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宋代军事的若干问题研究

摘要：宋朝是我国古代一个特殊的朝代，它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相比于经济、文化的辉煌，宋朝的军事成就就逊色了许多。宋朝始终与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并存，并且始终与之进行着残酷的战争，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宋朝远超辽、金、西夏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但战争中却败多胜少。宋朝维持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但军事实力为何又如此虚弱？

本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许多学者对宋朝军事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宋朝的军政、立国形势、军事法律思想、组织管理体系四个角度，来对本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宋朝军事力量衰弱的原因的研究进行综述，对本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对宋朝军事史的其他问题的研究，也略作评述。

关键词：中国古代军事、宋朝、重文轻武

本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宋朝军事问题的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对宋朝军事积弱的原因的研究是一大热点。对宋朝军事积弱问题的研究出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一是从宋朝军政上存在的问题来论述，比如宋朝重文轻武、不信任和压制武将、官员对军队的役使和剥削、军队的营利性经营、对骑兵部队建设的轻视、士兵训练素质差等问题；二是从宋朝立国的形势来分析；三是从宋朝军事法律、军事思想来分析；四是从宋朝军事组织管理体系来探讨。

一、从军政角度来论述

西北师范大学徐璇写的《略论宋代军事力量衰弱的原因之一—— 重文轻武，加强皇权，削弱将权》一文指出，宋代军事力量积弱的首要原因就是统治者过分地推崇“重文轻武” 。该文提到宋太宗认为“五代方阵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这就是说，用文臣代武官主管藩镇，即使是这些文臣全部贪污，也远远不及一个武将拥兵肆虐，祸及全国之甚。

唐末以来，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 ，为了拨乱反正，赵匡胤力倡文治，抑武事，这本非坏事，但宋代统治者所提倡的“文治” ，主要是以空谈心、性、理的“理学”为指导思想，务虚言，不切实际，议论多而成功少。甚至以不懂军事的文臣执掌事，担任边疆大帅，这就使得武人丧气、文官贪污、吏治败坏、武备废弛。这样不注重军事的发展，就使得军事在宋朝的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重文轻武，使用文人掌兵，便于皇帝驾驭。文人一般不懂军事，至于北宋中期领兵对西夏作战的范冲淹，以及南宋初采石之战的虞允文，则是极其少见的会打仗的文官。这样的政策和措施，自然无法抵御外敌的侵扰。宋朝积弱的第二大原因就是“限制武官，防范武臣” ，甚至打压武官，《略论宋代军事力量衰弱的原因之一——重文轻武，加强皇权，削弱将权》一文又提到，宋朝官吏中武臣从属于文臣，宋朝重视文科的选拔，而对军事人才的培养几乎是零。

在宋朝，文武兼备的武臣很少，宋朝对文武兼备的人才多猜疑，能够得到信任赏识的，往往是那些有勇无谋的匹夫。宋朝统治者重文轻武，尚武之风日衰。在南宋与金的战争时期，南宋时期一些著名的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等人，自行招募和训练军队，形成了战斗力强大的岳家军、韩家军。但是南宋皇帝不患金统治者的入侵和失地不能收复，而患军权的旁落。最后，这些抗金将领的兵权一一被收夺，他们招募来的军队也都被解散了。

张彦霞《论宋朝军政腐败之原因及影响》提到对于武勇之良将，统治阶级却重点打击，甚至加以迫害。但宋太宗对其并不欣赏，在亲征幽州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装束的缘故，竞差点将其斩首。不过，宋代武将境遇最惨者莫过于杨业、岳飞，是直接被迫害致死的。因此，在统治阶级的高压政策统治之下，宋代武将根本无心致力于军事，从而导致了军政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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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朝军政腐败之原因及影响》和王云裳、张玲卡《宋代与北方民族军事斗争失利原因的若干探析》都提到了军队的营利性经营。《宋代与北方民族军事斗争失利原因的若干探析》指出，军队回易等赢利性经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军费拮据、增强御敌备边能力，但宋朝军队的赢利性经营早已违背了赡军的初衷，它的泛滥无度严重地毒化了军中风气，腐蚀了官兵思想，涣散了军心，导致军队严重腐败，严重地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即使在当时，也是士大夫们不时抨击的军中弊政。《论宋朝军政腐败之原因及影响》又提到了官员对士兵的役使和盘剥。

二、从宋朝立国的形势来分析

秦桐、黄红丽《对宋朝国防不利因素的客观评价》一文从宋朝的立国形势角度加以探讨，该文从地理位置、对手、马源三个方面分析了宋朝军事积弱的客观原因，还对宋朝在这些不利条件下能延续三百多年给予了积极肯定。

一、地理位置。从地理上来说，早在宋朝建立之初，幽云十六州就被辽国占领了。辽国是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政权，跟与汉、唐对峙的匈奴、突厥不同。辽国占领了农业发达的幽云十六州，并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和推广，集强有力的军事和经济基础于一身，可以与宋朝展开持久的较量。这就使得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无法形成完整的北方防线。而以骑兵为主的北方部队随时可以以幽云十六州为跳板，进入一马平川的华北。

二、对手。宋朝的对手，比如辽国，他们接受了汉文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而且在军事上还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骑兵的快速反应、打击能力，还有很强的国家动员的能力与自我恢复能力。这就使得宋的对外战争成为了文明帝国之间的对抗。比汉、唐的对游牧民族的战争更加艰难。

三、马源。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军力强大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骑兵部队的数量和质量。宋朝时马源仅有两处，一个在河西走廊，一个在今内蒙古东部，前者被西夏所占，后者被辽(后是金)所据。宋朝军队以步兵为主，步兵和骑兵对抗，孰强孰弱一目了然。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岳飞组织岳家军的核心在于不断搜集战马，组建骑兵部队，才能和金人对攻的原因。塞北政权是禁止向中原王朝输入优良战马的。所以汉唐时代都通过先威服西域，然后从西域引进良马。可是在宋代，西夏这个政权横亘在中原与西域之间。西夏与过去西域的那些更近似于城邦、部落的小国不同，它也是吸收了中原文明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国家。西夏享国189年，期间，宋、辽、金都长期与之交战，却始终无法将它消灭。西夏的长期存在，彻底切断了宋朝获得战马的来源。

三、从军事法律思想角度来分析

熊梅在《略论宋朝军事法律思想》中提到，为了改变五代十国时期将领拥兵自重的局面，宋朝皇帝不仅创造了“内外相制，高度集权”的思想，还制定了“更戌法”以达到兵将分离的目的，最终不利于宋朝军队战斗力的形成。宋朝高度集中军权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朱熹曾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金骑所过，莫不溃散。 ”

宋朝统治者出于对将帅的防范和猜忌，在军事人才法律制度上，贯彻以文制武、重文轻武的立法思想。于是，优秀人才不愿踏人军营，武将群体也越来越丧失了职业自豪感，导致武将整体素质的下降。宋朝统治者从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上兴文教、抑武事，结果就是武备松弛、军队战斗力低下，丧失了最起码的军事威慑能力，最终难逃亡国的命运。

这样的兵役制度，造成了增兵与病弱的恶性循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更戍法造成的兵将分离，使战斗力低下的情况更加恶化。由此可见，宋朝的统治阶级除了以更戍法来用军队巩固政权，更是以募兵法养活一大批人，这种以对内斗争和养人为目的而建立的军队是宋朝统治阶级的失败，也是宋朝军事立法的悲哀。

四、从组织管理体系来探讨

《从宋朝的衰败看组织管理》一文认为，宋朝的军事制度非常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武将没有调兵权，也不能带兵，只能在战时临时统领，并且结束后要立刻交出兵权。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把武将全部假设成会窃国的盗贼，所以，整个宋朝最高军事权力几乎没有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过，即便是打仗，武将也必须是在文官的管理下才能开展。这是一个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的体制，根本无法发挥人之所长。

宋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武将不再带兵，自然也交出了地方管理权。这样一来，他们只有一个名号，却享受朝廷的俸禄，比如浙江督军，官还在，但是派去的却是另外一位文官，然而这位文官却另有一个中央官员的头衔，只是暂时去管浙江的事。所以，严格来说，宋代根本没有地方官，地方只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员暂时来管理，地方上的收入需全部上交中央，把兵力财富全部集中到中央，不留—丁点给地方。所以，汴京失守，北宋全国就立刻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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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就是为了彻底铲除藩镇——这个祸乱天下二百年的病患，保证赵氏家族强有力的统治，让宋朝延续下去，赵匡胤与他的谋臣们制订了五步走。

第一步，使用权谋，制钱谷，收兵权，强干弱枝。为了避免藩镇权力过大，致使君弱臣强，赵匡胤请了两次酒。第一场酒宴，劝说节度使们不要再插手地方税收；第二场酒宴，劝说节度使与禁军将帅们交出兵权。

第二步，设计制度，防范藩镇死灰复燃。招数一，强化禁军，弱化厢军。具体方法是将地方厢军中的精壮士卒抽调到禁军，禁军直接由皇帝控制，一半驻扎在京师，一半分屯各军事要塞。招数二，分散兵权。在京师设置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三衙” ，其指挥官合称三帅。三帅负责禁军的日常管理与训练，但无调兵权，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招数三，经常调动禁军将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遇到大的战事，临时委派将帅，战事结束，交回兵权。对于一些关防险地，迫不得已需要某位将领长期驻守，也有两个办法可以限制其权力。第一个办法是不能让他官衔太高，即便他立了功，也只给他多发奖金，不给他升官；第二个办法是，他手下的禁军必须按相关规定三年一轮换。招数四，拆除一些地方城市的城墙，使心怀叵测者无险可据。招数五，诏令各地的赋收入，由中央的户部、盐铁、度支三司统一收取，各地政府所需的公用经费开支，由三司统一预算支出。招数六，强化中央对刑罚的控制，地方官员审理的案件，必须经过中央司法机关的复核审理，才能最终定案。招数七，州、县地方长官直接由中央任命，规定当地人不能在当地为官，且需三年一轮换，以免他们培植个人势力。

第三步，不追求对外扩张，从战略上消除藩镇复起的可能。唐朝初期实内虚外的战略之所以被破坏，形成拥有重兵的十大边疆节度区，根本原因是李靖、李勋、苏定方、薛仁贵等一批名将精明强干，对外扩张得太厉害。赵匡胤对唐朝的教训印象深刻，他并非对汉、唐的旧疆没有兴趣，而是不敢有兴趣，因此才有了用玉斧划大渡河的举动。

第四步，兴文教，抑武事，从文化上根绝藩镇滋生的土壤。据说，赵匡胤即位后的第三年，即密刻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规定后来的新天子即位之时，由新天子独自恭读。内容有三：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赵匡胤不仅给读书人荣耀、地位、厚禄，还给了他们尊严与言论的自由，而对武人，则只赐给他们钱财宅第，刻意降低他们的影响力。这样，繁荣、富庶的大宋帝国，出于严防内患的心理，对内过于严苛的统治使得地方各州县日益贫弱，无法继续拱卫中央，宋的对外优势尽失，无力持续对外作战，只能软弱求和，甚至在战争获胜的情况下也卑躬屈膝，与辽议和、与西夏议和、与金议和，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综上所述， 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宋朝军事积弱问题进行的研究，专家学者们主要是从宋朝军政的角度、宋朝立国客观形势的角度、宋朝军事法律思想角度，以及宋朝军队组织体系管理体系的角度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细化、深入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太多，还有待继续努力。

对宋朝军事其他问题或其他研究方向、主题的研究成果：

断代军事史方面，主要有粟品孝等著的《南宋军事史》，该书梳理了宋金、宋蒙（元）战争的全过程，探讨了南宋的军事体制、军事技术等的发展演变。

战争通史方面，有张秀平、毛元佑、黄朴民主编的《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该书简述了中国古代史中非常重要的100场战争、战役，其中与宋代有关的有12场，分别是北宋统一战争、宋辽战争、东京保卫战、和尚原之战、顺昌之战、郾城颍昌之战、柘皋之战、唐岛之战、采石之战、宋蒙钓鱼城之战、襄樊之战、伯颜取临安之战。还有李功豪著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88次战争》，该书简述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中非常重要的88场战争，其中和宋代有关的有6场，分别是宋初统一全国之战、宋辽战争、宋夏战争、宋金之战、南宋抗金战争、元朝统一全国战争。

断代战争史方面，主要有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著的《宋元战争史》，该书以蒙元灭宋为主线，对宋元战争及相关问题作了细微探讨。

断代军制史方面，有淮建利著的《宋朝厢军研究》，该书专门研究了厢军问题，其中除了对厢军中的牢城、壮城进行专门研究外，还按时间顺序对宋朝厢军进行了考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厢军研究中内容最为丰富的成果。还有陈峰著的《宋代军政研究》，讲述了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

专题军制史，专著有张明著的《宋代军法研究》，论文有许瑞源的《宋代政府对军队中疫病的应对》、范学辉的《南宋三衙管军制度若干问题考述》，等。

对军事经济史的研究，较好的研究成果是邓特号的《宋代军需供应的商品化》，该文指出，在古代,以粮草为主的军需品供应状况通常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入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军制的变化，出现了军需供应商品化的现象。

军事技术史方面，主要有王兆春著的《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宋元明清）》，该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系统地介绍了宋朝军事工程技术的发展历程，通过典型的战例论证了军事工程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着重论证了火药的发明与火器的不断创新，是推动军事与社会变革及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的观点。

军事思想史方面，最大的研究成果当属姜国柱著的《中国军事思想通史》，该书以历史人物为轴线，分五卷（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全面阐释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演变，揭示了各时期军事谋略的独特风貌和思想。

军事社会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虽有一些成果问世，但总体上还处于发展初期，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主要研究成果是黄宽重的《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作者认为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观点很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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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宋朝军事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研究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研究范围继续拓展。在以往的研究的基础上，以往研究的空白不断被填补，如军事工程技术史、军事测绘史、军事学术史甚至士兵婚姻及家庭状况等过去尚未涉足或涉足甚浅的领域，均有论著问世。二，专题研究进展尤为显著。如军事经济、军政军制、军事思想、军事工程等。三，通俗性、科普性军事史著作大量涌现，军事史大众化方兴未艾。

但是，各研究领域发展不平衡，军制史、军事思想史、军事通史等方面研究者较多，成果也多，而军事史学理论、军事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本身起步就比较晚，难度又比较大，所以成果较为有限，亟待我们进一步去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