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史研究：史学综合化趋势下有了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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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史学界有关中国古代各个断代的历史研究中，隋唐史研究具有突出的重视制度史的特点。无论从新史学诞生以来的学术史看，还是从近期的学术进展看，重视制度史都是隋唐史研究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最为显著之处。在当今史学研究走向新的综合化趋势的背景下，隋唐制度史研究也呈现出新一轮的知识整合和议题更新。

原文：《史学综合化趋势下的隋唐制度史研究》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后滨

制度史研究出现碎片化现象

以岑仲勉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学第一代唐史学者，对制度史就极其重视，尽管他们的学术关怀相当宽广，研究领域涉及众多面向，但构成其对隋唐史叙事框架的当属制度史。岑仲勉撰有《府兵制度研究》，又在《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中收录了除书名所揭主题外另外三种史料的考订和校补，包括《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整理的都是有关唐代官制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在分为上下两册的《隋唐史》一书中，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府兵制度等也是重点论述的内容。他在写成于1950年代末的《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一书中，针对司马光叙事的错误加以订正，在一条条简短读书札记中，揭示出许多有关唐代制度的问题关节点，体现了作者在制度史方面卓越的史识。陈寅恪除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专论隋唐制度特征及其在南北朝之渊源，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叙事展开也是建立在隋唐府兵制度、科举制度、赋役制度、中枢体制以及其他中央地方相关制度认识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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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侯旭东所揭示的，最早从19世纪中叶以来，在为了寻求体制变革而带来的史学研究中， “制度”的意义与价值凸显， “制度”逐渐凌驾于人和事之上，获得了更为根本性的意义，进而从原先在史学门类中的附庸位置挣脱而出，自成门户。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制度史作为一门专史就已经大致成型（侯旭东：《“制度”如何成为了“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

可以说，在新史学成立的初期，中国史学界最早是自觉通过制度史而建立起对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框架的。除了清末以来寻求体制变革的现实政治动因外，后来进入中国学术视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对制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学者们在进行制度分析时，或隐或显地结合了当时风行于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将制度放置于更宏大的社会史视野之下，以剖析社会整体结构为指归。在这种思路的统摄下，制度制作的权力格局、政策环境与文化背景均作为制度史的考察对象，使制度史完成了对传统官制研究的扬弃，成为现代史学的重要支柱。岑仲勉、陈寅恪等人即是在此背景下，通过制度史的结构性思路，建立起了对隋唐断代史研究的整体认识。其他学者如王亚南、钱穆等人的研究，也都聚焦于制度的演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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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门化走向综合化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以汪篯遗著《汪篯隋唐史论稿》、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以及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论著的出版为标志，岑仲勉和陈寅恪之后的第二代唐史学者进入学术盘点的阶段，制度史依然是他们构建隋唐史整体叙事的基本框架。

在这些学者指导和影响下，隋唐史研究的成果总量巨大，但相比于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总体来看，论题的开拓却未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如果要说隋唐研究中由量的积累带来了质的突破，突出的成绩在于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这是中国学术界自我反思以及在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隋唐史研究成绩冲击下作出的回应，一时间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率先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热点，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初期（参见吴宗国《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第4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制度史研究出现了碎片化现象，大量的研究陷入同质性的重复，话题切分得越来越细致，尽显专门、深刻，而缺少整体观照和议题更新。于是，一些中青年学者提出，要反思新史学成立以来那些核心议题提出时的理论语境，吸取大量个案研究中的有效积累，对接20世纪上半叶的学术背景，实现又一轮的知识整合，在史学综合化的背景下更新研究议题。对于制度史的研究来说，如侯旭东所指出的，要克服后见之明，顺时而观，避免将制度架空在具体的人和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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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研究得到拓展和延伸

人类社会原本是以整体的面貌展开和推进的，碎片化的描述或是出于学科划分的研究需要，或是限于史料留存的不完整，更多是由于带着所处现实的有色眼镜剪裁史料所导致的。回到历史现场，是史学从专门化走向综合化的一个重要路径，对接的是年鉴学派倡导的整体史研究取向。自从20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倡导史学研究要注重多面向和长时段以来，整体史研究就日渐成为西方史学追求的目标。整体史叙事要求的多面向，是一项随着人类认识水平提高而无限扩展的要求，在不同时代有其特定的针对性。而长时段到底取多长，则取决于问题的设定和掌握材料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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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整体史叙事原本是历史学的基本追求，中国古代史学很早以来就追求“通古今之变” 。自从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引进新史学的研究理路以来，打破王朝体系和君道政体历史观的“破”的一面建树显著，从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角度重建历史叙事框架的“立”的努力也颇有成效，还出现过以五种社会形态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宏大框架。但是迄今为止，应该只有从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切入的整体史叙事及其依托的一套话语或概念系统无可替代，并显示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并不是说依托制度史研究的整体史叙事就臻于完善了，只是就已有研究积累来说，这样角度的历史叙事更加切近中国历史的实际，更加契合中国历史的编撰传统和史料特点，呈现出了极其广阔和深厚的研究空间。

其他众多研究视角取得的成绩，都为一个特定时段的整体叙事贡献着知识和观念，各个角度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扩展和深入，都以其繁富的成果丰富着人们的认识。但具有宏观视野和长时段关怀的历史叙事，似乎都难以摆脱制度史研究搭建的框架和提出的概念。各种专门史和专题研究对历史研究的细化与深化，对于走出模式化的历史叙事有很大贡献，但一旦回到整体史叙事，制度史研究的骨架作用仍然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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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促生与多维解读

推动当今史学研究走向综合化趋势的主力，是区域社会史和财政经济史，尤其是有关明清时期的相关研究。尽管明清时期的史料留存自有其特殊性，但由此推动的史学研究走向整体史叙事的趋势，对于隋唐制度史研究来说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促使隋唐制度史研究朝着整合既有知识和史料、打通唐五代和两宋历史脉络的方向努力拓展，回到一些基本议题的多维立体解读上。区域社会史所追求的历史的鲜活与丰满，克服残缺的、碎片化的和僵死的历史，也是隋唐制度史研究追求的重要目标。

在这个目标下促生的重要议题，就是政务运行机制与国家权力结构，以及在此框架下的众多具体问题。中古国家政务的重心涵盖在尚书六部职掌之内，尤以官员选任、赋役征派和司法审断最为关键。要理解隋唐时期国家的政务运行机制，势必要深入分析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乡里各个层级的政务运行，要以事任为中心，而不是以职官和机构为中心。

可以说，区域社会史和财政经济史推动的新一轮整体史叙事趋势，对隋唐制度史研究议题的牵动相当明显。例如，以“政务运行”为中心的隋唐制度史研究思路，就是力图将传统的以职官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转向以事类（政务）为中心的综合性制度史研究，或者说努力使制度史成为一种视角，用以分析国家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运行及其变化。这种视角的研究，在回到历史现场和整体史叙事两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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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区域社会史和财政经济史的研究进展，启发我们认识到，隋唐时期国家行政体系在制度形式上有着整齐划一的设计，真实的国家构造和实际运作中的体制机制，应该是大量吸收了产生于复杂社会运行中的各种要素。尽管隋唐制度史研究无法像明清史那样拥有丰富具体的传世史料和田野材料，相类似问题的研究还只能停留在主体通过编撰史料加以拼合和分析的层面，但受其启发而整合的议题无疑得到了拓展和延伸。例如，近年来有关隋唐五代时期包括州县官府在内的基层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官员选任迁转制度及俸禄体系研究、官人身份及其扩大化问题研究、藩镇体制与唐宋间官僚身份体系变化研究等，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整合性研究开始被尝试，有关隋唐国家构造的特质、路径及其与宋代国家的区别这样全局性的问题，逐渐成为隋唐制度史研究的逻辑起点。曾经一度受到以关注地方和社会基础为核心任务的“新社会史”的冲击而略显沉寂的“国家”议题，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重新受到重视。

综括言之，统合过去一个世纪的个案研究成果，隋唐制度史不但能呈现新的解释系统，摆脱新知识与旧框架间方枘圆凿的怪现象，更重要的是，通过重述制度史，可以将各类专门史综合成为整体史，而这也是20世纪下半期史学方法革新过程中 “新政治史”、“新文化史”和区域社会史的旨趣所在。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