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原因新探

摘要：唐玄宗时期当朝在施政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问题，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本文试从唐朝经济概况、官僚集团组织结构等方面来解析安史之乱前期的社会状况，从而对安史之乱的爆发原因做一探讨。唐朝初年形成的间架式行政体系面对日益变化的经济状况已经疲身乏术，从而导致中央的腐败与地方权力在放任下的过度膨胀。归根究底，这些都是由唐朝行政体系上的弱点所造成的，因此本文立足于此，展开了对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叙述。

关键词：间架式结构、均田制、赋税制度、边防区

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在蓟城(今北京城西南)率十五万大军起兵反唐，一路南下，攻占长安，并与次年攻克长安，逼得唐玄宗逃往成都。这场“九重城阙烟尘生”的战争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对于这场叛乱的原因，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从道德层面去分析、亦不能相信“盛极必衰”的宿命论。而是应从其制度上、经济上的弱点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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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玄宗时经济制度弱点的暴露

唐玄宗时期中国的境况与西方不同，其区别不仅在于我们控制的疆域与层面更广，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一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唐朝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集权制度可以看作是一种成功，亦可以看作是一种早熟，因为其在数目字上精确管理的技术尚未跟上节奏。整个国家依赖着一种简单的数学公式做主的间架性设计，将它的实际权威从一个基本核心的关陇地区和东部洛阳推广到全国各地是一种经年累月而持重的运动。

整个国家借以维持的基本经济制度—均田制以及由它产生的租庸调制、府兵制就被化为公式一般套用在国家整体行政上。其实施的效果在开始就已受到了限制，从最基本的均田制来看，他能有效实施的范围至今学术界争论不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最多限于原属北朝范围的地区。它对于南朝这种私有制经济发达的地区来说，却收获甚微。

但是，我们要看到唐朝初年这种粗线条的设计在人口相对少、分田可以落实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功效。均田得到落实，赋税就有了保障，而且府兵充足，整个王朝显现出了一种令人振奋的现象，这为其后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但这种现象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时的赋税制度与兵役制度无不建立在作为基础的均田制上，而当时的均田制却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当时的人口，已从开国时的三百多万户增加到了八世纪中叶的大约九百六十万户。

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均田制承受的范围，均田制正如刘恕之所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地多，故均田制存。至唐乘平日久，丁口滋益，宙无闲田，不复给授，故均田为空文。 “租庸调制建立于田制维持不坚、户籍清楚确实两项基础上。均田制的破坏既已为事实，政府户籍调查工作也难以展开。因为在当时经济发展的情形下，人口增长变化带有地域性的移动，土地兼并也促使农民在大的范围内流动。

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利用间架式结构管理事务的政府的能力，均田无法有效执行，人口统计亦成为难题。到了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 ，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为”括地使“ ，让他在全国范围内搜查户口、安抚流民工作宇文融将这种工作进行的很好，按他的办法，任用29名劝农官执行他的”括户政策“ ，即让所有版籍无名的户口全部出来自首。登记之后免除六年调赋，并在其后给予税率上的优惠。此举因落实良好，使编户名单上增加了八十至一百万户的数目，约为当时户数的十分之一。

但是这种办法无法从根源弥补经济制度上的缺陷。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但想要真正达到效果必须靠自上而下一层层地施加压力。在此过程中，适应形成套路的行政体制往往比遵循经济原则更为重要，这使得政府对数目字上无法做到精确的计算。所以在括户实施之前无法集中测算税收的实际情况。政府为了达到想要完成税收目标，往往将少数民户编制在一起，使他们共同承受一个赋税。当一户人离开或失去土地时，他们仍“虚挂”在户口版籍册上。也就算说他的那一份赋税由剩下的民户承担。这政策一经实施，便常常使一户逃跑演变为数户甚至几户逃跑。

人民逃难别处无非是为了应对当时公式化的行政的一种手段，由此租庸调制无法执行。宇文融的办法实属迫不得已，但在很多地方仍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不久后，因宇文融在官场斗争中的失败，流民统计安置工作也终结了。此外，唐朝的租庸调制本身也缺乏弹性。不但地区间的税收数量一样，而且拥有不同资产的民众的税率额度也是一样。唐朝实行租庸调制，其在宽乡与狭乡的土地分配上，情况不尽相同，即宽乡民众所得到的土地多，而狭乡民众得到的土地少，但其所承担的赋税额度却是一样的。

另外，唐朝拥有财产数量不同的各个阶级承受了一样的税务负担。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唐朝政府并没有很好的掌握均田的实际情况，只能用人丁作为基本的赋税单位。这种现象使唐朝的阶级财富分化进一步拉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政府涉及不深导致阶级分化，阶级上的分化又制造了政府行政上实行等量化政策的麻烦经济制度的崩溃瓦解已成崩溃，但好就好在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产物。更何况，唐玄宗君臣愿意承认这种变化，并出台了一系列与之对应的政策，出了宇文融的括户法外，还有募兵制。这些都使社会在各个方面得到长足进步，这正是玄宗在历史上的功劳所在。

(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麻烦

唐玄宗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可以说是对当时的很好描述。可是，这么大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利用成为了政府的一大难题。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南方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并开始逐渐赶超北方。到了隋唐这种统一王朝时期，建立南方经济与北方放经济的联系则成了统治者的一个难题，不然不会有隋炀帝花大力气修建大运河。

唐玄宗时期，亦是如此。唐玄宗让韦坚任水陆转运使，改革漕运方式与制度。修改水道，使南方各种奇珍异宝聚集于长安。并在长安建人工湖，使湖上呈现出一种歌舞升平的景象，各种奇装异服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我们不得不指出，他和那些“剥上益下”的言利之臣(如杨慎矜、王鉷)在政治斗争中遭到失败。他们的政策无疑例外的都在把地方物资归集于中央，韦坚的转运制度主要带来了京师的繁华，其输入物品无非用作皇家贵族消耗。杨慎矜的“轻赉”制度，让地方把应缴纳的实物替换为贵重物品。

但在价格换算上，这只利于中央，而不利于地方，况且这些贵重物品亦只能用于高级贵族的消耗。王鉷继续推行杨慎矜的方法，又添加了脚费的征收，这使得长安集中了大量的财富。不过这些财富经过王鉷“岁进钱巨万”、“供天子私帑” ，就不再经过政府的财务机构管用了唐朝虽然制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却不能改进财政上的征集与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不能对整个国家带来很好的效用。唐朝政府缺少一个合理的财政预算再分配体系，亦不能寻找出一条新的经济发展之路，所以只能把简单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统治阶级的虚耗。

唐玄宗在位后期，可以说是极尽奢华享受之能事。李林甫“车马衣服侈靡” ，杨贵妃和他的各位姐姐去华清宫过冬时， “遗钿堕舄，瑟瑟玑琲，狼藉於道，香闻数十里” 。虽说其情形有所夸大，但聚敛之财被胡乱花费却是事实。过去史学家对此只是做了道德上的批判，却没有看到当时所有会计制度文不对题，中央政府真正经营好的仅限于消耗品。

唐朝发展到顶峰后突然衰落，今人多归咎于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却没有看到这一切本质上是因没有处理好财富征集与分配带来的。我们也不能仅限于批判社会奢侈现象的道德上的层面，而是要把目光放置于不合理的财政处理上唐朝缺乏法律制度和金融机构从旁做财政的监督，无法达到政府作出对经济管控的措施。当时全国范围内发生“钱荒” ，私铸钱币难以制止，法律调节商业更无从说起。

商业有所发展，但尚未达到影响政府决策的地步。水陆交通为政府所垄断，不能给民间商业组织带来太大的利益，难怪安禄山一路南下几乎没有遭到任何商业组织的抵抗。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唐朝的财政措施缺乏灵活与实用力是导致其突然间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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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焦点

古今史学家都一致地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于地方权力太强，而中央势力衰落。我们在此要叙述这一原因，须要先提及唐朝的边防问题唐朝所遇到的边防问题可算是当时世界上最棘手的了。绵延千里的国防线上，西方分布着吐蕃、北方有突厥、东北有契丹。虽然唐朝可以压制，但没有占据绝对的优势。并且每次交战结束后，都用和平方式了结。

唐朝的边防政策在玄宗初年已经有所收缩，开元年间宋开府的“不赏边功防黩武”正好体现了这一点然而经过唐玄宗多年的苦心经营，边防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有了改变经济的繁荣刺激了玄宗对外扩张的欲望， “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

全国前线上设了十个边防区，聚集了约四十九万人的军队、马八万匹。但其数据是否能得到落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从文件上看，实际数量与向政府报告数量已经有了出入。就算是全部人力物力达到了分派的目的，但其仍难于应付带有机动性的游牧民族部队。唐玄宗时期，府兵制因均田制的破坏而失去其原有的效益，因此边防区的军员多来自通过招募而来的“健儿”和“彍骑” 。

他们之间多为蕃人，有的还带上私马和兵器。唐朝的小农经济体现出一种单一性，建于季风区的种植农业无法供应北方对战马的需要。为了达到边防区配备战马的需要，唐朝用官爵来交换少数民族的马匹， “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 “ 。

唐朝政府在南方和北方都开了这种贩卖马匹的“互市“ 。中央有效统筹兼顾十个边防区的体系存在着问题。据记载， ”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钱百万“ 。可见中央所敛之财并不常用于边防之用，若非这样，也不必靠出卖兔除赋税徭役护照来作为筹款的办法。当时更为紧要的边防区情形是，边区之经营需要在当地各处不断调整，已不能由中枢一种官僚组织监督。

由以上情形可以看出，当时地方上的边防区与中央发生脱离已是必然之势。过去的史书多职责唐玄宗的失误在于给了安禄山过大的权利，让他兼三方节度使之职，而且拥有相当大的民力、兵力、财力。殊不知，安禄山在地方上的发展并不能受到中央左右。当时中国的东北边防，民族成分与关系复杂，边境线上有大量契丹人和奚人进进出出。

政府在这里既缺乏了解，更缺乏控制。而地方将领为了能对有效管理辖地，不得不与各路民族展开贸易，因为其战马须靠“互市“来保障、物资也得不到中央政府充分补给。安禄山这样一位精通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而又懂得朝廷“礼数”、“规则”的藩将，无疑成为了被重用的对象。安禄山百般讨好唐玄宗与杨贵妃，唐玄宗为了能使他在边防区发挥更大作用，也是对他百般笼络，给了他越来越多的权利。只是这种权利易放难收，因为它的发展足以超出政府间架式结构所能控制的范围。

最后安禄山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就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唐玄宗时期，中央官僚制度与地方制度产生了一种价值观上的分歧。前者注重所谓“礼教”的作用，对人际关系的和谐看得比整体效率的提高还要重。而后者却更加注重实际，因其要直接面对地方上各种工作运行的困难。这种分歧到最后发展成了一种矛盾。王忠嗣和牛仙客这种在地方上有才干的将领到了中央仍能发挥作用，但却遭到了贬黜。而张守珪、鲜于仲通却能因中央高管的庇护，把战败叙成战功。这些事例都可以表现出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我们也可以把安史之乱看作是这两种价值体系冲突下的产物。过去有史学家把安史之乱的过失归于李林甫头上，说李林甫为防止边防区官员“出将入相”影响他的宰相之位，所以就任命了大量的“夷将” 。这种说法未免有些低估李林甫的政治智慧。李林甫在当时也意识到了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任用“夷将”是为了缓和冲突与弥补制度上的不足。同时，他也规定”夷将”不能担任三方以上节度使之职。再说，北方防区上的高仙芝为高丽人哥舒翰为突厥人，李光弼是契丹人，他们都没有起兵生事。杨国忠任相时，与安禄山展开的争权的斗争，实际上是讲两种体系矛盾的表明化。

我们不能单纯地讲是杨国忠逼反了安禄山，而是应看到边防区的体系已脱离管控。安禄山造反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征讨杨国忠兄妹，但他对准着实际上是整个中央官僚体系，不然他怎会在洛阳称帝?总的来讲，唐朝的间架式的地方行政模式已无法再适应于对地方的管辖。

边防区节度使的权利从军政扩展到民政和财政无法阻止，其兼并也无法控制安禄山大军南下，整个中央居然没有阻止一个有效而全盘的防御体系，使安史大军在短时间内就攻下洛、兵临长安门户。在高仙芝、哥舒翰防御潼关时，中央政府本可阻止军队在后方反击。但由于中央由于战略失误甚至个人嫌隙而使他们主动出击，最后中了敌人埋伏、潼关失守，形势变得不可收拾，弄得“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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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白居易做《长恨歌》，只能把最后的悲剧从“重色”说起。后世史书也只是做了对表面政策的抨击与对当日统治者用人不当的批判。这些观点显然已不适于当今新的史学观点。我们应看到当时旧的行政制度体系已无法适用于当时经济的发展，而新的制度尚未推行。面对经济的繁荣与边防区地位的提升，中央显得束手无策，只能将财富用于虚耗、加强节度使权利这种简而易行的方法。安史之乱其实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而非社会退步的结果。放眼整个历史，中国经历安史之乱，在许多政策上做出了应有的调整(如推行两税法) ，地方经济的发展找到了新出路。总之，对安史之乱的研究需要一个现代而放眼全局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