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4次舍身真相探析：勿信黑屁野史，还原84岁老人真实内心

梁朝天监三年，梁武帝下了一道惊世骇俗的诏令《舍事李老道法诏》，明确宣布“老教为邪、佛教为正” ，把在江南传承已久的道教斥为邪派，尊佛教为正派。

其后，梁武帝四次舍身为僧，在同泰寺做“皇帝菩萨” 。中国佛教戒荤茹素的传统，也是由梁武帝发起的。

说起梁武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人生悲剧和政治悲剧，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他的佞佛。的确，梁武帝是南朝历代皇帝中，推崇佛教最为积极的。特别是他四次舍身于同泰寺的事迹，遭到极大非议，并被很多人视为梁朝衰亡的一大动因。

然而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误会，梁武帝固然崇佛，但对国运并没有那么大的消极影响。

一、四次舍身，既不是首创，也不是终结者

南朝崇佛的风气很浓厚，皇帝、贵戚舍身为僧的例子很多。梁武帝既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在他身后，也仍有人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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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梁武帝之前，宋齐梁三朝老臣沈约、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舍过身，梁武帝之后，陈朝武帝陈霸先、文帝陈蒨、后主陈叔宝都曾舍过身。可见舍身为僧，并不是什么过于出格的事。

梁武帝之所以惹人注意，主要是他舍身的规模、次数以及影响都破了纪录。

简要回顾一下梁武帝的四次舍身过程。

第一次发生在大通元年（527年）三月，幸建康同泰寺舍身，四天后自动还宫为帝。同时改元为大通。注意，这次舍身时间很短，一不讲经，二无群臣请还朝，三没有出钱赎身。

第二次发生在中大通元年（529年）九月，梁武帝再度舍身，他除去皇帝舆服，身穿僧衣，居住在简陋的僧房，开坛讲《涅槃经》。群臣再三请求“皇帝菩萨”赎身，并献上一亿万钱的赎身钱，他才答应还宫。但仍意犹未尽，又召集僧俗5万人开了四部无遮大会，之后才御驾回宫。这次舍身事件，仪式和排场都非常大，前后持续了16天。舍身事件结束后，再次改元。

这次舍身仪式规格之高、参与人员之多、影响力之大，在南朝都是空前绝后的。梁武帝把此次舍身仪式，定位为像郊祀、祭太庙之类的典范仪式。因此，无论是当世还是后世，都把这次舍身作为梁武帝佞佛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次舍身在第二次17年后，也就是中大同元年（546年）。当年三月武帝舍身，开坛讲经，召开法会。闹腾得差不多了，皇太子领衔群臣奉钱赎身，皇帝回宫大赦、改元。此次舍身时间长达2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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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鸡鸣寺，一度被误传为同泰寺

第四次舍身发生于太清元年（547年），年已83岁的老皇帝萧衍按照第二次舍身的全套仪式，进行了人生中最后一舍身。前后一共折腾了47天，群臣三次请赎、奉钱一亿万，才不依不舍地回宫当了皇帝。

崇佛向法，舍身表示一下诚意，对于虔诚的佛教徒来说，倒也无可厚非。只是由于梁武帝身份特殊，舍身的规模、时间又出了格，才招来物议。

然而舍身事件，究竟对梁朝国政有多大的影响呢？

二、儒释道三教合一，梁武帝的统治思想并未翻车

非议梁武帝者，大概一方面指责梁武帝用佛教思想治国；另一方面，不顾国政艰难，不管不顾地玩票当和尚。同时，四次舍身中三次都逼群臣花费大量金钱赎身，助长了奢侈风气。

花钱赎身、舍身怠政，这固然无可争议。但从大局看，几亿万钱算不得多么巨量财富。梁武帝时代将流行货币由铜铸造改为铁铸，钱币大幅贬值。一时间各地纷纷铸造私钱，铁钱对比铜钱百不当一。到梁武帝晚年，甚至铁钱也铸造的不足额，以三十五钱的份量当原有的一百钱。所以一亿万看起来十分吓人，实际上不过了了。

至于怠政之说，有多大危害么？并不见得。梁武帝晚年怠政成了习惯，朝政大事都交给了朱异等新晋贵臣，他花在朝政上的功夫本就稀少。太清元年第四次舍身前夕，北方发生严重的分裂和战争，梁武帝怠政成习，懒洋洋地派了两路军队北上骚扰北朝，其余时间大多无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去同泰寺住上十天半月，对本就死水一潭的朝政，也没有太大影响。

而真正需要关心的是，梁武帝究竟有没有将佛教思想扶持为治国思想体系，并由此带来社会价值体系和思想领域的混乱？

这还要从梁武帝的宗教信仰说起。萧衍出生于江东，江东地区自东晋南朝以来一直盛行道教，萧衍的乳名炼儿，炼即是其信奉天师道的明证。道教的信仰以一种土生土长、自然而然的宗教文化融入其少年生活。但当萧衍成人后进入仕途，儒学思想便成为他信奉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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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梁武帝信任的道士陶弘景

儒学信仰肩负着精神寄托和仕途指导理论的双重意义，萧衍也像万万千千汉人子弟一样，把儒学奉为唯一的、独尊的指导理论。道教思想虽然接触更早，但因为儒、道两者地位悬殊，道文化没有影响儒文化，并成为后者的一种补益。萧衍自然而然地以儒家思想指导人生和政治实践，用道家思想陶冶精神。这种两教并融、毫不排斥、并行存在、相互影响的习惯，直接影响了后来萧衍接受佛教的态度和方式。

萧衍成年后方始接触佛教。他在《述三教诗》中自叙说：

“少时学周礼，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 ”

大概点出了他对三教的态度，儒学接触的早，道学尽显自然，佛教最痴迷。

但梁武帝也就嘴上说说而已，作为一个开基立业的成熟的政治家，他不会不知道什么是维护统治伦常最有力的工具。

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学好使？还是阿弥陀佛、四大皆空的佛教徒好使？

梁武帝在统治思想的选择上有着明确的判断，他并没有让佛教思想占据哪怕一丁点统治地位。

几次舍身为僧，虽然仪式排场闹的轰轰烈烈，但梁武帝一不退位、二不让权，国家权柄牢牢控制在手里。

他一边念着佛经，一边却又按照儒家礼法，有板有眼地执行祭祀、典礼，按君臣父子之道统治着万民。骨子里，梁武帝仍是一个不折不口的儒教徒，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在他头脑中筑起帝王思想的坚固堡垒，而这个堡垒又反过来坚决地抵抗其他思想的侵蚀。所谓崇佛佞佛，也就是个面子工程罢了。

也就是在梁武帝的控制之下，佛教没有超出自己的教义，发展出染指政权的思想怪胎。佛教势力也只局限于文化层面，顶多在聚敛财富方面走得更远，而没有像北朝一样，不断有胡僧掺合到政治中。南朝佛教势力也远远不如北方。北朝僧尼200余万，占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而南朝则仅有三万余，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约六十分之一。南北佛教影响力之高下，于此可见其大貌。

三、舍身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梁武帝崇佛行法，到底意义何在呢？

说到底，其实也不复杂，只不过由于他皇帝身份的干扰，把这件事搞复杂了而已。

梁武帝虽说在天监三年，也就是开国第三年，就下达了将佛教定为一尊的诏令《舍事李老道法诏》，但无论他本人还是当时的社会，都没有太把佛教当回事，也没有因为这道诏令作为依规，去崇佛抑道。

其实，就连这道诏令本身的真实性也存疑。成书于陈朝的《梁书》，与梁武帝时代距离很近，作者姚察就是梁朝人，他在《梁书》中并没有提及这道莫名其妙的诏令。这道诏令的出处是佛教书籍《广弘明集》。这本集子是僧人所撰，在涉及儒、释、道之争的问题上一贯喜欢拉偏架。凡是崇佛的文章，不论可信度有多高，哪怕是野狐禅黑屁言论，也一概录入。编排灭佛的周武帝下地狱被虐待的段子，就是这本书干的。

所以后人对比姚察版《梁书》和《广弘明集》，都不大愿意相信梁武帝真干过如此楞头青的事。毕竟天师道在江南势力甚大，民间也很有基础。天监三年，梁朝正被北魏摁在地上摩擦，数千里北部防线处处烽烟，梁武帝怎会火上浇油，去搞乱民间意识形态？

甚至到了天监十七年，梁武帝下令在国家级的祭祀大典中，用果蔬替代血食——这就是后世佛门茹素戒荤的渊源，也遭到朝臣的激烈反对，以至于梁武帝不得不委委屈屈地在宫中坚持自己的素食习惯。

真正到了大通元年，梁武帝才铺开架子，正式开始崇佛，并且逐渐有意识地开始把佛事升格为与郊祀、庙祭规格相同的大仪礼，群臣也不得不跟着武帝开始耍花架子。

这是为了什么呢？纵观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大致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解决生死这个终极哲学问题。

大通元年第一次舍身时，梁武帝已经是64岁的老人。到太清元年第四次舍身，他已经84岁高龄。每个人到了老年，都不免对生死问题越来越重视，梁武帝也不例外。

梁武帝毕生笃信的儒教是入世的哲学，其理论重点在于指导现世人生，对死后世界没有解释。道家推崇的修真羽化，看起来只是一个美好的希望，从本质上说，仍是延长人的现世，对来世亦没有什么帮助。梁武帝让陶弘景为他炼制丹药，他自己也心知度明，古往今来，并没有羽化登仙、长生不老之说。

佛教则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对现世、来世的哲学关系进行了深邃而奥妙的解读，并构建出往生的美妙希冀。这对梁武帝无疑是非常解渴的。怎么看待自己的皇帝生涯，怎么评价自己的治绩，自么预判自己的往生世界，佛学给了他足够的想象和答案。

从这个角度看，四次舍身，以及虔诚的向佛，都自然而然。

其二，打造圣王的政治人格。

从政治角度看，梁武帝向佛也有着鲜明的目的：学习阿育王，打造圣王的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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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像

阿育王是古代印度孔雀帝国的伟大国王，约前270-234年在位。阿育王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试图以佛法治国的帝王，他推崇佛法、推广佛教的事迹，在世界佛教徒中享有极高的美誉。

梁武帝对阿育王非常推崇，他仰慕阿育王的治绩与佛名，专门组织人力翻译《阿育王经》。他还多次礼拜阿育王寺、塔，并把阿育王佛舍利迎入皇宫奉仰。

至于舍身为僧，更是对阿育王的直接效仿。阿育王曾三次舍身，同样是臣下以钱赎回。

或许在梁武帝看来，阿育王既是统治孔雀帝国的强大人王，又是推广佛法的人间佛圣，这两重人格合二为一，是所有中国皇帝都没有达到过的境界。梁武帝不仅自己崇拜阿育王，还暗示臣子们奉承他为“转轮王”““”“皇帝菩萨” ，这其实就是在向阿育王靠拢，打造自己的光辉人设。

人老了，大都会有点想法。或是想留名于万古，或是想江山万世子孙一系。梁武帝想当圣王、想寻求精神的寄托，倒也情有可原。

只不过错就错在，不顾自己职责所系，闹的出格出圈，到后来惹人耻笑，这就是自作自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