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为什么要查禁《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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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对官方修史十分重视，将记载历史作为政府职责，并建立专门机构进行修史活动。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 。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 ，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 ，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 ，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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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是清朝覆亡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支持编纂的清史，因最后未经审订即匆忙刊行，故名为“稿” 。其编纂历时14年，前后数百人参与，全数合计800多万字。

民国三年(1914)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建议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并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批准。 3月9日，袁世凯颁布设置清史馆令，并聘请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的前清东三省总督、正蓝旗汉军赵尔巽担任馆长。 9月1日，清史馆正式开馆。

修史者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王树柟、夏孙桐、张尔田、马其昶等多是前清遗老，抱着“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念头为之。当然，《清史稿》纂修者也并非全为前清遗臣遗民，不过他们在修史群体里不是主流，新思想不能完全施展，一些建议均未被采纳。

开馆之初，北洋政府拨付的经费非常充裕，初稿撰写较为顺利。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争权夺利，修史经费大幅削减。 1917年张勋复辟，史馆闭馆数月。后来虽然复馆，但政局混乱，经费无着，仅剩少数人勉予维持，修史工作基本停滞。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统治者。在他的资助下，延宕已久的纂修清史工作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统稿。不久，赵尔巽因时局莫测，自己又病入膏肓，决定提早付印。 1928年4月，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局势越发紧张。端午节前，《清史稿》印毕，金梁把其中400部运往东北，这一版后来被称为“关外本” 。史馆中人随即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柯劭忞等人将剩下的700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些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同月，故宫博物院接收了清史馆，后组建 “清史长编筹备会” ，准备另行编写一部《清史长编》，并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统统运往南京。

有专家列举了《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志传互相不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共19项罪名。这些罪名的分类归纳及排序有些混乱，可见起草之时因情况紧急未及详审，仅是堆砌罗列了存在的问题。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待故宫《清代通鉴长编》(即为前文所述的《清史长编》)编成， “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 。 20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

1930年年初， 300余部《清史稿》运抵南京，国民政府将其分发给有关部门、各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 2月19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要求《清史稿》“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 。

1934年年底，因为编纂《清史长编》的计划已经停顿，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核发《清史稿》，由该院负责纠正。一年后，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清史稿〉报告》完成，教育部将该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非以长久之时期，大量之消费，适当之人选，恐不能济事耳。 ”这却道破了当时条件下政府无力修史的困境。

之后全面抗战爆发，修清史之事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又爆发了国内战争，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虽有几次动议却又屡次搁置，直到败退台湾之前，始终未能重修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