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维也纳戒指路：从君主堡垒到文化殿堂的涅槃重生

1864年，彼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小约翰施特劳斯刚刚结束他的俄国巡演回到奥地利。钟爱他的维也纳决定在人民公园为他举行一场音乐会，庆祝他登台20周年，也为他接风洗尘。而在这场音乐会中，小约翰施特劳斯表演了一曲他在俄国巡演时创作的作品，原名是《勿忘我》，是为表达他对祖国奥地利的思念之情而作。而鉴于那时他已经回到了故乡维也纳，《勿忘我》这个名字已经明显不合时宜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化用当时奥地利的一句名言，重新命名了这个作品。它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第291号——《唯一的帝都，唯一的维也纳》波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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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翰施特劳斯

小约翰施特劳斯回到维也纳后又相继创作出《蓝色多瑙河》及《春之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成为名留青史的“圆舞曲之王” 。而他所钟爱的维也纳也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走入自己的美好年代，见证哈布斯堡奥地利帝国最后的鎏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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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画家威廉·高泽1900年画作《霍夫堡宫的宫廷舞会》

威廉·高泽的画作里记录的哈布斯堡里辉煌的时刻，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维也纳可以说是烽火连天。拿破仑曾经两次占领这里，紧接着刚打垮了法国的奥地利境内又兴起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乃至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作为奥地利帝国的首都，维也纳人心浮动。 1848年革命的烈火烧遍欧洲，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两次被迫从维也纳出逃，最终于年底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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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指路的诞生

正是因为维也纳一直处于动荡和威胁之中，她一直保持着其在十三世纪修建的城墙。伦敦在十八世纪就开始逐步拆除自己古老的城墙，巴黎更是早在十七世纪就把环绕巴黎市区的城墙拆了个精光，转而在市郊修建了一圈更为现代的防御设施。只有维也纳，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保留着她那古老的城墙，那曾经在1529年逼退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守卫了整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城墙。此时的维也纳，仿佛还停留在十六世纪，完全没有一个十九世纪列强首都该有的样子。

维也纳古城墙

环绕着内城的古老城墙清晰可见。绿色标出的是内城城墙和外城之间广阔的军事防御空地，到了十九世纪还保持着如此古老的都市防御设施，维也纳在当时的欧洲各个主要首都里可谓是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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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的维也纳内城地图

维也纳古城墙是用释放英格兰理查一世的赎金修建， 1529年土耳其围攻维也纳时进行了加固，并修筑了大约500米宽的壕沟。到18世纪后期，这样的防御工事已经过时，但是直到1848年革命才引发了根本性的改变。

1850年， Vorst?dte（今天维也纳的第二区到第六区）被并入维也纳市，城墙成了交通的障碍。 1857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正式下诏拆除维也纳内城城墙，开发内环的防御空地，填平护城河。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条宽阔的环城大道，辅以一系列的公园、喷泉以及新式建筑，并规定了大道的精确尺寸，以及地理位置和新建筑的功能，就此开启了一个横跨半个世纪的宏大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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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环城大道，被称作戒指路。戒指路修建计划的规模之宏大，在当时的欧洲也只有拿破仑三世治下进行的巴黎改造计划可以与之媲美。

“这条石头腰带数百年来都用恶毒的诅咒禁锢着维也纳的羽翼，皇帝的诏令终于将其打破了！”维也纳的自由主义者们欢呼着，庆祝自己的胜利，庆祝维也纳的解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恰好是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开始在奥地利攻城略地的时代。维也纳的自由主义先锋们将在戒指路的建设过程中重塑维也纳，将维也纳从一个中世纪的陈旧君主堡垒转变成一个摩登的资产阶级文化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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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戒指路

在维也纳，戒指路建设计划自然免不了成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守旧派贵族互相争斗的战场。处在这个战场中心的就是整个戒指路上最具象征意义的三幢建筑：维也纳大学、维也纳市政厅以及国会大厦。它们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核心诉求：思想自由、市民自治以及代议制民主。

维也纳大学

而当时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都市改造计划采用什么风格，自然成了各方争论的焦点。当时欧洲的公共建筑风格主要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阵营：华丽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和代表理性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维也纳大学在经历了一番学生被军队赶到城外20多年， 1866年后资产阶级胜利后奥地利政府才把戒指路上最优越的地段重新划分给维也纳大学。在设计之初，保守派曾想将其建设计为一座哥特式建筑，以求可以和近在咫尺的沃蒂夫教堂形成风格上的统一。但是维也纳市政府坚决地要教会和贵族划清界限，维也纳大学的新址将是科学和理性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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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维也纳大学新址

维也纳大学新址和后方哥特式高耸的沃蒂夫教堂在风格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标志着更包容的维也纳。

帝国国会大厦

帝国国会大厦的设计者是一位丹麦裔建筑师，名叫特奥费尔·翰森（Theophil Hansen）。他主持建设了戒指路上的五座公共建筑，其中包括国人熟知的维也纳金色大厅。但是，他自认的骄傲之作就是整个戒指路上体量最为庞大的建筑：帝国国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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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期的帝国国会大厦

帝国国会大厦原本只能修在戒指路南段的艺术文化区，但是维也纳自由主义者们专门将帝国国会大厦，这一法律和民主的象征，挪到了戒指路上的黄金路段。

经过奥费尔·翰森的努力，帝国大厦的最终风格定为新古典主义：与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呼应。翰森的选择不光获得了维也纳市政府的全力支持，甚至赢得了开明的皇帝的支持。整个帝国最优秀的工匠纷纷来到维也纳，蒂罗尔的皇家大理石矿为翰森提供了整个欧洲最优质的大理石。时至今日，经受了多年的空气污染和酸雨影响的建筑依旧通体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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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大厦入口外是一个巨型的喷泉，雅典的守护女神雅典娜伫立在喷泉的正中，背靠帝国国会大厦，审视着整个维也纳，也注视着不远处的霍夫堡宫。 1883年建筑主体完工， 1902年建筑前的喷泉完工。帝国国会大厦成了这个全新的维也纳最著名的标志。

从戒指路走出的文化瑰宝

戒指路在十九世纪基本建设完成，在二十世纪初，维也纳已经彻底改头换面，成了整个欧洲最有活力、最开放自由的城市之一。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自由主义的反叛风气从政治领域扩散到了文化和思想领域。戒指路上走出了一位惊世骇俗的人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在到处可见用“我读弗洛依德”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文化人的今天，可见弗洛依德在文化界和心理学届的重要地位。而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名人，他的人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1902年， 45岁的弗洛伊德终于被择选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那时的他已经为了这个任命书苦苦等待了17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戏谑地把这次任命描绘成了一次维也纳的盛事，也可以从侧面展现出他自己内心的激动之情：“公众的热情是高涨的，人们的祝贺和花束向潮水一样向我涌来。帝国内阁认可了对梦的解析，帝国议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对癔症的精神分析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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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之弗洛伊德在1899年出版了他那划时代的著作《梦的解析》，打开了精神分析学的大门，从此奠定了心理学在性方面的研究发展。在当时甚至是现在这样的观点和话题仍具有争议性，但是这样的弗洛伊德依旧获得了在维也纳大学的教职，得以潜心学术研究。他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戒指路上散步。在这条代表着自由与革命的道路上，思考着他的精神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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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纪念碑

1985年，维也纳市政府在戒指路旁设立了弗洛伊德纪念公园，安置了弗洛伊德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着弗洛伊德的名言“理性的声音总是安静的” 。

维也纳的戒指路的建造花了半个世纪，但这半个世纪里维也纳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蜕变。它从一个中世纪的王权堡垒升华成了摩登的资产阶级文化殿堂。小编想说，抽空去戒指路感受那里时代的气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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