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大明猛士的泣血哀歌
明世宗时期 , 奸臣严嵩任首辅十五年 , 在任期间把持朝政 , 专擅媚上 , 窃权罔利 , 大力排除异已 , 吞没军饷 , 废弛边防 , 招权纳贿 , 肆行贪污 。 但是 , 就是在那段明朝政局最为黑暗的时期 , 当朝的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却毅然决然的站出来 , 以《请诛贼臣疏》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 , 弹劾严嵩 。 然而……杨继盛最后的结局是被严嵩以“谋反”罪名诬陷、迫害致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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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事迹距离我们已经日渐久远 , 如今我们依然要为杨继盛为国为民、慷慨赴死而击节赞叹 。 在这同时又要提出两点疑问:
问题一:
在朝局如此黑暗腐朽的时代 , 为官者即使不同流合污 , 也人人明哲保身的情况下 , 杨继盛本人 , 明知严嵩权势显赫 , 为什么却仍然敢于义无反顾的上书谏言?
要解答这个问题 , 除了站在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不缺少具有民族气节、舍生忘死、忠心报国的慷慨之士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以外 , 我们还必须要结合明代的社会环境来加以分析 。
一是明代官场具有浓厚的监督氛围 。
明朝建立了一套中国古代最为完备的监察制度 , 即言官体系 。 据《明史》记载 , 御史为朝廷耳目 , 给事中典章奏 , 得争是非于廷陛间 , 皆号称言路 。 言官体系及言路的形成 , 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当时官场中“人人可以监督 , 人人参与监督”的舆论氛围 。
在这种环境下 , 明代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 , 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 , 那就是件极不正常的事情 。 杨继盛本人的仕途经历就曾担任过言官 , 在当时这种极为浓烈的监督氛围之下 , 其内心必然也深受影响 。 因此 , 针对朝廷弊政 , 直言上书弹劾 , 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杨继盛其实就是在“大监督”氛围多年熏陶之下的一种职业本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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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代官员普遍拥有“直言敢谏、以死而诤、博取身后美名”的价值取向 。
整个社会把“直言敢谏、以死而诤”提升到了臣子的最高道德标准的高度 。 对于上书谏言的官员 , 不仅表达了个人的政治主张 , 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 影响力和声誉 。 所以明代的官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 , 一批言官忠实地履行着监督与纠察的职责 , 拨乱反正 , 正本清源 , 前赴后继 , 视死如归 , 以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 。 而杨继盛就是这些官员中的典型代表 。 他采取的是一种“死劾”的手段 。 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 , 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 , 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 , 以知无不言 , 言无不尽的方式 , 以生命为赌注 , 冒死上劾 , 是为“死劾” 。 这是杨继盛的一种态度 , 一种决心 , 一种为民请命 , 为社稷除奸的信仰 。
三是明代言官注重德才兼备的选任制度以及谏言无罪的司法准则 。
一方面 , 明代言官的人选往往从新科进士中选拔最优秀者充任 。 首先 , “必国而忘家 , 忠而忘身之士”;其次 , 必须正派刚直 , 介直敢言 , 而不患得患失 , 爱身固禄;再次 , 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 , 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 , 洞悉利弊动态 , 又能博涉古今 , 引鉴前史 。 除此之外 , 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 , 历练稳重等方面也有具体的要求 。 总之 , 言官必须具有既勤且廉的优秀品质 , 敏锐独到的过人才识 , 二者不可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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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朝廷赋予言官群体以特权 , 并从制度上加以保障 。 规谏皇帝 , 左右言路 , 弹劾、纠察百司、百官 , 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 , 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 , 从皇帝到百官 , 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 , 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 , 而谏言者不因言而获罪 。 包括杨继盛本人也不是因为弹劾严嵩而直接获罪 , 而是事后遭到严嵩的诬陷和迫害而死 。 因此 , 在严格的人才选拔机制以及司法体系的保障之下 , “谏言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 在当时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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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杨继盛弹劾失败 , 除去明世宗对严嵩的宠信之外 , 是否还有其他深层次的原因?
在《请诛贼臣疏》中 , 杨继盛直指严嵩要害 , 言之成理 , 一针见血 , 证据确凿 。 这样的弹劾最终却是以失败告终 。 其中固然有明世宗对严嵩的宠信的原因 , 但是除此之外也存在其它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杨继盛本身弹劾策略的错误 。
在《请诛贼臣疏》中有两句文字如下:
“陛下甘受嵩欺 , 堕于术中而不觉”;“皇上或问二王 , 令其面陈嵩恶” 。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 , 陛下被严嵩所欺瞒 , 而犹自没有察觉;皇上可以让三子裕王、四子景王来揭发严嵩的罪恶 。 这本奏疏本意是要弹劾严嵩 , 但是写到这里却成了批评皇帝用人不当 , 甘受蒙蔽 。 而后一句更是让皇帝觉得别有用心 , 意图牵连两位亲王 , 破坏皇室内部的关系 。 杨继盛在这篇奏章上说了不该说的话 , 提了不该提的事 , 这种做法叫做“越位” 。 因此 , 原本一篇赤胆忠心的奏折 , 在皇帝的眼中就成了居心叵测的挑拨 。 把封建王朝的最高权力者推向了对立面 , “归过于上” , 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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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封建社会“权大于法”的社会本质 。
明朝虽然有完备的言官制度以及浓厚的监督氛围 ,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权大于法的现实存在 , 导致整个社会习惯于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寄托在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身上 , 人们习惯于相信天子 , 而不是相信法律 。 因此 , 明代的言官制度以及监察体系都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的 。 一旦触动了皇帝或者封建统治的底线 , 这个基础转瞬就会崩塌 。 而杨继盛也因此成为封建专制下的牺牲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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