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宋朝家伎

家伎是古代达官贵人或者豪门大户在家蓄养的歌伎，她们精通唱歌跳舞，供大户人家消遣娱乐。家伎起源于战国时代，大家熟知的吕不韦就曾赠家伎给秦国公子子楚。至两汉时期，蓄养家伎开始流行起来，上层社会的名人雅士开始蓄养各式各样的家伎，以满足他们及时行乐的需求。到了唐宋时期，社会空前繁荣，经济文化长足发展，尤其是诗词的极大发展，促使歌伎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文人雅士们需要歌伎吟唱出他们的诗词。宋词作为一门音乐文艺，宋代士大夫们在家蓄养歌伎, 每逢宴饮, 命家伎奏乐唱词, 以助酒兴, 成了家庭中普遍流行的娱乐方式，伎乐盛行的现象也极大的促进了宋词的繁荣。家伎之风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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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伎

宋代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的混乱局面，政局稳定，经济文化愈发繁荣，乐舞唱词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蓄养家伎之风也相当盛行。宋朝皇帝采取了更为开明的伎乐政策，他们倡导功臣蓄养家妓，并将其视为消弭祸患的有效手段，如宋太祖，其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对石守信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不过是多得一些金钱，多一些享乐，使子孙不致贫困罢了，你们何不放下兵权，购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立下永久的基业。再多安排些歌舞美女，每天喝酒作乐一直到老。君臣之间也没有嫌隙，这样不是很好吗？”而且他们一改历代帝王对职官畜伎的限制政策，鼓励职官畜伎。宋李廌《师友谈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仁宗有一天与宰相王安石议完政，给王安石赐座的时候笑着说，现在天下太平，君臣之间应该以礼相娱乐，然后就问旁边的大臣们都有没有蓄养乐伎。大臣们有的蓄养的多，有的蓄养的少，只有王安石没有蓄养乐伎。宋仁宗看了后要赐给王安石二十名乐伎，并且让其他人先养着，待艺成之后再全送给王安石。由此可以看出宋朝皇帝非常鼓励大臣蓄养乐伎。 “仁皇一日与宰相议政罢，因赐坐，从容语曰：‘幸兹太平，君臣亦宜以礼相娱乐。卿等各有声乐之奉否？’各言有无多寡。惟宰相王文正公不迩声色，素无后房姬媵。上乃曰：‘朕赐旦细人二十，卿等分为教之，俟艺成，皆送旦家。 ’ 一时君臣相悦如此。 ”--《师友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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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家伎乐工

在宋代庞大的养优畜伎者群体中, 以士大夫阶层最为凸显, 这与最高统治者崇文抑武的治国策略以及官僚阶层优厚的俸禄有关。优厚的俸禄为他们养优畜伎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职位的升迁带来的往往是畜伎数目的增加。宋仁宗时期宰相韩琦，家有乐伎二十余人；熙宁七年(1074)代王安石为相的韩绛，有家伎十余人；徽宗朝代蔡京执政的宰相王黼有家伎数十人，且都长相俊美；还有苏轼、欧阳修等大文豪，都有自己的家伎。宋代士大夫无论贫穷贵贱，都醉心于乐舞唱词，这些人从容周旋于公私事务及宴饮声伎之间，成为一时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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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伎对宋词的推动作用

宋词主要是靠歌伎演唱的方式进行传播，相对于男性而言，有着娇好容颜和优美嗓音的女性歌伎更受欢迎。宋代王炎在《双溪词序》中也说：“盖长短句宜歌不宜诵，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眇之声。 ”宋词低回婉转的独特韵味，更适合女歌伎来演唱。歌伎对宋词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创作和传播。

在创作上的影响

首先可以激发词人的创作激情。家伎的主人出于自炫或自遣的目的，喜欢即兴创作，风雅好事者多沉醉于此，宴饮所营造的特殊环境，激发了词人的创作灵感和情绪。主人、宾客的即兴唱酬, 家伎的即席演唱，无疑是极富刺激和创造性的风雅韵事。如辛弃疾，每次家里举行宴会，都会让家伎歌唱他的词作。宾客在宴上的即席创作大多为了赠给家伎，此类撰作多属宾客在欣赏家妓才艺表演后的主动题咏或应邀赋赠。家伎的吟唱还能促进作词人创作水平的提高。由于文人词士大多擅长文辞而不懂音律, 乐伎则熟谙音律而拙于文辞，文人们养优蓄伎，为词的文辞与音律的完美结合创设了条件。南宋词人刘克庄明确提出“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 方是本色”的创作理念。此处的“雪儿”乃唐李密宠姬。刘克庄将家伎“可歌”视为词的创作标准, 体现了他对词这种音乐文学的内在特质的深刻理解。家伎的吟唱还可以促进词体的发展，晏殊、欧阳修等人词调、词格的创新, 与他们畜养家伎以及频繁出入宴会品词顾曲大有关联。除此以外，一些家伎也在提供新声、创造词调方面有所作为，她们长时间与乐工合作，比很多词人更懂乐理，这就使得她们更容易创作出新调。 “以故家贫清苦, 终身家无丝竹, 室无侍姬, 长短句之腔调, 素所不解。 … …而长短句所存不过五十馀阕, 其不工可知。 ”--王炎《双溪诗馀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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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伎宴会

在传播上的影响

在宋代，家伎大多才艺双绝，柔媚可人，其歌舞及器乐演奏技艺游刃有余。家伎高超的技艺及其与宋词作家天然的依存关系，使得她们的唱词最能传达词作的意蕴和独得文人雅士的青睐。家伎的唱词，推助和扩大了宋词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的传播和影响。家伎的歌舞娱宾和即席弹唱，使新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由于家伎多出现在文人士夫宴饮之所，她们的参与不仅催生了词的创作，她们也是新词的最初演唱者和传播者。如吴感有侍姬名红梅，吴曾作《折红梅》词, “其词传播人口, 春日郡宴, 必使倡人歌之” 。这些文人雅士也喜欢携带家伎出游，这也是词作传播的重要途径。比如苏轼“尝携妓谒大通禅师，大通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 。除此以外，家伎的易主，买卖或赠与他人也会促进词曲的传播。以色艺事人的家伎，几乎都逃不脱易主流落的命运。然而就词的传播而言，家伎的易主流落，却促进了词的传播交流。马步军副都指揮使范恪死后，其家妓何氏流落陈正臣家为侍婢，何氏窥范恪旧友张先于牖， “识子尝陪范宴会，因感旧泣数行下” 。家伎主人携伎迁谪,也是宋词传播的一大途径。北宋诗人王巩因“乌台诗案”牵连远谪广西宾州，在贬谪期间，以歌伎自随；大文豪苏轼被贬惠州，也带着自己的家伎朝云。

在家伎制度完善、家伎活动频繁的宋代，家伎对宋词的发展繁荣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她们激发词人的创作热情, 促进词的交流传播,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宋词的繁荣发展。家伎不光是诗词的传播者，她们也参与词曲的创作，虽然身份低下，没有像士大夫们那样受人尊重，但她们精湛的技艺和才情为宋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她们对宋词的繁荣起了及其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