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用两招，做到战国四公子、汉武帝、王莽想做却做不到之事

自古以来，黑恶势力都是令人头疼的社会毒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无不欲处之而后快。但在扫黑除恶的手段和方式上，各朝代又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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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史书上那些所谓的“豪杰”、“任侠”之士，以及“鸡鸣狗盗”们，实际上都可算是黑恶势力。这个时期，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统治者们整日忙于争霸或兼并，根本无暇顾及，所以黑恶势力趁势发展，尤其猖獗。

后来，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开始养士，不仅吸收了当时社会上的学士、方士、策士、术士，也吸收了任侠之士和鸡鸣狗盗们。

如此一来，原本那些混社会、混江湖的没有组织的流氓阿飞们，算是接受诏安了，摇身一变成了战国四公子家中的食客，统一受战国四公子管理，并为他们卖命。

于是，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战国四公子，实际上就成了当时社会上最大的黑恶势力头头。

统治者们对此也乐见其成，一方面，流氓混混接受战国四公子诏安，由无组织变成有组织，更加便于管理，减少其对社会治安的危害；另一方面，在战国四公子的引导或要求下，这些接受了诏安的流氓混混，有时也能被国家所利用，为国家做贡献，比如孟尝君的鸡鸣狗盗、平原君的毛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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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由于刚刚结束战乱，民心思稳，黑恶势力相对较少。经过文景之治后，西汉的民生国力都有所恢复，黑恶势力又有所抬头。到汉武帝执政时期，黑恶势力已经相当严重。

面对严重的黑恶势力问题，汉武帝任用酷吏，采取高压政策，严厉打击。正因为此，汉武帝时期，先后涌现出了如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杜周等一大批酷吏。

义纵升任南阳太守时，当地有个管理关税的都尉叫宁成，利用手中权力横行霸道，十分残暴，实际上是当地黑恶势力的头子。百姓们都很害怕他，甚至连进出关的官员也不敢得罪他，都说：“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

宁成听说义纵要来南阳任太守，有些不安。等义纵上任那天，带领全家老小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迎接义纵。

义纵知道宁成这样做的目的，对他不理不睬，一上任就派人调查宁成家族，凡是查到有罪的，全都杀掉，宁成也被判了罪。如此一来，当地有名的黑恶势力——富豪孔氏、暴氏因为也有劣迹，吓得逃离了南阳。

后来，汉武帝又调义纵任定襄太守。当时，定襄地区的治安也很混乱，义纵一到定襄，就把监狱中二百多个重罪轻判的犯人重新判处死刑，同时又将二百多个私自来监狱探望这些犯人的家属抓了起来，说他们想要为犯人开脱罪行，也一起判处死刑。

义纵一天之内杀了四百多人，令黑恶势力闻风丧胆、不寒而栗，定襄地区的治安从此才逐渐好转。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酷吏王温舒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为了抢夺路人财物，常常在月黑风高之夜以锤杀人而埋之，本身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恶势力。

但总的来说，无论是战国时期依靠四大公子诏安，还是汉武帝时期依靠酷吏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问题都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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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以及王莽新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群盗并起，黑恶势力十分猖獗。王莽也想诏安，派出使者到各地去赦免强盗。使者回京汇报称：“强盗们解散之后，不久就又聚合，问他们原因，都说：‘忧愁法令既多又苛刻，动辄犯法。努力劳动所得到的报酬，还不够缴纳捐税。就是闭门自守，又往往因邻居私自铸钱或携带铜，要连坐入狱，贪官污吏，逼人欲死。 ’百姓走投无路，便都起来做盗贼。 ”王莽闻言大怒，免其官职。

于是，有人便顺着王莽的意思，说：“小民猖狂刁猾，应该诛杀。 ”“这只是偶然的时运，不久将会消灭。 ”王莽听闻这话，十分高兴，便升其官职。如此自欺欺人，层层瞒报，王莽治理黑恶势力的效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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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汉初年，黑恶势力也很猖獗，郡县派兵追剿，军队一到盗贼就散开，军队一离开他们又重新聚集，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四个州尤其厉害。

建武十六年，光武帝刘秀下决心整治。令人叹服的是，他只用了两招，就一举清除了原本十分猖獗的黑恶势力，使社会恢复了清明。

那么，刘秀是怎么做的呢？

1、派出使节去各地，鼓励盗贼等恶势力们自相检举攻击，并规定：五个人共同斩杀一个人，免除五人之罪。

2、对于原先征讨恶势力不利的官员，甚至是畏怯、逃避、故意放纵盗贼的官员，一律不予追究，允许他们以擒贼讨贼立功；州、郡太守、县令县长在所辖界内有盗贼而不拘捕的，或因畏惧懦弱弃城放弃职责的，全都不予处罚，对这些官员的考核，只看捕获盗贼的多少来排列先后名次，仅对窝藏盗贼等黑恶势力的人才加以处罚。

刘秀的这两个举措，归结起来就是：一、从内部分化瓦解黑恶势力；二、设身处地地为一线官员们考虑，鼓励官员靠扫黑除恶来立功。

官员们没了后顾之忧，积极性大大提高，加之黑恶势力内部也不断出现分化。因此，刘秀扫黑除恶的效果极佳，做到了战国四公子、汉武帝、王莽等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不久，各地的黑恶势力组织几乎全都解散了，出现了“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的升平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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