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代文学家康海，为官刚直不阿权贵，其思想及改革影响深远

康海，出身于世代仕宦兼富商家庭。祖父康健在英宗时为通政司知事，父亲康镰为平阳知府。曾祖康年和叔父康密，都是富商大贾。康海天资聪慧，读书过目成诵，而且不雕章琢句，注重领会大意，融会贯通。在老师的教导下，学问长进很快。弘治十一年，中乡试举人，三年后殿试夺魁，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在八年的翰林院生活中，参与编篆宪宗、孝宗两朝实录、历代通鉴篆要，担任过会试考官和经筵讲官。康海在二十七岁时就充分反映了他清除弊政、改革社会的思想愿望。他针对当时吏治腐败的现状，强调了如何选贤任能的问题，认为用人的关键在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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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用君子不用小人？首先是皇帝是否能够识别君子与小人。康海这一切中时弊、尤尽情理的策论，轰动了京都考场，众考官们先是惊诧，后是赞赏，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份策论是“自有制策以来，鲜见其比”的高论。康海在“对策”中表现的远见卓识，成为他倡导文学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康海为官刚直，不阿权贵，对正德年间宦官专权， “八虎”作，实行封建恐怖统治的政治局面强烈不满，当时权阁刘瑾看中康海有才，又是同乡，欲招为同党，然而康海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竞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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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瑾擅权，作恶多端，遭到朝廷官员的强烈反对。这时刘瑾欲置梦阳于死地。在这生死关头，平素与刘瑾本无来往的康海，出于义愤，抱着。 “吾何惜一官而弃一命”的精神去见刘瑾。到了刘家，刘瑾故作热情、倒履相迎，奉为上宾。康海以凛然的状元气度，雄辩的辞令，据理力争，刘瑾自觉理亏，于翌日释放了李梦阳。没多久，刘瑾案发，因其作恶多端被处死，作为同乡的康海被反对派诬为瑾党，丢官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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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海遭受不幸时，已经复官的李梦阳，未能伸张正义替康海辨冤，使康海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刺激.于是愤然命笔，以他的老师马中锡写的寓言小说《中山狼传》为题材，改编了一出《中山狼》杂剧，通过“中山狼”这一艺术形象，谴责那些忘恩负义之辈。据有关资料记载康海曾有一首诗写道：“平生爱物未筹量，那计当年救此狼，笑我救狼狼噬我，物情人意各无妨。 ”当指这桩事而言。康海无视权贵，忠于友谊而丢官落职，成为他人生重大转折点，就此结束了仕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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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至天顺时期， “代圣贤立言”的所谓“台阁体”文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那些“台阁重臣”的散文充满了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内容。在这种文体统治之下，文坛被搞得死气沉沉，影响极其恶劣。明代中叶，由于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文学上也出现了改革创新的思潮，反映这一要求的文学流派就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康海在内的“前七子”古文运动。他们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把先秦两汉、盛唐的诗文作品，做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典范。在为何复古以及怎样复古的问题上，康海主张学习古人要“言以见志”“自成一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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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为文要像古人那样“无谬于事实” ，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要有所为而发，藉以宣扬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为社会政治改革服务。他的这种主张击中了明代中叶文坛问题的要害，为当时“台阁体”、“茶陵派”文人腐迁庸俗的弊病投了一剂对症良药。康海尤喜先秦文学，最推崇孔子、屈原的作品；对两汉文学最赏识司马迁的《史记》。他很同意班固对《史记》的赞词，认为应学习司马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事赅。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司马迁的太史笔法，对康海的文学创作和方志代表作——《武功县志》的撰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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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海于正德十四年编篆的《武功县志》，体例新颖，言简意赅；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体现了作者独到的思想艺术风格和创造精神，被后世奉为志乘上品。康海之所以推崇先秦两汉古文，主张复先贤先哲之古，是因为先秦两汉的政治气候和学术空气符合他改革明朝弊政的要求。康海不仅以诗文见长，又是明代中期曲剧作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王九思等相唱和，创作了不少对现实具有批判意义的散曲和戏剧。康海的散曲作品，语言犀利，切中时弊，迸发出了愤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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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海的文学思想和他的社会改革主张是一致的，他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前七子”诗文改革运动，目的是在文学领域中为改革鸣锣开道。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前七子”集团很快分化瓦解，康海的政治抱负遂付诸东流。康海的仕宦主涯是短暂的，但他在我国思想、文学史上却有较大的影响，是明代中叶负有盛名的文学家、曲剧作家。他的主要著作有：诗文《对山集》、散曲集《洲东乐府》、《武功县志》、杂剧《中山狼》、《王兰卿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