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词人初入仕途参政——怀才不遇，难施拳脚

以熙宁、元丰时期的时代氛围而言，神宗皇帝即位时，正值弱冠之年，有着锐意改革的强烈企图心。他所任用的王安石等人，也正是共同具有改革倾向的人物。旧派人士，即使是保守不乐于改革，依旧保有积极参政的心态，尚愿意在政治议题上作批判和建议。

以下提出几位较显著的人物，包括新派的周邦彦，讨论他们初入仕途时积极用世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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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派系斗争初起，苏轼对新法迭有意见，为王安石所恶，熙宁四年（1071），自请外放，诏通判杭州。即使已身为地方官，他也愿意再就政策或当地施政利钝提出解决意见。

如苏轼在熙宁八年（1075）密州任上，就有＜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等给执政大臣的论政文书，反应密州旱蝗的严重情形，请求朝廷豁免秋税，或暂停回收青苗钱。对盗贼丛出将引起社会的动乱，作一番剖析。此外对新法可以改进的地方，他也提供意见。连写作上适合抒情的词，对不能施展政治抱负，他也表白了苦闷的心情，写了＜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述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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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词是他在赴密州途中，用一种发牢骚的方式写出的。前片叙述写作当时的情境，并触景生情，想起了年少时雄心万丈，有心报国的往事，所以引出了自负的“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之语。后面却沉寂了下来， “用舍由时”是很无奈的话，下面却接着“行藏在我” ，好似一切由我控制，但是心中其实倾向于“藏而不行” ，故今后要“袖手旁观” ，词末更说要优游酣饮以终岁月。这段话的后面是颓唐话，是牢骚语， “致君尧舜”才是真正的志意。在密州任太守一年，地僻政简，秋后狩猎，不觉豪情又涌现，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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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阕词以会猎的豪迈场面铺陈，自觉体健气张，词末云“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意在剿灭胡虏，报国之志显然未衰。

熙宁九年丙辰（1076）中秋，苏轼在密州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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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透出了一种受挫的情绪，邓乔彬曾对这首词上片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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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复雅歌词》的传说推理而来，夙来词论家亦多不排斥这个“忠爱之言，恻然动人”的看法。东坡用世的志意似乎逐渐低落，但也尚未消磨净尽。元丰元年（1078），在徐州太守任上，苏轼积极筑城抗洪，平洪后，更积极向神宗申请经费，再筑大堤，同时在堤上还筑了黄楼以镇水患。他将个人积极用世的志意发挥在可以施展身手的地方，又配合着时代的大改革，很明显地，苏轼在他从政的前期，一直都保持着相当高昂的“积极参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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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雕像

当然，偶尔还是免不了消沉一阵子，在＜永遇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明月如霜）里，后片“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一节，有归欤之叹。当时苏轼才四十三岁，却出此言，实和出仕以来的际遇不相符合，因为从他科考的得意与朝廷对他的优厚待遇来看，这十余年也并不是不顺遂。但因为与新派诸人的理念的落差，让他一直觉得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才有此感叹。

然歇尾道“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则由古今如梦而有所脱悟。洪亮《苏东坡新传》称：“终于挣脱了由政治波折带来的精神桎梏。 ”此言即显出了他放旷的天性。所以从总的趋势来看，此期苏轼的参政意愿还是相当昂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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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书法拓片

比苏轼小九岁的黄庭坚，幼年生长乡间，常有高蹈林泉的宿愿。熙宁年间他出仕未久，关心生民疾苦的儒者情怀，却呼之欲出。如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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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集·外集》卷十一）以不能解人民倒悬而自责，文辞语气很强烈。他的另一首＜流民叹＞更对当时人民受地震之害、政府救灾不力，慨然提出他的谋国之策。元丰五年三、四月间，他写了十二首纪行诗，为盐民的苦于榷盐法请命。这段时期的诗作较多，词作少，可以看出他以诗言志，表现出积极用世的意向是甚为明显的。只有一阕词＜水调歌头＞内容与政治抱负有关，其后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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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旨盖盛赞当今明主不迷恋红颜，专致于国政，更有贤相良将辅助，期于天下太平。这里与同时期其他的俗情词，不但词气不同，词风表现得豪迈开阔；所表达的志意也大不同，有着期望国家强盛太平的积极乐观心态。以上所述都可见黄庭坚初入仕途的种种表现。

秦观与其老师都经历了派系斗争的折磨，但是两个人的心态越到晚年越歧异。秦观年轻时也慨然有靖边报国之志，他曾对陈师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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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年轻的时候也想立下一番功业，而且就是针对着宋朝的二大患“辽与西夏”而发，有宋近百年的忧患，始终无法解决，自然是宋朝当时有志青年所朝夕图谋荡平的。因此，他极为推崇唐代大将军郭子仪的勋业，曾在熙宁五年写＜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抒写郭子仪不畏回纥军的包围，独往说服敌将，使之反而愿为唐朝朝廷效力，挽救危急的局势，成就一世的功业。在秦观年轻的心里，钦敬之余，必定少不了那效法的壮志。元丰初年，曾孝序调守边防，秦观作诗相赠，以“丹青傥不渝，与子同裳衣”（＜寄曾逢源＞），表示愿意一同效命沙场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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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画像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治情势开始转而对旧派有利。经过几次波折，元丰八年（1085）四月秦观终于中了进士，时三十七岁。首先任定海主簿，不过是虚职。次年，哲宗立，授秦观蔡州（今河南汝阳县）教授。到任后，赋＜拟郡学度东风解冻＞诗，其中二句云：更无舟楫碍，从此百川通。

显示出无限欢欣之情，这是他仕宦之始。这么一个小小的官职，就引起如此激动的情绪，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性情，另一面也可以察觉他易受外物影响的个性。这时期与黄庭坚等常至东坡宅邸请益切磋，是文坛一时盛事，后人笔记多有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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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之间以诗词互作品评，艺事精进，又互为谐谑，其乐融融。元祐二年（1087）六月，共集于驸马都尉王诜花园，与会者十六人。有名画家李伯时作＜西园雅集图＞，米芾撰＜西园雅集图记＞，座中皆一时俊彦。秦观日后写＜望海潮＞，词中对这一段胜事依旧眷眷于怀，以上是秦观一生最顺遂的时期。同时，他开始认真研究国事，着有＜国论＞、＜主术＞、＜财用＞等篇，立论很实际而精辟。从他文章的总体方向来看，都是在讨论如何治国理财，显示了他还抱持着很高昂的参政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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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苏东坡》中苏轼剧照

将苏轼、秦观有心报国的初志并观，其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以身许国，不计成败。但是二人对报国途径的选择就有所不同了：苏轼想效法的是范滂澄清天下之志，是以人格的风节为依归；而秦观却是以将军平定祸乱，以建立勋业为自期许。以志节为依归，可以终身执持不衰；以军功自期许，将伴随体能的衰退而寖衰。这就可以明白，苏轼晚年犹赋“许国心犹在” ，而秦观晚年却以＜踏莎行＞深寄幽恨，其志趣所以殊别如此，报国的取径不同要为一因。

周邦彦在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七月，曾献＜汴都赋＞，文中多用古文奇字，对新法颇为称颂，显示他对新法充满着憧憬，为神宗所嗟赏，乃命为太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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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词

由此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新法的拥护者。但是由各方面的材料看，周邦彦是一位文人，对政治热衷的程度并不高，他甚至还持着一种保持距离的心态。虽然我们可以在其后期的词作当中，考察得出偶然还是隐藏着暗忧国政的意识，不过整体而言，他是一位相当明哲保身的人。

文人在初入仕途之时，多自以为已经进入了政治权力的核心，普遍表现出跃跃欲试的心态，所期望的，不外乎能将平素蓄积的学养以及受儒学熏陶下“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加以发扬实践。这些心态无不或多或少呈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即连传统被认为宜于抒情的长短句，也都可以寻索得到。

参考文献：

《全宋词》

《词学廿论》

《岁时广记》

《复雅歌辞》

《词选》

《续修四库全书》

《宋史》

《苏东坡新传》

《黄庭坚诗词文选评》

《后山集》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清真先生遗事》

《清真集》

《灵谿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