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红色使者，策划了在党史上留下恶名的“上海谈判”，对中国革命有功有过

文/孙国林

维经斯基（1893—1953）,亦译作威金斯基，全名格里高利·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名查尔欣，中国名字伍廷康，笔名魏琴。生于俄国一个林业职员家庭，当过印刷工。 1913年去美国谋生，加入美国社会党。 1918年回到苏俄，加入俄共（布）。国内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工作，后被捕流放。 1920年1月，在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工作， 4月，被俄共派遣来华工作。 1921年春回国后任远东局秘书（负责人）。此后， 1923年、1924年、1926年又三次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华工作，是来华次数最多的人。 1927年回国后，他离开共产国际，担任全俄农业合作社中央园艺部副主席。 1929年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1935年夏，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53年病逝。生前写了许多研究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问题的论著。

首次来华，帮助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新思想在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节节胜利，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

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并不很清楚。于是，派人来华了解中国思想和政治动向，试探与中国的进步组织建立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共产党。起初，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亚局（远东局）远东民族事务处（1919年夏在海参崴设立）代管。 1920年春之前，由于苏俄国内战事频繁，俄共代表同中国革命者的联系时断时续，内战平息后才逐步正常起来。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派海参崴处27岁的维经斯基，率其妻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祖籍山东，俄籍华人，俄共党员，海参崴华侨联合会负责人）来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中国进步组织取得联系，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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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经斯基的共产国际登记表。

在北京，维经斯基通过两个在北大教俄语的俄国教师，与李大钊等革命人士取得了联系，并举行了多次座谈。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这使李大钊等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还同李大钊等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讨论了建党问题，双方都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李大钊还建议并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会见，讨论建党问题。

维经斯基欣然同意，携工作组成员及翻译杨明斋一行4人去上海。由李大钊介绍，他们途经济南时做了短暂停留，会见了那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济南学生运动骨干王尽美（济南省立一师学生）、邓恩铭、王翔千（济南省立一中学生）等人，向他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5月初，他们到达上海后，首先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又介绍他们与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等人进行座谈。不久，张东荪和戴季陶因不赞同维经斯基的观点而退出座谈。此间，维经斯基还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副议长狄侃、程天放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祯等人进行过座谈，也因观点差距太大，没有收到成效。在交谈中，维经斯基向他们讲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义和俄国社会新貌，谈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意见，还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情况。

经过多次交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都认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尽快组建共产党。

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陈公培（不久赴欧洲）、杨明斋、袁振英等人。会上讨论拟定出了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担负起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筹备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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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为了将来输送中国干部赴苏俄学习，维经斯基于同年秋，在上海创办了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的外国语学社。维经斯基夫妇教俄语，李达教日语，李汉俊教法语，李震瀛教英语。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柯庆施、李启汉、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维经斯基指导下，杨明斋还在上海设立了由党组织领导的华俄通讯社，报道翻译了关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消息；同时将中国的重要消息用俄文发往莫斯科。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7月19日，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在上海召开了建党积极分子会议，陈独秀、李汉俊等坚决主张加紧工作，建立共产党。 9月，上海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在全国建立共产党问题。会后，上海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帮助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成了中共的发起组织和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0月，李大钊在维经斯基工作组成员马迈耶夫的帮助下，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至1921年春，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在济南、长沙、武汉等工人比较集中、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好的城市，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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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人员合影（左二为维经斯基）。

1920年夏秋开始酝酿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 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转往上海。在维经斯基帮助下， 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了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这个党章。会后发表共同声明，阐明了中共的奋斗目标、纲领和工作原则，对于党与工会、共青团、军队和文化团体的关系，也作了说明。这次重要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准备。

1921年春，维经斯基奉调回国，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秘书。他在中国一年间的工作热情与谦和作风，给中国同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他路过北京时，与李大钊、张国焘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进行过几次座谈，涉及共产党员的基本理念、党的组织原则、共产国际以及俄国革命等方面的问题。维经斯基还建议李大钊，应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迅速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然后加入共产国际。

再度来华，促进国共合作

1923年11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再度来华，接替马林担任第二任驻中共代表，其使命是作张国焘的工作，劝说他支持国共合作。

11月中旬，维经斯基抵达北京后约见了张国焘，在俄华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斯列帕克家里进行会谈。他针对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思想，反复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劝说。他说，共产国际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反对国民党中的不革命分子，推进国民革命，实现党的目标。

维经斯基之所以首先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前任马林提出的，且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在中共中央内部遇到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些人的抵制，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特别会议上，张国焘的态度尤其激烈。张国焘不愿意同国民党合作的观点，在1923年6月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受到批评，并因此丢掉了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

之后他离沪回京，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但他毕竟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打通他的思想，对于促成党内接受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是有重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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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经斯基

共产国际之所以派维经斯基来华，有两个原因。一是马林的“党内合作”方针受阻，特别是受到张国焘的强烈反对，多次发生当面争吵，关系很紧张。如果马林再在中国工作下去会遇到许多困难，需要换人；二是维经斯基1920年—1921年春在华帮助筹建中共时，与张国焘有许多接触，关系融洽，互有好感，算是老朋友。而且， 1923年10月24日，维经斯基还以好友的身份和语气，从海参崴写了一封长信，劝他转变态度，支持国共实行“党内合作” 。张国焘心怀感激地回了信。所以，在马林工作受阻时，共产国际便派维经斯基再次来华，以他当年在华工作的威望，推动国共合作。

维经斯基与张国焘谈话后，张表示同意维的意见，赞成国共合作，但表示对一些问题尚需再加考虑。 1923年11月下旬，维经斯基抵达上海会见陈独秀，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特别是“党内合作”的意见，做陈独秀的工作。因为陈对“党内合作”也有不少疑虑，曾表示过反对这种合作方式。经过多次交谈劝说，陈独秀接受了维经斯基的观点，愿意积极推进国共合作。于是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召开，决定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一并加入” 。维经斯基参加大会，并宣讲国共合作思想和意义。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维经斯基圆满完成了任务，于12月下旬回苏联。 1924年1月4日，留在中国的鲍罗廷写信向维经斯基报告说，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已经开始，国共合作形势良好。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维经斯基在远东局闻知，异常高兴。他的第二次不足一个月的中国之行，终有成果。

三度来华，主张实行右倾策略

1924年春，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第三次来中国工作。 5月10日至15日，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指导大会对许多问题作出正确决议，如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正确处理同国民党左、右两派关系等，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在维经斯基帮助下， 1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成立了中央北方区委，专门负责华北和东北地区党的工作，李大钊任书记，谭平山任副书记。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成立的中央派出机构。维经斯基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他12月19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此事专门作了报告。他说，这个局成立后工作完成得不错。

1924年末，在中国革命、国共合作等具体问题上，出现了鲍罗廷、瞿秋白为一方，与陈独秀、蔡和森为另一方之间的激烈争论。维经斯基对于这一冲突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调解作用。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维经斯基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介绍各国共运经验，并对中国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寄予厚望。他的报告激情洋溢，气势磅礴，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维经斯基还对大会进行了指导，帮助会议在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宣传、组织和群众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正确决议。但会议忽视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2月，维经斯基写成《中国革命的趋势与国民党》一文，全面表达他对当时国共合作中许多问题的看法。他主张中共应该向国民党左派作某些让步，联合国民党左派，通过掌握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孤立右派，最终使右派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实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为了实现这一幻想出来的蓝图，维经斯基还主张，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在国民党决策机构中的职位，以换取国民党内左派同右派斗争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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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苏联领事馆旧址。

1925年夏，戴季陶连续出版小册子，公然反共。 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张继等人在北京西山开会，大肆进行反共和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击，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却反对这样做。他以维护统一战线为由，极力主张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让步，以挽救革命。 12月23日晚，维经斯基在上海邀请国民党右派分子孙科、邵元冲、叶楚伧，到上海苏联领事馆会谈，表示团结友善愿望。第二天，又在维经斯基促动下，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进行国共关系谈判，达成包含妥协内容的7项协议。这就是在党史上留下恶名的“上海谈判” 。

12月，维经斯基登船回国前还找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谈话，要他们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作出让步。结果，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6名执委时，共产党只占了7名，蒋介石、胡汉民、孙科等右派分子则当选；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了1名，而且连被开除党籍的反共先锋戴季陶，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这就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1926年初，维经斯基奉调回国。但他依然关注中国革命，发表意见。 5月6日，他发表了《中国形势和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再次否认蒋介石3月20日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的反革命政变性质。 5月底，莫斯科得知国民党5月15日至22日的二届二中全会，通过限制和打击中共的《整理党务案》的消息，联共（布）中央开会讨论事态的发展。维经斯基向会议提出三点建议：设法与国民党讨论职务分工的可能性；身份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从国民党一切机构中撤出来；现在还不是两党分离的时候。这些建议为会议采纳，要求中共委曲留在国民党内，维护名存实亡的统一战线。

四度来华，设立远东局，以不圆满的结局结束使命

1925年5月，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应当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便领导中、朝、日国家的党和革命。当时，斯大林未置可否。（共产国际曾在俄国的伊尔库茨克和海参崴设立过远东局， 1922年2月撤销。）一年后的3月中山舰事件后，斯大林才表示可以在上海设立远东局。共产国际责成熟悉中国情况的维经斯基牵头筹备。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迫使共产党人全部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级职务，蒋介石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在这云谲波诡的时刻，共产国际又派维经斯基于6月来华，一则在上海设立远东局，一则纠正中共党内因对蒋义愤而日渐明显的退出国民党倾向，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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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经斯基在上海居住过的地方。

6月18日，远东局正式在上海设立，由俄共代表团4人和中朝日三国各推荐的一名共产党干部组成，维经斯基任主席。中共参与其工作的代表是陈独秀，副代表是彭述之和瞿秋白。 6月19日，俄共驻华代表团决定，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进入中共中央，参加日常工作。另一位俄共人员拉菲斯参加中共刊物《向导》（1922·9—1927·7·18）的编辑工作。

7月12日，根据维经斯基的提议，中共中央召开四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讨论是否退出国民党问题，会上发生激烈争论。陈独秀、彭述之主张退出；瞿秋白及多数代表主张留在国民党内。最后，会议接受了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提出的“应当留在国民党内”的意见。会后，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把主要精力放在维持已经变质的统一战线方面，处处对蒋介石让步。

7月28日，远东局组成以维经斯基为团长的三人调查团。为配合这次行动，由瞿秋白、张国焘组成中共中央考察团，一起赴广州调查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在“三二0事件”后对蒋实行的“左”倾政策及国共关系，以制定新的对策。这两个团与鲍罗廷、中共广东区委的陈延年、周恩来举行了多次联席会议， 9月上旬回到上海。最后，维经斯基形成了共产党过于“抛头露面”导致“三二0事件”的错误结论，主张对蒋实行妥协退让政策。 9月21日，中共中央与维经斯基举行联席会，讨论目前形势，决定对蒋介石迁就退让。维经斯基认为，广州的同志对蒋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 9月22日，他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建议撤回鲍罗廷（鲍不久也转向右倾）。 11月，维经斯基的意见被否决，共产国际反而重用并确定鲍罗廷为驻华的主要政治代表。 12月之后，在远东局工作的苏共人员不断写信回国，批评维经斯基在领导方法和作风上的一些错误，并认为他应对中共的机会主义负责。维经斯基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他多次给莫斯科写信，要求允许他在中共五大之后回国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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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

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均出席，中心议题是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结果会议集中了过去党内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错误，并发展成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此，维、鲍完全同意。

1927年2月22日，蒋介石为了掩盖其反共本质，主动邀请维经斯基赴九江面谈。他对维经斯基说，他与武汉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只是与鲍罗廷之间有冲突，是鲍造成南昌与武汉两个政府的对立。他相信这不是共产国际的方针。 23日晨，蒋介石又问维经斯基，共产国际对目前中国问题的方针是什么？声明他反对鲍并不是反对共产国际。然后又提出放弃定都南昌意见而迁都武汉的条件：赶走鲍罗廷，党内严格纪律。因为鲍曾坚决主张迁都武汉，阻止了蒋迁都南昌闹分裂的企图，蒋对此极为恼恨。这次“蒋维会见” ，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一部分人的批评。

1927年3月，维经斯基从上海至武汉，与鲍罗廷商谈对付蒋介石的政策。鲍主张联合唐生智反蒋，维希望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为此，他由武汉去南昌，企图与蒋介石再次会谈，寻求妥协。但蒋介石已决心反共，维经斯基徒劳而返。

4月2日，共产国际新任命的驻中共代表团团长（亦称首席代表）罗易抵达武汉，此后维经斯基作为代表团成员仍在中国工作。 4月4日，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执委、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联席会议，讨论召开中共中央全会、中共五大及全国国民会议等问题。 4月9日，新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与维经斯基，在汉口宣布远东局解散。这显然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此后，维经斯基只能听从罗易的指挥而工作了。 4月10日，在上述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由陈延年、李立三、维经斯基和在上海的周恩来、赵世炎组成，陈为临时书记。会议要求他们立即赴上海，以应对蒋介石可能在沪发动反革命事件。但还未及开展工作，蒋介石就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政变” 。

4月13日至16日，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维经斯基出席会议，参与讨论了中央向五大提交的政治组织报告及职工运动、农民土地问题等文件。会中，罗易与鲍罗廷就北伐与土地革命的先后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维经斯基默不作声，以避代表团内部矛盾加剧。 4月16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出席中央特委与上海区委特委联席会议，检讨前段斗争方针错误。 4月22日，即四一二政变发生10天后，共产国际代表团才在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表现出奇的迟钝和软弱。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蒋介石叛变后党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方针和任务。在会上，维经斯基发言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他去九江会见蒋介石作辩解；二是讲土地问题，但没讲出什么明确意见。他依然同意要“维护”统一战线。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不久，维经斯基奉调离开中国，结束了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他是唯一一个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共产国际代表。经过几年的反思，后来他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一文中，检查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各个阶段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承认自己对中共所犯的错误要承担比中共领导更大的责任。但他只检讨自己，不敢说明这些错误的根子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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