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实业救国之路：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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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18日，民国规模最大的葬礼，在上海举行。

已经去世一年半的大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844—1916），走得风风光光。为了这场葬礼，盛氏家族斥资30万大洋，出殡仪仗队长达2500多米，用了64名杠夫抬棺。

盛宣怀去世后，他的夫人庄氏决定为老头子举办一场世纪葬礼。庄氏说，老头子一辈子为朝廷和家族做了许多事情，自己却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是被活活累死的。她提了两个要点：第一，老头子一生为大清累死累活，要让皇帝的抬棺班子，来为他抬棺；第二，老头子大半生在上海度过，出殡队伍一定要走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

钱不是问题，就是要把葬礼做大，做出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的效果。

当天，整个上海几乎倾城出动，争睹这场世纪葬礼。出殡队伍所经马路，两旁的商铺全部停业，纷纷搭棚设座，收取座位票，盈利是平时的三倍还不止。

盛宣怀大出丧，成为上海富豪身后财力比拼的一个标杆。 1920年代， “上海滩地皮大王”周扶九出丧，媒体有的说场面胜于盛宣怀，有的说不如。 1930年代，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上海市民普遍评价，远不及盛宣怀那次。

时代在变化，但葬礼作为一个“大人物”最后高光时刻的表现形式，从未改变。

尽管早在民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在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被后世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的盛宣怀，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新的商业巨子早已崛起。但他们所走的道路，跟这名前辈相比，似同非同。

盛宣怀的葬礼，就像是一个时代的隐喻。中国近代实业发展的一段旅程，在表面风光中落幕了，接下来的路，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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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葬礼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之路，发端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与“先轻后重”的工业化路径迥异，中国是从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开始的。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高官为代表，晚清在“自强”的口号下，自上而下对西方军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移植。这批移植过来的军事企业，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推行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

但是，这批军事企业办着办着，变成了财政的无底洞。

政府强力推进的重工业发展模式，本质是传统官僚体制与近代工业技术结合的怪胎，其生产运营完全与市场无关。当财政变得日益困窘的时候，军工企业资本投入不足，主导的洋务派这才想到工业化、资本与市场的联系。

于是，洋务派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了最早的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以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赋予这些民用工业企业各种垄断特权。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进入最早的起飞阶段。

李鸿章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人物，但实际上，他在经济事业上的成就，全赖他的幕僚盛宣怀。

晚清有一批实干家，并非由传统的科举出身，而是在外交、洋务、商战等实践的摔打中成长起来。

1870年， 26岁的秀才盛宣怀在三次乡试落榜后，进了父亲的同榜进士、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他不是纨绔子弟，很快就显露出才干和胆识。他在中国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办企业形式，以及企业应以盈利为主的经营原则。

28岁时，盛宣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他得到李鸿章的好评，年轻人的脑子就是好使。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事业操盘手，两人紧密合作，直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

在随后的30年间，盛宣怀成长为大清帝国的商业巨擘。他先后兴办、创造了10余个“中国第一”的企业，做了无数筚路蓝缕的开山工作，这其中包括：

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

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

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

第一家国人自办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

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

正因为这些成就，盛宣怀在后来赢得了“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美誉。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实业家，就像李鸿章所说的，盛宣怀“欲办大事，兼作高官” 。终其一生，盛宣怀基本上是沿着以“办大事”作资本，从而达到“做高官”的目的的道路往前走的。

我们可以看到，盛宣怀创办的企业，在立足之初，可以凭借国家津贴的底气，与外商同类企业进行价格战，并取得胜利，实现盈利。而必要的时候，他又可以与外国合作，以“联夷制夷”的名义，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以及个人的仕途升迁。

1900年，当清廷向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却没有响应最高统治者的号召，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战争之中；而是作为枢纽人物，串联起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与列强缔结了“东南互保”的和平条约。

就大清的权力中枢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尽管事后迫于列强的压力，盛宣怀不仅未被治罪，还获得清廷奖赏，但是，不能因此高估盛宣怀主导“东南互保”的公心。因为东南战事一启，他在长江沿岸苦心经营了二三十年的实业，势必毁于一旦；而这些实业，不仅关乎他的身家，更关乎他的仕途，是他借以步入帝国政坛高官序列的资本。

东南互保的成功，从大的方面讲，是帝国离心力强大到足以消解中央权威的结果；从小的方面讲，则是盛宣怀等帝国官商群体为了保持个人利益、不愿作出牺牲的反映。

结果恰如盛宣怀所谋划的，由于他基本上控制了所有重要的工业企业，在经济上成为支持清王朝的有力柱石，是慈禧太后口中的“不可少之人” ，因此在大清的最后十年，他的的官阶扶摇直上。从大理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工部左侍郎，到1911年升任邮传部尚书。清皇族内阁成立，他又以邮传部大臣领国务院之衔。

清朝最终“死”于铁路建设，这是盛宣怀预料不到的。在他权位的最高峰时，他掌管了全国的铁路权。

中国本应在1860年代有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当时有外商拟在中国修筑铁路，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拒绝了：“如果在中国领土上要有一条铁路的话，它必须是属于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企业。 ”这一非正式表态，很长时间内上升为大清的国家政策。但是，清政府无力自建，也不让外资进入，致使中国的工业基础设施长时期建立不起来。

盛宣怀跟李鸿章还是有所不同。 1911年，他领导的邮传部发起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得到清廷批准。官方的理由是，川汉、粤汉铁路原由商民集资筹建，由于资金迟迟不到位，导致修路进展缓慢，严重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清廷不得已决定收回商民股权，改由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修建。

可以看出来，这是盛宣怀“联夷制夷”、为我所用的习惯性招数。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他随即与英德法美银行签订了600万英镑的铁路借款合同。然而，这一次，因为针对商民的股权赔偿计划迟迟未出台， “卖国”的谣言不胫而走，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连带催生了武昌起义。

盛宣怀的政治生涯，至此画上句号。他被清廷推出来作为替罪羊，褫夺了官职，还要绞杀他，吓得他逃亡日本。

到1912年底回国，民国政府才把大部分不动产还给了他。

在生命的最后三四年，坐拥1100多万两白银资产的巨富盛宣怀，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在遗嘱里，他将全部资产均分为两半，一半用于社会公益，一半分给子孙。

临死前，他对儿子们说，他有几个遗憾，一个是不能像其祖父和父亲一样考取功名，另一个是一生办洋务，却未曾去过欧美。

就在盛宣怀去世与风光大葬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教科书所说的“黄金时代” 。据学者估计， 1912—1920年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高达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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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着西装像（1912年摄于日本）

盛宣怀在世时，对他的评价就出现了明显的撕裂。状元实业家张謇的评语颇不客气：“盛宣怀的为人，虽稍有才具，但不顾大局，全无国家观念。 ”

办实业，如果只是追求个人升迁和企业利润，这种格局，张謇是看不上的。

1894年， 41岁的张謇迎来人生转折点。这年，甲午战争爆发，也是慈禧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考取了状元，成为翰林院编修。这个南通贫寒子弟，人到中年，终于实现了阶层跃升。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整个帝国溃烂的秘密。

慈禧从颐和园回紫禁城，适逢大暴雨，文武百官跪在一二尺深的积水里迎接太后，一个个被淋成落汤鸡，连七八十岁的老臣都在水里接驾。可是，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都不回。张謇看后，整个人很难过，他问自己：“这种官，是有志气的人应该做的么？”

中日两国正在开战赌国运，而帝国高官匍匐在权力脚下，毫无尊严。难怪我们会打输？人都没有尊严，国家怎么有尊严？

张謇果断弃官，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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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当时流行“商战” ，中国人办企业就是要和列强展开经济战，这是国家之间的隐形战争。

1895年，张謇在家乡筹办大生纱厂。过程并不顺利，招股融资极为困难，逼得他只能上街卖字筹钱。最后不得已，求助于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集资，历时4年，直到1899年才正式投产。

大生纱厂虽然引入官股，但官方只取官利，不参与工厂经营管理。这是张謇独创的企业模式，叫做“绅领商办” ，区别于盛宣怀的“官商合办”模式。

随后的15年间，大生纱厂获净利约540万两，是一战前华资纱厂中唯一成功的大型纱厂。

作为企业家，张謇成功了，但他的理想并非办厂赚钱。他奋斗的目标是“实业救国” ，希望以自己的实践，搭建起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更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改造中国的社会基本面貌。

用他的话说，这是他毕生信奉的两个主义：经济上的“棉铁主义” ，以及政治上的“村落主义” 。

他的产业链条无限延伸：

为了增加棉花来源， 1900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

为了解决棉籽出路， 1902年办了广生油厂；

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 1904年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

为了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 1906年办了资生铁冶厂……

他立志要把南通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教育等全面发展的典型工业区，作为全国可以效仿建设的样板。

他又像重视实业一样，重视教育，办起了从幼稚园到高等院校的完整教育序列。他还先后办起了许多在当时中国是“第一家”或“第一次”的企业和事业，兴办了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气象台、医院、公园……他真的以一己之力，造就了一个近代化的南通。

一个理想主义的爱国实业家，终因承担了过重的社会责任，使得他的企业被拖垮。 1925年，大生集团债台高筑，债务达906万两，被债权人上海财团全面接管。

第二年， 1926年8月， 73岁的张謇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的三哥俯身对他耳语：“你来有所自，去有所归，我看时机已到，你要把定神志，好好地归去罢。 ”张謇听后，微微颔首，闭目离世。

张謇虽然最后失败了，历史还是铭记住这位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正如胡适所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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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产业之一：大生纱厂和码头

张謇考中状元那年， 28岁的周学熙，在安徽省乡试中考了个举人，分配到浙江当个小官。日后，周学熙成为中国北方实业崛起的扛把子，与张謇一起，被人誉为“南张北周” 。

不过，两人出身截然不同。张謇来自世代务农的贫寒之家，而周学熙是典型的“官二代” ，其父乃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周馥。

1897年，周学熙在父亲的帮助下，开始涉足实业，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他后来投入袁世凯幕下，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父与袁世凯关系很好。

1902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把周学熙调到天津，督办直隶银元局。周学熙带领团队日夜加班加点，只用了70天就让造币厂开工生产，稳定了庚子事变后纷乱的金融局势。袁世凯大为赞赏，称他为“当代奇才” ，从此一切工业建设都委托给他办理。

周学熙由此成为袁世凯经济事业的操盘手，如同当年盛宣怀成为李鸿章的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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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

周学熙应时而动，创办了周氏资本集团的龙头企业——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煤矿。以此为起点，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纱厂、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相继成立，短短20年，他的企业已形成了一个包括重工业、轻纺工业、民用企事业及金融银行业等20余个门类的企业集团。

1912年后，周学熙更是两度出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期间，他提出“振兴实业”计划，着手保护工商产业，希望从9亿元的国家预算中划拨1亿元，作为资助10种新兴事业的专款。他确信，这个计划能够实行，中国的富强就有希望。

可惜，因为政局突变，他的“振兴实业”计划未能实行。

形势比人强，这是他第二次强烈感受到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无力。

上一次，是在清末。八国联军侵华后，英国人趁机攫取了开平煤矿的产权，周学熙十分愤慨，发誓要将之收回。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他实施了“以滦制开”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再开办一个规模大10倍的滦州煤矿，想通过价格战拖垮开平，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开平与滦州，两座煤矿的缠斗，是清末轰动中外的一个“商战”案例。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已意识到国家间的经济战争关乎国之存亡，但真刀真枪与洋商正面刚，并且不落下风的，周学熙算是第一人。他因此被誉为“商战先锋” 。

就在英商快要扛不住，同意将开平煤矿交还中方，而周学熙把“赎款”从270万英镑砍到178万英镑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局势逆转。滦州煤矿的股东害怕股权被革命夺走，竟然反过来由英商做主，将滦州煤矿并入开平煤矿，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

周学熙功亏一篑，只得痛苦地接受了商战失败的结局。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他坚决地推辞了。

国不强，商不立。这是开滦商战的惨痛教训。终其一生，周学熙未能实现收回开平煤矿的心愿。

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从英商手中收归国有，周学熙却于此前一年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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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煤矿

1883年，当盛宣怀在中国实业界叱咤风云的时候，在湖南长沙，一个名叫范旭东的男娃才来到人间。范旭东的哥哥范源濂，参与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流亡日本，顺便把弟弟带过去留学。

从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范旭东随即回国，立志于发展中国化学工业。

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起，中国在轻重工业的所有领域，都处于学习、追赶和填补空白的阶段。大到一艘轮船，小到一根火柴，从无到有，都希望生产出“民族工业替代品” ，与洋货相抗衡。每当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抵制洋货、支持国货的呼声就特别强烈，这成为那几代实业家的压力与机遇。

范旭东构建中国的化学工业体系，是从一个生产精盐的公司做起的。 1914年，他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很快就研制成功，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在此之前，中国许多地方产盐，氯化钠含量连50%都达不到，被西方人讥笑为“食土” 。精盐市场则被外商垄断。

久大公司的精盐，纯度高达90%以上，一推出来，却遭到内外商的联合围剿。中国的盐业市场，向来实行专营制度，范旭东的入场，被庞大的利益集团视为搅局者。为此，地方军阀一度绑架了范旭东，在他当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的四处斡旋下，才被放回来。

无奈之下，久大公司通过湖南人杨度，给袁世凯送了两瓶精盐。袁世凯尝过后，说不错，直接给了久大公司5个口岸的销售权。久大精盐这才顺利进入长江流域市场。销量年年激增，从1万担，直到1936年，达到50万担的顶峰。

精盐市场获得成功后，范旭东进入制碱业。他曾到当时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英国卜内门公司参观，英国人嘲弄他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看锅炉房就好了。

1917年，范旭东创建永利制碱公司，陆续聘请了中国首个化学硕士陈调甫、哥伦比亚化学博士侯德榜等科学精英，历时将近十年，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质量合格的纯碱。期间，他用久大公司的利润，去补贴永利公司的研发，差点拖垮了久大公司，但他不后悔。英国卜内门公司一度出高价，要把永利公司收购了，范旭东很生气地说：“我搞不成碱，宁可自杀，也不出卖灵魂。 ”

永利纯碱研发成功后，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质奖章，被大会公认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

范旭东的下一步，是建设中国的硫酸产业。经过数年奔波，终于在1937年初建成南京硫酸铵厂，并生产出第一批国产硫酸铵。

从范旭东的产业布局，不难看出，他的每一步都死磕西方的技术垄断行业，并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这种垄断局面。当第一批国产硫酸铵被生产出来时，他兴奋地在日记中说：“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

这种心情，如今落力研发国产芯片的科学家，以后当能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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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东

在范旭东身上， “实业救国”理念被他发挥到极致。他创办和掌管的企业，从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相反，他给企业制定了四大信条，无一涉及营收问题，而是以“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 。

他从不以个人在实业界的成功，去换取金钱和名利。蒋介石在1935年和1942年两次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都被他拒绝了：“立志毕生从事实业，决不做官。 ”熟悉范旭东的人，都说他“非生意人，乃一理想者” 。

抗战全面爆发，范旭东的事业遭遇重大抉择。他毫不犹豫，将天津、南京等地的设备，能拆的都拆了，转运到大后方复产，不能运走的，宁可沉江，也不留给日本人。由于永利碱厂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日本人希望通过合法手续，与范旭东达成合作，范旭东斩钉截铁地说：“厂子我不卖，你要能拿走，就拿走好了。 ”

对于这些凝聚了自己二十余年心血的产业，范旭东的态度却丝毫不含糊：“宁举丧，不受奠仪。 ”

跟范旭东一样，面临国难，卢作孚也做出了毁家纾难的决定。

重庆合川人卢作孚，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毛泽东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这四人中，卢作孚的起点最低，他出身极其贫寒，以至于小学毕业后被迫辍学，以后都是通过自学成才、成功。

1926年，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以一条70.6吨小火轮起家，仅用10年时间便垄断了川江（长江宜昌至重庆段）航运，运输实力接近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官办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民国最著名的“船王” 。

这个以爱国为己任的实业大亨，生前却几乎一文不名。他身兼许多实业的董事长，生活却极其简朴，曾被人当面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他只取民生公司一份工资，其余收入一概捐赠给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他自己在民生公司没有股份，后来还是友人凑了5000块钱，替他入股，才成为小小的股东，占股0.05% 。住房是借的银行宿舍，家具是借民生公司的，以至于在自杀前留给妻子的遗书是：“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

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介绍而在公司安排进人员，无论是至亲好友还是什么人物，他都一律写上“苦无机会”加以拒绝。他的妻子到重庆市区去卖针线活儿，补贴家用，都要自己坐小轮和乘马车过去。

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后，长江下游的工厂、高校、研究机构必须内迁。卢作孚临危受命，指挥民生公司的轮船加入抢运。特别是在宜昌大撤退中，参加抢运的船只共24艘，民生公司占了22艘，他就此制定了一个40天内完成抢运任务的计划，使得运输工作有序地进行。后来，晏阳初称这次大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保住了战时中国的工业基础。

而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整个宜昌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9艘轮船被炸沉， 6艘被炸坏， 117人牺牲， 76人伤残。

卢作孚和范旭东，是民国一代企业家的缩影。他们创办企业，以国家利益为上，不为个人谋取功名利禄，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产业帝国。两人因为共同的追求，而惺惺相惜。

卢作孚常对人说，中国的真正人才，范旭东先生要算一个。 1937年8月，卢作孚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没住宾馆，而是住在范旭东家。当时人在天津的范旭东，把自己在南京的房子借给了卢作孚。

抗战后期，这两个实业巨子，不约而同在考虑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范旭东提出战后建设中国十大化工企业，蒋介石批示“原则可行” 。卢作孚撰写《战后中国究应如何建设》，指出经济要现代化、工业化，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具体思路。蒋介石与卢作孚面谈后，称他的经贸建议“颇有可采之处” 。

然而，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不久，范旭东突发急病在重庆去世，终年62岁。 1950年6月，卢作孚从香港返回北京。一年多后，在“三反”的狂潮中，他不堪莫须有的指摘，服药自杀，终年59岁。

一个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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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

中国近代企业家群体，有几种类型，但最典型的，不过以上所述的三类：

第一类，以盛宣怀为代表，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他所创办的企业，无论何种形式，都属于官办企业。他的身份，官大于商。在他的衡量中，手中的实业，更多是其实现官场升迁的工具。他的个人资本，主要是投资到土地、房产、当铺等安全的传统行业，而不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工业企业当中。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必须肯定，如果没有盛宣怀一代的工业化开拓工作，就没有后来那些走得更远的实业家出现。

第二类，以“南张北周”为代表，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上的头面士绅，通常被称作“绅商型实业家” 。他们与盛宣怀一代最大的不同在于，盛宣怀一生主要在追求当官，办企业仅是当官的阶梯；而“南张北周”的实业理想更纯粹，个人资产和盈利，也能投入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中。

当然，他们有更远大的社会抱负——改造国家，让名下的企业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功败垂成。

第三类，以范旭东、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型实业家。根据傅国涌《大商人》一书的描述，这类实业家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 ，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是有着更高的目标。

而他们的时代悲剧，是在企业的辉煌期，遭遇了战争与国难。他们为国家打赢漫长的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不同于西欧早期的资本家，他们创办企业不单纯是由于利益的刺激，其中有些人甚至主要不是由于利益的刺激，而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情绪也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 ，中国初期民族近代工业的兴办，从动机到集资、兴建、经营，都有明显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单纯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很难给予合理的解释。

这一点，恰是这些企业家最终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任何时代都不缺成功的企业家，但以救国为目标、不曾在国家困难时撤资跑路的企业家，才真正值得致敬。

资本可以没有国籍，但企业家有自己的祖国。在这个维度上观照，盛宣怀与范旭东、卢作孚之间，精神的价值，高下立判。

不同于以往对民国经济凋敝的认识，根据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吴承明的估算， 1913—1920年间，中国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高达11.9%；1920—1936年间，民营工业资本增长率维持在9.37%的高位，同期国营工业资本增长率也高达10.64% 。

这是什么概念？横向对比一下：

美国在1912一1937年间，工业增长速度仅有2.6% ，在其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74一1890年间，工业增长率也只有5.2%；

英国在1921一1937年间，工业年增长率为2.2% ，历史上发展最快的1851一1873年间增长率为3.3%；

德国工业发展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1921一1929年，年均增长率为7.1% 。

可见，民国工业增长速度，不输于西方国家最好的工业发展时代。

假设再给当时的中国， 20—30年的和平稳定发展时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工业代差应该可以填平。但历史的残酷，如同今日的现实，当世界陷入经济大衰退的背景里，国家之间只能在存量的世界中争夺优势地位，边缘者最早会成为被狩猎的对象。

二战的爆发，从根本上看，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恶果。走出经济危机的美国，可以充当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上升为全球新霸主。而身陷危机无法自拔的德、意、日等国，则走上了战争掠夺的道路。中国不幸沦为战争裹挟的对象，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因此被打断。

如今复盘历史，当然备感惋惜，但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强者为王，你得自己去反抗，没有人会让着你。

从战争的结果看，中国的企业家是争气的。从盛宣怀的避战互保，到范旭东、卢作孚的毁家纾难，企业家培养出强烈的国家主义认同感，仅用了三四十年时间。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任何时代，一群成功企业家的志向，就可以决定这个时代的高度。

而我始终相信：实业救国，永不过时！

参考文献：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龚会莲：《变迁中的民国工业史（1912—1936）》，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年

傅国涌：《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中信出版社， 2008年

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年

周学熙：《周学熙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年

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文史哲》， 1991年第6期

刘重来：《卢作孚与范旭东何以成为患难之交》，《红岩春秋》， 2015年第1期

方书生：《近代中国工业体系的萌芽与演化》，《上海经济研究》， 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