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太牛也不行！只听过“三武一宗”灭佛，未想道教也有此一劫

古代中国是大一统的王朝，所谓的大一统不仅仅表现在地域的统一，权力的集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思想上的一统，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只要适应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正确的思想，否则不管之前如何普及，理论如何完善，都在“诛心”之内。所谓“诛心”就是用适合帝王意志和封建意志的正统思想来诛杀那些带有自己的个性，或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帝王意志、正统学术的旁门左道。有时帝王的“诛心”也不见得完全从历史的要求出发，偶尔还带有自己的好恶情感因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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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政治动荡，经济衰败的时期。张道陵创立道教，以神仙方术，禳灾辟祸，符水治病等方法召收徒众。到东晋时，葛洪重整道教的理论体系，提出以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灾辟祸，以求得现世之乐，为修道的目的。北魏寇谦之又吸取佛教的各种戒律和轮回思想，再借用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博取帝皇与士族的崇信，开始在上层贵族与士大夫间得以传播。一直以来，道教与统治者的心跳始终保持一致，谁在台上，道教就支持谁。所以也大都能得到当权者的扶持。列朝统治者对道教的策略主要是利用。禁灭的行为凡属罕见。虽然北魏太武帝在灭佛的同时，也下诏灭道，但实际上佛灭了，可道灭却是形式上的。后来，唐武则天改国号为周，也曾抑道，但并未影响到唐代道教发展的盛况。至于金朝对道教的限制，更是暂时的行为。

所以道教这种好像牲畜无害的教派一直能和是统治者保持和谐关系。直至元朝。道教面临着生死大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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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信，刚开始，元统治者对道教是相当优容的。一一二九年，远在中亚征战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派遣使臣刘仲禄手持诏书，特地把河北地区享誉很高的全真道教的首领丘处机，就是金庸小说全真七子的丘处机，请往中亚汗庭，朝夕问道。丘处机本人也受到极优厚的待遇。一向杀人如麻的成吉思汗，对丘处机所讲的养生治国的道理，深表赞同。此后，道教在元统治者眼里，一直走红。

历史地看，历代统治者对宗教的利用，总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在成吉思汗时，之所以崇礼道教，是因为要联宋灭金而后最后灭宋。要使这个战略目的顺利达到，就必先笼络人心。而当时，全真道教在汉人眼里，声誉很高。特别是丘处机。汉人都把他当活神仙看待。因此，成吉思汗笼络丘处机，是为借全真道来笼络民心。但是，到了蒙哥汗，特别是忽必烈的时代，元朝在汉地的统治，已基本上稳固。可以说，道教的利用价值已经趋衰。并且，道数里的那套神秘的方术，既可为统治者利用，又可以为劳动人民利用。况且，全真势力的大膨胀，也咐起了元朝的不安。所以，道教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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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宪宗八年， 1258年，距离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尊为国师，掌天下道教，视为活神仙不过30年。这年七月，佛教徒联合告道教御状，指责全真教：毁西京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庙宇四百八十三所，特别是传播伪文化《老子八十一化图》，以惑乱臣民。于是，在主管汉地事务的忽必到主持下，佛、道上教举行大辩论。由于忽必烈明显地偏袒佛教，使得辩论只具形式上的意义。结果可想而知，一定是佛教胜利，道教失败。蒙哥大汗昌上颁布诏令、将《化胡经》等四十五都有自题的的道经焚毁。并且，把二百三十七所被道士占据的寺庙，归还佛教。还诏命樊志应等十七名有名的道士，削发为憎。这对道教来说，无疑是一种教耻。消，息传出，一直贵显的道教世界，莫不震惊，对政府的诏命，许多地方都采取抗拒的态度。这样做，终于招来更大规模的打击，象道教提点甘志泉、王志真等，就因抗命，遭受诛戮。

道教虽然遭到重大打击，但佛教得势不饶人，继续攻击道教。于是，在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召集僧、道、文臣，齐集长春宫，清查翻捡道经。结果，找出许多有违统治者心意的道经。于是，忽必烈在年底诏令全国，焚毁除《道德经》外的道经和《八十一化图》并宣布，今后"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发为僧。不愿为僧者，听其为民。还规定，今后不许任何人何诋毁佛教的言论和行为。经过如此打击，道教元气大伤。至元一十二年至一十四年三年内，元朝政府。恢复佛寺三十余所，罢道为僧者奚啻七八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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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道教命中定会受此一劫，不是短期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政治因素使然，忽必烈打压道教还有其政治目的。原因与他的伯父窝阔台有关。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儿子，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拖雷与窝阔台曾因争夺汗位而不和。后来，忽必烈自立为汗时，窝阔台的后裔不服，不承认忽必烈的汗位，屡次在西北反叛。由于窝阔台一系的蒙元贵族始终尊崇道教，忽必烈就把道教视为窝阔台系旧党，倍加猜忌。所以当忽必烈上台后对道教也就开始打压了，这就是“诛心”之论。

其次，佛教势力的发展，佛、道的斗争使然。其实道教受推崇的同时，佛教也同样受到礼遇。早在蒙元创国之初，佛教中的西藏喇嘛教就和蒙古贵族勾搭一起了，西藏的归顺就是这种关系的硕果。后来忽必烈征云南又等到佛教势力的支持。不久，即封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忽必烈还从八思巴那里受密法灌顶，双方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佛教势力在这样的境遇下，开始和道教势力发生激烈冲突。佛教的许多寺庙，一度被道教占有，这是佛教所不能容忍的。同时，道教为诋毁佛教。早在西晋就有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编造老子西行，教化释迦牟尼的故事。到元代道教盛时、大量印发这部经书，讥讽佛教。这更为广大的佛教徒所不能容忍。于是、藏地佛教和汉地佛教(主要是禅宗)势力联合起来，一块对付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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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是种族因素，也让蒙古贵族对汉人有所戒备。元朝入主中原后，实行种族统治。把天下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自己高高在上。其次是西域等地的色目人。再次是汉人，指故辽、金统治地区的人。地位最低的是一度激烈抵抗蒙古铁骑的南宋统治区域内的汉人，特称为南人。最为蒙古人所忌很。而在蒙古人眼里，道教始终是这些汉人的宗教。不象佛教来自外邦，自然和胡族走得近。况且，当时道教徒大量刊行《老子化胡经》，事实上也流露出汉人对胡人文化的卑视。由于种种因素的合力，终于使元统治者定下了抑道崇佛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