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军在四川资中诛杀清庭大臣端方的前前后后

鄂军在四川资中诛杀清庭大臣端方的前前后后// //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后不到十天，就起用“革职永不叙用”的满洲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命令他“迅速前往会同两湖、两广、四川各总督、湖南巡抚恪遵前旨，妥筹办理” ，意思就是叫端方迅速去接管原由清廷准归各省人民自办的粤汉、川汉铁路，使之成为“国有” 。

这是个烫手山芋，此时的四川保路运动正值风起云涌之际。

端方字午桥，满洲正白旗人。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逃至陕西时，适为陕西布政使的端方，乘机千方百计地谄媚慈禧太后，由此擢升湖北巡抚，署理湖广、两江总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派出国考察宪政，成为名噪一时的出洋五大臣之一。

他回国后，任两江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 ，调任直隶总督。由于在慈禧太后奉安时，他派人照相，被新上台的隆裕太后借题发挥，遭到呵斥，致革职永不叙用。成了两宫权斗的牺牲品。

他为了东山再起，不惜四处钻营，设法巴结上辅国公载泽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他们共同策划了以铁路收归国有为名，实行大借外债，讨好西方国家，求得列强支持载泽攫取总理权位的阴谋。

由载泽、盛宣怀向监国摄政王载沣力保起用端方。同时端方又拿出巨资，八方贿赂，遂得重新挤进官场，当上了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

为了查处四川保路风潮，镇压四川人民的反抗，清廷又授权端方可以带兵入川，并有权调动四川本地的水陆军力，同时还有对地方官员的任用和撤职处分的权力。

端方尚方宝剑在手，于是从武汉带领两队鄂军，气势汹汹开往四川，一方面打压下去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另外还要一脚踢开赵尔丰，抢夺四川总督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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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带领入川的两队鄂军，由他亲自选编组成。两队首领邓承拔和曾广大都是端方提拔培植的心腹。端方以此二人为耳目，严密控制入川鄂军，他非常自信地说：“军官士兵，皆乃旧部，尚能得力” 。

其实，湖北的革命党人早以新军作为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总数为一万七千多人，而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达五六千人，约占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

湖广总督瑞澂对于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早就感到害怕。对端方请带部分鄂军人川非常乐意，想借此分散新军中的革命力量。

鄂军出发前夕，留鄂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与入川鄂军的革命党同志约定了互通情报的电报暗号，随时保持联系。

端方还一直认为他的部下可以信赖，须知，世上的事，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时移事易，此一时彼一时。

人川鄂军约两千人行抵四川夔府(今奉节县) ，鄂军中的革命党人开会商议，不愿继续西上。端方侦悉了军中动向，又不敢发作，只好采取笼络手段，慰劳士兵，准许给每人发银质奖章一枚、五品军功折一面，哄骗队伍继续前进。

八月十四日(公历10月5日) ，端方督队到达万县，鄂军中的革命党人李绍白、田智亮等与各营代表王志强、赵振民、孙斌、陈道行和三十一标一营督队官陈镇藩等进行了一次秘密商议，一致认为，军行在途，力量分散，准备不充分，必须和四川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才能举行起义。

此时，四川同盟会的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正派张颐在那里动员革命党人利用保路事件，伺机起义。田智亮和张颐接上了头，共同密切磋商，决定尽快争取有利时机，发动鄂军起义，捕杀端方。

当时，在川江上仅有一艘机动轮船“蜀通”号航行，客载一百七十余人，两千人最快也需要七八日方能陆续赶到重庆。

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田智亮即传信请张颐密

传鄂军前队，要他们迅速起义。

端方闻武昌起义，明白自己的归路已断，胆战心惊。八月二十二日(公历10月13日)到重庆后，他忙令其弟端锦检查邮电，阻绝鄂军与外界联系。

继湖北之后，湖南、陕西各省相继独立，端方南北路绝，进川如入

瓮中。为了脱祸逃生，只有一反常态，对四川保路运动表示宽和，他接见各方面的争路代表，并参劾省清廷官员王人文、赵尔丰，把借债收路引起川人反抗的罪责统统推到这些人头上。

用尽一切奸狡手段笼络人心，妄图逃避罪责，摆脱自身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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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六日(公历1月6日) ，清政府为了保住四川这块地盘，命端方暂行署理四川总督，撤去赵尔丰。

但是，赵尔丰也不甘示弱，他仗恃四川的实力还握在自己手中，因而连章参劾端方，说四川的祸乱都是端方造成，请清廷撤惩，并唆使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提法使周善培去电警告威胁端方。

因此，九月十三日(公历11月13日) ，端方离重庆达资中后，就再不敢再向前走了。此时端方的幕僚劝他微服潜逃，溜之大吉。端方认为不可，他派刘师培、朱山到成都充当说客向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表明他愿意扶助川人自治，妄图以此迎合川人，从而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朱山和保路运动首领有旧交。刘师培、朱山到成都后，先找到第一届铁路股东董事会主席刘紫骥，但刘已不能左右整个局势。朱山只好去密会蒲殿俊、罗纶。蒲、罗当时刚由赵尔丰从关押中释放，影响力很大。

蒲罗正告他说“川人自治，何须端方扶助！”不仅指责端方督路祸川卖国的罪恶勾当，而且鄙薄朱山曾为保路同志会骨干，如今投靠端方，助纣为虐，为其充当说客。

十月初二(公历11月22日) ，以张培爵为首的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给四川反清的革命形势以极大的推动。鄂军革命党人田智亮应邀出席了独立典礼。次日，蜀军政府拨兵三百人、炸弹八十枚、现金五千元，请田智亮迅速赶至资中，动员鄂军起义，捕杀端方。

重庆独立后，重庆知府钮传善向赵尔丰告急，要求派兵镇压。蒲殿俊等人获悉后，认为如果赵尔丰派兵去重庆，不仅会给蜀军政府造成困难，而且还会使川东遭到糜烂，于是设法利用驻成都满将军玉昆和赵尔丰之间的矛盾，要玉昆阻止赵尔丰出兵。

这样，清政府在四川的力量便被分化。他们相互又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猜忌，互相拆台，因而为四川各派反清力量创造了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此时的端方在资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鄂军中的革命党人多次谋划捕杀端方，都因时机不成熟未果。

十月初一(公历1月21日)鄂军中的革命党人任永生、王志强、王吉林等十七人开会商议，认为武昌已经起义，我们却随端方继续西进，川省同志不明真相，一定会起而对抗，如今只有响应武昌起义杀端方来向四川和湖北的同志表明心迹。

十月初三(公历1月23日) ，邓承拔接到成都清军第十七镇参谋、湖北籍的赵康时来电，称武昌起义已久，四川尚未响应，拟不日独立，特征求意见。

鄂军中的川籍军官董海澜，从自流井赶到资中，煽动士兵起义杀端方。

在这种十分紧迫的气氛下，投机到革命方面的端方心腹曾广大，于十

月初七(公历11月27日)召集全体官兵在资中中学堂开会，他对官兵说“端方拟率军队北上到西安扩编成军，已向自流井盐商借银三万两作为开拔费，令各军准备。 ”陈镇藩首先起来反对，散会后断然剪去发辫，以表示决心。并约李绍白、王龙彪等若干同志和军官曾广大，王桂菜、浦民康、于华等，密赴北关外东商讨捕杀端方起义事宜。开会时曾广大表示犹像，认为：端方虽系满人，然历官各省劣迹尚少，湖北军学各界对他颇具好感：现端方又自称原系汉人，可以不必把他处死，先押解回湖北，听候军政府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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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都不同意曾广大变相替端方说情的主张，曾广大无言以对，当晚出城逃走。

端方的嗅觉也很灵敏。十月初七(公历11月27日)早上就下令杀猪宰羊，欢宴士兵，令端锦游说官兵。

端锦对士兵说：“诸君追随，甚为辛苦，我们现准备到陕西，为了略表微忧，愿酬劳大家现银四万两，诸君能同至陕者，另有重奖。 ”三十二标为新募之兵，他们不相信端锦许的愿，士兵大声讥笑喊道：“我们不愿去！”一哄而散。

晚饭后，鄂军武装集合。端方的守卫队长、革命党人杨毓麟自为内应。由三十一标一营右队二棚正目任永生率胡浩然、卢保汉等百余武装起

义的士兵，于六时许赶到资中县城大东街钦差大臣行台；由军官刘怡凤率领士兵进入端方的住地，将端方和端锦押至天上宫内殿前丹墀下。平日不可一世的端大臣，此时吓得魂飞魄散，不停地向起义的官兵哀告：“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有银四十万两马上就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朝廷定有相当的奖励办法。 ”

起义军人接着宣布端方的罪状。

端方听完之后，知道必死，要求见邓承拔一面。邓承拔避嫌，闭门不见。起义的士兵推任永生等五人代表大家，执行对恶贯满盈的端方兄弟的处决。

由于匆忙行事，未先备砍头大刀，任永生找来菜刀一把，时端方坐在阶石上，就地杀之，因未解端方的衣扣连砍数刀，才断气命绝。端方死前，连呼：“福田救我！福田救我！”福田是曾广大的号。

陈仪亭借来汤日跻排长的开口指挥刀，向站立着的端锦劈去，第二刀才倒下毙命。然后，割下端方、端锦的首级，装入盛着石灰的子弹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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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士兵们振臂高呼，连夜剪辫，宣布起义，公推陈镇藩为统领，改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端方当时还是倾向新政，他本人和弟弟被杀只是充当了制度的殉葬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