢涣漫于宗庙之守。盟辞中“敢不半其腹心以视其宗而敢不尽从磊之明” ，其意思是：敢不剖明心腹尽心尽力祭祀宗庙，敢不执行英明的盟誓誓辞…… ，都要受到惩处。很明显，宗盟类人群既是盟誓的宗室人员，又是盟誓的主体人员，也是盟誓阵营的主力军。

这类盟书中除宗族人员外，还出现史、辅、竺等4氏7家异姓人员的盟书，他们的盟书与宗盟类埋在一起，说明他们是赵氏的家臣或邑宰，是赵氏宗族不可分割的部分。

“委质类”盟书有75篇，分埋在18个祭坑中。从此类盟书看出，这类人原是追随赵稷一方的宗亲或家臣，现在自愿把信物“质于君所”（主盟人居所），坚决与旧的主君断绝关系；不再同逃亡出国的敌对势力勾结而使其回国；倘若以后路遇敌对势力的人，坚决杀掉，表示永不背主之意。这类人虽没有“事宗祀”、“守清庙”之义务，但须到“皇君之所（太庙）”进行“绎祭”（再祭），他们必须忠于国君，忠于新主。盟辞中：“丕显晋公大家明亟舐（视）之。 ”其意思是：晋国先公们在太庙里监察着参盟人的一举一动。

当然，这类人本来就是自家人，他们只是站错了队，跟错了主，现在改弦更张，表示效忠新主人，他们便是最可靠的同盟军。

黑色墨书是诅咒类盟书，原辞不全，篇数不多，但内容是针对敌人的诅辞。这类盟书中，盟辞使用了直斥其姓名的手法，直斥“□无恤”、“中行寅”、“先□”等人，他们应是主盟人的敌人。盟辞中诅咒的“赵尼” ，有人认为是指与主盟人赵鞅敌对的邯郸午之子赵稷，有的盟辞还将赵尼咒骂为赵狂。被诅咒的“中行寅”、“范吉射”等人，正是《左传》、《史记》记载的赵鞅的敌人。诅辞指责他们“不恤庶难，斩艾百姓” ，受到民众痛恨，故而赵鞅伐而胜之。诅辞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加以谴责，将他们明确为共同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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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室类盟书58篇，分埋在2个祭坑中，多表示参盟人不敢私自“纳室” ，且听到本族兄弟有纳室行为而不拘捕之、不缴上去，则愿受神明诛灭的制裁。 “纳室”之意，是指私纳（主君）主盟人的经济财产：包括土地、财物、劳动人手和贡品等。这类盟辞强调的是，无论是主力军还是同盟军，都必须遵守条规戒令，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对宗主的经济利益有维护保障之义务，对宗主财产自己绝不侵犯，更不许他人侵犯。

除了主力军、同盟军之外，争取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友军。此时政坛有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卿，韩魏智便成为团结、争取的重要对象。在诅咒类盟书中出现了“韩子” ，他应该就是卿士韩氏，称呼“韩子”同“孔子”、“孟子”一样，在古代属于尊称，自然有恭维、笼络之意。

盟书作为一种特殊体裁的文字，无法直接写出其策略办法，但通过分析不同的盟辞，分析不同的人群，可看出其包含着不同的统战策略。

新田结盟以盟誓凝聚力量

在《左传》中，前后记载了赵鞅阵营八次对范、中行氏用兵的记录：

《定公十三年》， “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

“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伐范、中行”；

《定公十四年》， “晋人败范、中行于潞，郑出兵助范，亦败。 ”

《定公十五年》， “齐、鲁、卫、鲜虞救范，取棘蒲。赵鞅攻朝歌。 ”

《哀公元年》， “齐送粮救朝歌，郑出兵护送，范吉射出城迎粮，为赵鞅所败” 。赵鞅发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仕进），人臣隶圉免。 ”

《哀公二年》， “赵鞅围朝歌，杀士皋夷，荀寅奔邯郸。 ”

《哀公三年》， “赵鞅破朝歌，荀寅奔鲜虞：齐与鲜虞助荀寅入柏人。 ”

《哀公五年》， “晋围柏人，荀寅、范吉射奔齐。 ”

盟誓时首先焚香告天，再结队起誓，赌咒发誓之后，然后将誓辞瘗埋于坑中。从发掘盟书的现场看，同批盟书中有59篇盟辞相同，每批盟书还有许多相似点；每篇盟书各书写一篇誓辞，一般为92个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盟誓人名字不同，盟辞的书法不同。这说明是同一类人同时进行的盟誓；盟书分葬在多个祭坑中，说明盟誓不止一次。

如何让良莠不齐、思维不一的人员组成一个冲锋陷阵的团队呢？赵鞅的紧箍咒就是盟誓。《三国志》有“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再歃加盟，副之天府”的记载。模拟当时盟誓的情景：先由主盟人写出誓辞，各参盟人手抄一册，随后手捧玉册，列队于祭祀之所，人们神情肃穆，毕恭毕敬地举行宣誓，然后虔诚地将玉册埋入奉有坎与牲的祭坑中。这样，日月可鉴，天地有知，其后的一言一行便受到天地鬼神的监督。

从古至今要形成合力，必须外有压力，内有动力。在歃血求信的喧嚣中，在诚惶诚恐的气氛中，通过举行集体盟誓，向天地鬼神宣读自己的誓辞，可以借助鬼神的外力，裹挟人们一起盟誓，一起战斗，一起接受监督。

通过集体盟誓，意志在盟誓中坚定，信心在盟誓中递增，力量在盟誓中凝聚，激情在盟誓中绽放。既然已在天地间盟誓，天地鬼神就是见证人，如果违背了誓辞而又亵渎了神灵，自然要受到天地鬼神的惩戒。盟誓给人们敷设了一道天地鬼神监督的精神桎梏，诤诤誓辞又激励着内心的情绪，使人们在枪林箭雨的战场上，只能是勇往直前，冲锋陷阵。

河南沁阳曾出土与侯马盟书内容相关的“沁阳盟书” ，专家认为，沁阳位于太行山山口，是赵鞅出兵朝歌的必经之地，临战前组织一二次盟誓再行开战，并非偶然。

从这里已经了解到盟誓的初步情况：大约在每次出征前，甚至在临战之前，赵鞅总要组织一次盟誓。赵鞅以盟誓的办法凝聚了阵营的力量，提高了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

赵鞅通过盟誓，将主力军、同盟军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使其成为征讨范、中行的生力军；又通过协调与韩魏智友军的关系，这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

统战策略重于泰山

搞统战，搞联合，当然要讲究策略。在纳室类盟书中，有不少内容就是针对具体事项，有的放矢，有所目标地提出了具体警示。

“室”自然也包括奴隶，赵鞅理直气壮地索要卫贡500家，就是属于此类盟书规定的内容。赵午因私“纳”卫贡五百家，便被处死，其子赵稷等亦成为被征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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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出土的玉片盟书

盟书中“不再同逃亡出国的敌对势力勾结而使其回国；倘若以后路遇敌对势力的人，坚决杀掉”的誓辞，自然也是确有所指，确有真实具体的案例。《史记·赵世家》载，晋平公六年，晋卿栾盈获罪被驱逐出境，两年后栾盈潜回曲沃，拉拢大夫魏舒，发动攻击新田固宫的事件。如果不是有人接纳“三栾” ， “三栾”便不可能在曲沃立足；如果没有魏舒配合， “三栾”便不敢去攻击新田固宫。后来“三栾”虽然被诛杀，但却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对韩魏智这类友军，不仅不能轻易得罪，即便暂时舍痛割爱，还要投其所好，顺其所求。韩魏智能站在赵氏一边，除了《史记·赵世家》记载的晋定公十五年， “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的结盟外，主要的还是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史记·晋世家》载：“出公十七年，智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 。定公十五年三卿共同出兵时，可能已达成某种默契，这才会有“出公十七年”的“共同分地” 。名言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 ”在赵韩魏智之间，从来就是既互相勾结又尔虞我诈的关系。

在四卿结盟的第二年，便出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左传·定公十四年》载，赵鞅需要与智跞联合，而智跞却趁火打劫：梁婴父对智跞说，不杀了董安宇，让他给赵氏治政理事，赵氏一定会得到晋国。为什么不凭他首先发动祸难，去向赵氏问罪? 智跞差人去问赵鞅：“范、中行虽然发动叛乱，可那是董安宇引发的，法律规定先发动叛乱者犯死罪，今范、中行已受罚，董安宇该怎么办？赵鞅当时很为难。谁知董安宇却顾全大局，他说：“臣死，赵氏定，晋国宁，吾死晚矣。 ”作为家臣的董安宇，很懂得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立即自杀谢罪，赵鞅也假意将尸体陈于市，并告诉了智跞。《国语·晋语九》记载了董安宇的言辞：“臣少时给主人作文书，宣扬先世勋绩，立大义于诸侯；壮时为主人左右臂随军作战；……及臣为官吏，治理晋阳无二心，今臣犯法影响主人安宁，遂自杀保全主人。 ”表现了他“活着尽心尽力，死时尽责尽忠” ， “士为知己者死”的高尚品质。董安宇以自杀挽救了赵氏，也换回了赵氏与智氏的松散联合。

赵鞅在铁之战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仕进），人臣隶圉免。 ”从参战的七类人员中，可看出参战人员之广泛，人员结构之繁杂，大族兼并之惨烈。直到晋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范、中行被彻底击败，晋国才开始四卿专权。

通过对盟书盟辞及盟誓过程透视分析，可以勾勒出这样的线条：赵鞅通过盟誓手段，凝聚了主力军的力量；又通过让同盟军“委质”盟誓，等于让他们押了宝，卖了身，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冲锋陷阵，才能解脱自己，这样便增强了同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通过诅咒敌人，斥责敌人，将一切脏水污水泼在敌人头上，使大家同仇敌忾，则雷同于现在的“声讨罪行” ，又提高了阵营的战斗力；还通过恭维、笼络韩魏智大族势力，使他们尽可能地站在自己一边，至少不要妨碍自己的行动。赵鞅正是使用了这些策略，才奠定了取得胜利的保证。

晋国在称霸诸侯期间，其主持的结盟、会见达七十四次之多，结盟等级多属于诸侯与诸侯间的结盟。至于结盟的宗旨，《左传·昭公三年》说得很清楚：“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 ”尽管《诗经》指责“君子屡盟，乱是用长” ，但结盟活动从未停止。侯马盟书是士大夫家族内部的盟书，虽然级别较低，但它向世人提供了2500多年前的朱书文字和玉石档案，故显得弥足珍贵，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