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1932年的霍乱之夏：一个城市的防疫与中医的命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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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疫情是蓉城历史上继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后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霍乱疫情，而东部沿海的通商口岸，已经多次遭受了袭扰，中国社会对霍乱早已不陌生。与此同时，西方医学对霍乱病原的认知也被翻译进来，最早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公元1839年—公元1928年)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就有详细介绍：“详考此病根源而定其实据，查明之后称其微生物曰尾点微生物，因其形似西书所用有尾之点，其实类乎螺丝钻形。霍乱吐泻者便宜流质，形似极稀米浆，内多此微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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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

随之而来，是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套疫情控管的方式方法。这些方法既有国外经验的传入，也有城市管理者自身经验的累积。例如1908年重庆发生霍乱疫情，巴县官员主动在港口设立疫情排查点，这是中国社会内生的、与检验隔离制度相契合的“近代”防疫方法。

由于隔离防疫制度以疾病细菌为理论基础，而传统中医是以“疫气”的概念看待包括霍乱在内的各种瘟疫，因而这也引发了中西医在学理上的辩论，较著名的一次是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中医丁子良与西医丁保福的“双丁”辩论。这突显了中医界不同于当时以西医为主导的“强制隔离控制”的防疫政策的另一声音，而且这种批评也自成一理。

随着新式报刊的普及，基于病菌理论的霍乱知识和防疫宣传也逐渐广为人知。此时的成都，虽然民间对霍乱的认识还或多或少掺杂着“瘟神作祟”的迷信色彩，但对于霍乱的病原和传播途径，蓉城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已有了专刊介绍。

此次疫灾中，政府缺位导致“强制隔离控制”无从施行。防疫队特别强调发动疫区群众打扫环境卫生，灭蝇灭鼠。此举看似平常，却意味着成都中医已经主动或被动接受了以疾病细菌理论为基础的传染病理论（至少部分接受，或是承认有理论效果）。

而对于霍乱患者的医治，沈绍九凭借深厚的医学修养和丰富的行医经验，研制出“理中汤乌梅丸加减” ，使许多病人从垂危中得以生还。药效可以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研制出的“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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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

理中汤和四逆汤应该是中医界经过几十年摸索，发展出治疗单个霍乱患者（寒性霍乱）非常有效的汤药。上海的景和医院临时救疫所曾分别运用盐水注射和四逆汤于数十位霍乱患者身上， “均得愈，而未亡故一人，此可以为上海时疫医院首一成绩，又可见中医四逆汤、理中汤之方，可与西方樟脑针，盐水针并驾而齐驱” 。

然而，这两幅汤药在当时的情况下熬制不易，成本也不低，尤其是理中汤乌梅丸的方剂里还包含富贵人家才用得上的药材——人参。防疫队的经费全来自于私人解囊，以有限的经费和资源，怎样应对庞大的医疗需求，成都中医正碰触到了中国医疗事业最根本的矛盾。

在此我们必须要提到防疫队里的一位中年医生李斯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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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炽生于成都的1892年，正是蓉城爆发第一场霍乱的那一年。在“虎疫”威胁下出生的李斯炽，也正是在对抗虎疫的行动中，成长为新一代成都中医界的中坚力量。

跟许多家学渊源的名医不同，李斯炽是一名典型的“理工男” 。 1915年，他毕业于四川省最高学府——四川大学的前身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担任理化助教、理化仪器室管理员，兼任一些中学的理化老师。他对现代科学的认知，不仅是同时代许多中医名家所不具备的，更不输许多新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于成都府中学（现石室中学的前身）就读期间师从名医董稚庵，学习书法和古典文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而这正是研习中医所必需的文化底子。

李斯炽正式跟随董先生系统学习中医，是在毕业留校后，时年23岁。 39岁时，他辞掉国立四川大学的工作，开业行医。在从事专业工作15年之后，他再度改行，这需要当事人具有足够的勇气和“使命感” 。

在李斯炽之子李克淦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他父亲曾目睹“庸医杀人” ，而李斯炽时常对人说：“庸医之所以杀人，是学而不精；昧者之所以攻讦，是理未普及” 。 “庸医”与“昧者” ，一直以来是中医的“内贼”和“外患” 。但在他开始学习中医的1915年，文化界和舆论界尚未大规模掀起批评中医的运动。那时的李斯炽应该只是单纯认识到中医救人活命的价值，但现实中却普遍是学而不精的庸医“杀人” ，这促使他走上了钻研岐黄之路。

1931年，李斯炽正式踏入“医林” 。长年累月的研习和诊治经验，为他在成都中医界积累了不小的名气，也因此结交了不少成都中医界同道。

次年疫情大作，他很快就约集名医蔡品三、罗春舫、谢子鹤、雷敬之等人，成立了“壬申防疫队（1932年是壬申年）” 。李斯炽的防疫小队活跃于旧皇城坝、御河边以及城墙边——这些是当时成都的“贫民区” ，也是疫病发生、传播和危害最严重的区域。

针对这些霍乱病患的用药，李斯炽不得不弃用成本高昂的“理中汤乌梅丸加减” ，而采用“苍术、细辛、牙皂、荜拨、公丁香、石菖蒲、枯矾、火硝、雄黄、冰片、麝香等药物制成‘防疫邂瘟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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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术

这一方剂很大程度上结合了中医医理和民间疗法，在医理方面不如沈先生高明，在药效方面，也没有“四逆汤”的强力。但它成本低廉，药材原料很常见，可以大量生产、分发。对于许多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穷人而言，这剂免费的药丸不啻于“仙丹灵药” 。

这一场防疫工作，仿佛成为成都老一辈重量级医林人士的“谢幕演出” 。此时的沈绍九已经67岁，年事已高，精力有限，不能从事第一线的抗疫工作，他于四年后的1936年逝世。国医公会组织的救护队队长，四大名医之一的陆景廷也在次年去世。

成都医林砥柱的新老交替，似乎也在这场抗击“虎疫”行动中悄然进行。李斯炽的组织能力和医学修养，在这次防疫行动中给成都人留下深刻印象。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医疗资源的选择秉持“简、便、廉、验”原则，这与同时代的公共卫生实践不谋而合，也跟这个国家未来发展出影响数亿人生命，以“赤脚医生”闻名的公共卫生体制的核心价值，有着高度的契合。

如果要写一本《近代中国卫生防疫史》，成都这次防疫行动也许并不能纳入其中，成为值得称道的经典案例。

同年在数百万人口的上海，因统筹得当、防疫得力，该地成为全国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据统计该地患病人数为5439人，死亡444人。相比之下，成都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要高出一档，《新新新闻》的两次疫情报道显示死于此次霍乱的人数接近两千人。

然而，这次防疫行动却对近代中医的命运意义重大。政府统筹缺位、医疗资源的贫乏，让一向保守的成都中医界，积极修正医学知识，更新组织方式。他们努力拯救虎口下的生灵，不仅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也让聚讼不已的中医的转型路径清晰起来。

以沈绍九、李斯炽为代表的成都中医，秉持传统医者“悬壶济世”的仁心，主动拥抱了公共卫生的“现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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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斯炽为例，他深刻认识到中医组织统一的重要性，也看到了中医缺乏系统化、规范化的学校教育。因此，他于1936年组织了四川医药改进社，编印《医学改进半月刊》，同年，在四川国医分馆馆长赖华锋的邀请下，李斯炽毅然担任了“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医学院（即四川国医学院）”院长一职，成为四川中医学术发扬革新之创始者。

直至1979年去世，李斯炽将自己的后半生都投入到了“普及医理”的现代中医教育事业当中。从民国时期半官方的“四川国医学院” ，再到新中国时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几十年来他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伴随着中医和国家命运的跌宕起伏。而他们这一代的医者，也以现代学校教育为“刀斧” ，将中医这原本满身杂质、黯淡无光的“璞玉” ，打磨、镶嵌进了当代中国医疗体制的基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