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明代市舶司的职能变迁来看“朝贡贸易”的兴衰

中国古代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设置市舶司机构负责管辖海外贸易，汉代时期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为了获取海外珍宝，汉武帝派出一支船队出海开辟航线，中外海上贸易自此正式开始。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海上贸易有了更大的扩展，出现了一批对外贸易港口，如广州，交州，扬州，明州被称为唐代四大贸易港口，市舶司也在唐代时期正式出现，主要是用来检查出入港口的贸易船只，征收关税，收购政府所需专卖品，管理进出口贸易以及其他各种对外事务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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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更加繁荣，造船和航海技术相比前代更加先进，宋代由于未能完成国家一统，再加上后期又被异族驱赶到了南方，因此特别鼓励海外贸易，希望借助海上贸易的发展得到更多的税收收入，宋神宗认为以前五代十国时期闽越国和南汉割据浙江两广就是依靠的海外贸易。

“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中原王朝)者，亦由笼络海商得术也。 ”因此他就希望现在宋朝也能够通过海外贸易赚取大量的利润， “市舶之利最厚，若错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

可见宋朝时期就通过海外贸易得到了大量财政收入弥补了宋代经费上的不足。元代时期统治者发展海贸则是为了满足上层贵族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因此不仅私人贸易有极大的发展，官方对于通商海外也十分积极，并且还推行了由官方出钱出人委托民间商人经营的一种“官本船”的新贸易模式，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达到了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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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时期市舶司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元代海贸的发达，外加管理上的宽松，使得大量的倭寇和海盗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对中国沿海大肆劫掠，因此明太祖设立市舶司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管理海外贸易，同时也有配合推行“海禁”政策推行，抑制奸商和海盗的考虑在其中。

“通夷情、抑奸商，碑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

于是在吴元年朱元璋设置了太仓黄渡市舶提举司，俗称为“六国码头” ，后来在洪武二年把这处市舶提举司给取消了。

关于罢设的原因，按照《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是因为“海夷狡诈无常，迫近京师，或行窥伺，遂罢不设” 。

意思是太仓黄渡这处市舶司由于临近京师，外来贸易的海上蛮夷就经常窥伺南京城的虚实，所以被罢除不设置了。

但是按照《明实录》的记载，似乎是为了加强对于海外贸易的控制，所以让海商直接到京城，不必经过太仓黄渡市舶司的中转，以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 ，后来随着朝贡国家的逐渐增多，海贸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又在宁波，广州，泉州等地重新设置市舶司。

宁波市舶司负责日本贸易，泉州负责琉球国的贸易，广州则负责西方各国的贸易，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倭寇频繁的侵扰以及番商冒充贡使诈骗之类的行为让海贸和朝贡不能稳定的开展，于是在洪武七年再次将三个市舶司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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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一改太祖时期对外保守的策略，对外主动出击，打击蒙元残余势力，派出郑和六下西洋出使国外，招徕海外各国入贡贸易，并重新恢复了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

又考虑到各国来使日益增多，为了便于管理在三处市舶司又另设馆驿招待外来客商，分别是来远驿，怀远驿和安远驿。但朱棣远远不满足于现状，在太祖时期市舶司的基础上，朱棣进一步开放了更多的地区允许番商入贡，在永乐六年平定的安南地区，朱棣也新设置了一个交趾市舶司，之后又在云南设置了顺化和新平两个市舶司，用来接待在西南边疆附近的各个国家。后来由于明朝在安南地区的统治不稳固，交趾市舶司被废弃。

市舶司作为明代官方控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虽然名称和前朝相比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的职能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具体来说明代市舶司的职能有“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谷之。 ”

归纳总结一下就是四项职能。

其一是辨明堪合真伪

其二是禁止沿海居民下海通番

其三就是针对外来私人贸易的货物进行征税，其四就是保证货物的公平交易。

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堪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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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时期，由于朝贡贸易的利润巨大，不少番商就假冒贡使前往大明，而藩属国也有从私人海贸中收获利润收入，因此不加制止反而频繁派遣使者前往大明，从官方私人两个渠道赚取了大量钱财。为了避免藩属国密集的派遣贡使前往大明骗钱和私人番商屡屡冒充贡使的情况发生，因此明太祖就在洪武十六年敕谕礼部，向各个前来朝贡的藩属国颁发堪合文簿，这便是“堪合”制度的由来。

“以海外诸国进贡，信息真伪难辨，遂命礼部置勘合文簿发诸国，往来俱布政司凭信稽考，以杜奸诈之弊。 ”

明代的堪合是官府执行公务，公文行移的一种证明文件，用于海贸的堪合就是明朝政府颁发给藩属国的文件，这样在朝贡时贡使就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民间的私人海船做出区分。

这种证明文件一式两份，一部分为堪合，一部分为底簿，礼部保存一部分，各地有市舶司的布政司保存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颁发给藩属国，每逢改元就要以旧换新，同时各国入贡时要在上面写明贡使名字，贡物数量等等。

按照规定，朝贡船只进入港口以后，市舶司相关官员会检查堪合真伪，之后再到北京和礼部的堪合及底簿存档进行核对，之后再检查货物。

“我朝互市，立市舶提举司以主诸番入贡。旧制应入贡番,先给与符簿。凡及至，三司与合符，视其表文方物无伪，乃津送入京。 ”

检查货物完成以后，市舶司要派人封锁船舱和货物，避免贡物外泄，然后将货物运送前往“进贡厂”这个市舶司专门修建来存放贡物的仓库，在地方官的监督下卸下货物以后将贡物登记造册然后封闭仓库。

藩属国朝贡自然不可能两手空空就返回自己的国家，在朝贡过程中贡使会夹带大量的“私货” ，将这些货物用于民间贸易赚取利润，所以“入贡”即“通商”这是一个事实，而非有人说的明代朝贡就仅仅只是朝贡，并没有开展贸易。

“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不许互市矣。 ”

到了明朝中后期，实际上海禁政策已经逐渐放松，徒有虚名，在“海禁”的禁令之下，民间对外贸易却逐渐的繁荣和兴盛。

市舶司第三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对进出口贸易的货物征税，明初自不必说，对于朝贡国家夹带的贸易私货，市舶司都是有权征税的，然而民间私人贸易就不在市舶司管辖范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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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随着朝贡贸易的减少，私人贸易的大规模崛起，海贸的大量利润也引得地方官和管理市舶司的太监们眼馋，他们纷纷以市舶司只能管辖“朝贡贸易”为理由，希望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征税权攫为己手，

“市舶与商舶二事也，贡舶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海商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 ”

导致后期急剧扩张的私人海贸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被市舶司纳入管理范围之中，反而是地方政府吃到了这个大蛋糕。

不过后来开放“海禁”以后，市舶司还是逐渐夺回了对于海上贸易的征税权，并且出现了不少经济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

市舶司制度在明代后期其经济职能终于得以回归，对于民间海外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民间贸易的发展，又让明代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新的积极因素，推动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