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荐书丨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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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

张剑光著

2019年10月出版

绪论

收入本书的论文长短不一，共24篇，大致按其性质，分为中古江南的“经济·城市”与“教育·文化” ，以及附录“上海·方志”三个部分。上编主要是对江南经济某个方面的论述和江南城市经济的专题研究，侧重于对经济的探讨；下编是对江南若干教育、饮食、园林和游览、娱乐活动的专题研究，侧重于对文化的探讨。由于我视野有局限，难以做到对古代历史的贯通，大部分的文章只能立足于唐五代这个时间段来观察。不过，由于研究论题的扩展，这次收录的论文中有六七篇是向前跨越到了六朝，讨论的时间段较长，因而在取书名时颇费周折，只用“唐五代”来标明时间显然涵盖不了整书的研究，遂以“中古”这个概念命名，取书名为《中古时期江南经济与文化论稿》。书中另有附录部分5篇论文，是我近年来对古代上海地区史研究的几个小成果，由于资料有限，故主要利用方志来进行探讨。这部分的几篇文章在研究主题上与前面的文章相符，但探讨的时间主要是在宋元明清，尽管研究区域上仅局限于古代的上海地区，然也是作为江南地区的一部分，因而作为附录呈现在这里。下面我就这些论文的写作缘起及主要观点作一些简单介绍。

上编共11篇论文。其中《唐五代江南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是接受一个报社采访人员的通信采访，他为我列了近10个题目，而我挑选了其中4个作答。由于我没搞清采访人员的真实编辑用意，写了好几页发过去，没曾想采访人员是一组采访合在一起，只从我的稿子里面挑了几段话。由于不想浪费自己的成果，所以我干脆对文章重新进行思考，增加了资料和出处。文中我认为唐代人的“江南”概念在发生变化，有大、中、小几种称法，但总体上所指区域在逐渐缩小，指向两浙地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江南人的社会风气在两汉时期是崇尚武艺的，但魏晋以后渐渐发生变化，至唐代以后，江南人崇尚儒术和教育，这其中变化的原因，主要和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后重视教育、科举和信仰宗教有关；苏、杭两州经五代至宋初，被人称为天堂，其发展主要是在唐代中期以后，在城市商业、规模、人口、文化方面是当时最为繁华的；江南文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但不是简单的中原江南化。

《开天盛世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一文，原是数年前受王双怀先生之邀在西安参加纪念“开天盛世”一千三百年大会上的一个发言。发言时，只做了一个简单的PPT ，并没有成文。此后觉得自己的观点需要完善，尽管在以后有的论文里我用了一些观点，但还是觉得不够系统。 2018年夏天，为参加浙江大学“江南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我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整体思考。在这篇小文中，我提出唐玄宗开天盛世时期，北方经济发展到达唐代的顶峰，而同时南方经济也出现了崛起的势头。与唐朝初年相比，天宝时江南人口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北方，农业发展需要的人口数初步具备。其时江南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并不少于同时期的北方，尤其是几条海塘的修筑，使海塘内的土地免遭咸潮的侵蚀，垦田面积越来越大。开元时，江南的农业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准，粮食被大量运往北方。明州及十个新县的析置，江南的开发从内陆走向沿海，开发的大体格局在玄宗时已经定型。江南部分州县城墙的修筑，使城市的物质形态更加完善，城区面积扩大，商品经济活跃。江南的手工业，如丝和布纺织、金属铸造业等，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正因为有了开元盛世时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安史之乱后，江南才能快速、有力地替代北方，成为“国用大半”的财赋中心。安史之乱后的财赋重心南移，既是偶然的，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必然。

《江南运河与唐前期江南经济的面貌》一文，是2014年为中国唐史学会和扬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在文章中，我试图回答江南运河的开挖与唐代前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正向的关系。我指出，隋炀帝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江南运河进行了开阔、疏浚，同时对江南运河沿岸的驿站、码头、桥梁等交通运输体系进行了建设。唐代前期，运河沿线各州继续完善运河的功能，确保了运河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唐前期，运河对粮食和各种物资的运输、对人员的往来、对农业灌溉和水稻种植、对沿河城市的发育成长，其作用越来越直接。运河直接导致了唐前期江南经济建立起稳定的发展基础。安史之乱后，南方大量粮食运往北方局面的形成，与江南运河的作用密不可分。《隋唐五代江南造船业的发展》是我对江南手工业发展的一个专题研究。在文章中，我指出唐朝以前，造船就是江南的特色手工业，虽然由于政府政策的影响，发展较为缓慢。唐前期江南以造战舰而出名，在经济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主要集中分布在长江、太湖、杭州湾钱塘江沿岸。中唐以后，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江南造船业出现了飞速发展的局面，尤其是到了唐朝末期，军事形势的变化更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这时的造船业主要分布在长江、太湖、钱塘江及沿海地区，呈现出向沿海州和长江沿岸州集中的趋势，造船能力和造船技术水平都有显著提高，成为东南地区的造船中心。江南造船业的发展，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军事环境和丰富的木材资源有关。

《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势》，是我对江南城市整体性发展水平评价的一篇论文。 2013年，为参加南京师大举办的“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我撰写了这篇文章参会。由于之前对城市经济发展有一些专题研究，对江南部分城市经济也有个案分析，因此在此基础上的总结相对而言比较自信。我提出至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多层次的城市格局体系基本建立。江南区域内先后出现了18个州级以上的城市和70多座县城。江南城市渐渐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无论是物质结构、社会结构，还是生产与消费、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都在潜移默化地发展着。江南城市的设立与规模主要受制于政治需要，城市空间分布的格局已基本定型，城市发展有较大的区位优势，多数城市进行了修建整治，城市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城市经济功能显著增强，市的形态发生较大变化，城市文化生活丰富多样。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周围地区有较大的影响。

《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中的产业研究》《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市场的形制与变化》《六朝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探索》五文，是我对江南城市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虽然是从一个具体的视角对城市的某个方面进行探讨，但各篇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一文中，我指出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墙的修筑。隋朝灭陈后，江南一些城市新筑了城墙。不过由于没有重要的战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修筑城池的现象。唐朝建立，江南地区对修造城墙渐渐重视。湖州及一些县城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新修、增筑了城垣。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地区时有动乱出现，一些城市继续兴筑、扩修城垣。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不定，大量城墙或新筑或加固，江南出现了一轮修造城墙的高潮。随着战事的变化，有的城市多次对城墙加高加厚，增强城墙的防御功能。江南州级以上的城市，一般均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墙下宽上窄，环以护城河。除少部分山区县城之外，大多数的县城至唐末都修筑了城墙。江南城墙的修筑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它既是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结果，更是江南城市加快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在《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中的产业研究》一文中，我认为六朝以来的江南城市经济，以商业为主，手工业为辅。到唐五代，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城市服务业开始兴盛，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唐以后，手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增加，城市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此外，城市交通业、种植业、高利贷业都有一定的发展。江南城市产业结构基本合理，产业地域性明显，不同城市形成了各自的产业特色，城市产业分工与城市发展相适应。江南城市经济结构上呈现出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性并存的特点，但从总体上说，江南城市主要是消费性的，并不是生产型的。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一文，是为参加2012年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在文章中，我提出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迅速，与政府周密的管理措施有着重要的关联。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措施，可以分成多个方面。如在城市管理上，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房屋、城市卫生保洁等方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在城市的治安、救灾管理上，地方官员是城市治安的主要责任人，还经常用军队来稳定局势；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有专门人员参加救灾，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救助灾民。政府在城市的公共事务方面有很多具体的管理措施。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诸多抑制作用。

《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市场的形制与变化》一文，是我对江南城市市场的专题研究。文章中我指出了六朝至唐代，州郡、县级城市至少都有一个商业市场，用来进行商品交换，满足城市民众的生活需要。市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城市商业的发展程度。这篇文章的主体是对城市市场的形制、管理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江南城市的市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与发展，使得市在城市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各州郡、县市在商业交换上日见繁荣，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主要交换场所，而且市也是广大农村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集中销售地，有力地带动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六朝江南城市人口数量的探索》一文，重点是对江南城市人口数量进行估算，目的在于认识江南城市的发展水平。在文章中我提出，东吴前期都城吴郡，城内人口约有10万。东吴县城中的人口，一般估计不会超过两三千；郡城内的人口，在数千至1万左右。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城市人口数量大增，都城建康人口已逼近百万。东晋一般郡城内的人口估计能达到1万，大的郡城在2万左右。南朝京口城内的人数在4—5万左右，会稽城有10—11万。南朝大县的人口达到两万，一些小县城中的人口可能连1500也不到，县城人口数量差别很大。江南城市人口呈逐渐增加的态势，和政府用行政手段将人口迁入城市、农业人口从事工商业进入城市、北人南迁进入城市和士人聚族而居等因素相关。

上编的最后一篇论文是《唐五代温台地区的海洋经济》。由于浙东沿海的温、台二州经济有着明显的区域特点，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有漫长的海岸线，因而经济发展的海洋特色表现得特别显著。在经济结构上，温、台二州的经济呈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与海洋有较紧密的联系，海洋制盐、捕捞、对外贸易成了二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沿海地区带有明显海岸型性质的农业经济，发展轨迹与两浙其他各州差异很大。相对其他各州而言，温、台二州水利兴修数量较少，粮食作物种植不发达，农业主要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

下编论文共8篇。其中《远迩趋慕：隋唐五代江南城市中的教育发展面貌》一文，提出隋唐时期江南城市中的教育制度已基本建立，江南各州普遍设立了州学。州学一般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以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为主要目标。同时期各县设立县学，县学一般设在孔庙中，教师可能要经过考核才能担任。江南城市中的私学十分繁荣，形式多种多样，以一些在儒学上有成就的学者、官员和文人私相指导年轻学子最为多见。私学主要存在于官宦和大族之家，而普通百姓亦有培养子弟学习文化的意识。一些家庭尽管不太富裕，但也投入了相当的财力、物力到教育上，重教育的社会风气开始形成。科举对江南地区重视教育的风气影响很大，人们在科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江南城市中崇尚文化教育、注意提高百姓素质的做法，是造成江南人才涌现的主要原因。与这篇论文比较接近的是《唐宋之际吴地学校教育的创新发展》一文，专门对吴地学校教学在制度上的创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指出，唐宋之际吴地学校教育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唐五代吴地许多州县都建立了学校，而且已有一定的规模。至宋代，各州县学校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校舍时常翻新、扩建。吴地学校管理充满着创新意识，设立专职管理学校的官员，办学经费有了保证，有十分严格的教师上岗考核制度，在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学习管理上也有许多创新举措。学校教育的创新，使吴地重教风气形成，大量读书人中举登第，社会风俗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尚武艺”转向了“好儒术” 。《六朝至唐五代江南城市中的饮食习尚》《歌声舞节，桃花绿水之间——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的歌舞活动》《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探析》《六朝至唐代江南城市游览风尚的变化及其原因》四文是我对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探索的一些成果。其中《六朝至唐五代江南城市中的饮食习尚》一文，重点对人们的主食、菜肴、酒、茶等进行了研究。我指出，六朝至唐五代江南城市居民的主食是饭，有稻米饭、麦饭、粟饭等。同时也食用粥以及各种面粉和米粉制成的饼。肉类在上层统治者或富裕家庭中是经常食用的，消费需求量很大，以猪肉为主，牛羊肉为辅。江南多湖泊水道，靠近大海，水产品消耗量很大，在人们的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城市普通民众的日常饮食是饭菜搭配，以蔬菜为主。承继了传统，江南城市居民饮酒十分普遍，江南生产很多名酒。同时，随着茶叶种植的兴起，饮茶之风蔓延，成为一种流行的习俗。城市是大多数社会上层人物生活的场所，因而在饮食生活上，很多人以追求奢侈为目标。

《歌声舞节，桃花绿水之间——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的歌舞活动》一文中，我认为六朝各王朝宫廷音乐歌舞活动内容丰富，演出乐曲种类繁多；士大夫比较爱好歌舞，很多人都会弹奏乐器；民众对音乐歌舞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狂热。唐代宫廷中的音乐通过一些艺人传播到江南，并且受到西域外国音乐的影响，流行柘枝舞、参军戏等表演；城市中活跃着众多擅长歌舞演唱的妓女。五代江南诸国乐伎制度全面建立，歌舞音乐以教坊伶工和士大夫贵族的家伎表演为主，士大夫家里有很多歌舞乐人。江南歌舞活动的盛行，最主要的是城市里居住有大量欣赏音乐歌舞的人员，他们追逐并且享受着歌舞活动带来的快乐。同时，江南城市中居住着大量从事音乐歌舞活动的娼伎，以表演作为谋生手段。

《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探析》一文，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直面唐五代江南城市中出现的大量园林。我指出，州级城市的子城筑起高楼，州衙按园林格局布置，建楼设圃，厅斋堂宇、亭榭楼阁疏密相间，高低错落有致。苏州、湖州、杭州、金陵等城市，不但园林数量众多，而且建造技艺高超。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使城市布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扩展了城市的生活功能，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变化。江南城市大量兴造园林亭阁、开山凿池，是社会风尚的需要，同时也和江南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分不开，是江南经济发展的标志。

《六朝至唐代江南城市游览风尚的变化及其原因》一文中，我分阶段对江南城市游览风尚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我认为六朝时期的江南城市中，世家大族、高官和文人士大夫盛行到山水美景中游览。唐代官员、文人不但流行饮酒作乐，以游玩山水为风雅，而且中唐以后在各大城市旅游亦渐成一种风尚，城市及城市周围的风景地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游玩之地。唐代江南城市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普通居民都热衷游览，特别是在一些节日期间，普通居民四处游览更为普遍。六朝至唐代，城市游览风尚的逐渐转变，主要与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城市居民生活的富有、官员与士大夫的心理需求和思想影响等因素有关。

《唐五代时期杭州的饮食与娱乐活动》一文，是我为参加杭州文史研究会“丝绸之路与杭州”论坛撰写的一篇论文。随着唐五代时期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吃喝玩乐有着愈来愈高的追求。杭州人的主食以稻米为主，肉类食品主要食用羊肉和牛肉，并且大量食用水产品，流行饮酒饮茶。杭州城内外建起了很多园林，游览风气盛行，官员和文人士大夫是最积极的推动者，社会风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娱乐生活充实，到处都有歌舞音乐，文娱活动十分热闹，正月十五观灯、端午竞渡、钱塘观潮等都较有地方文化特色。吃喝、游览和娱乐活动，反映出这一时期杭州社会经济的富足状况。

《唐代的太湖石文化》一文是为参加江苏吴越文化研究会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的发言稿，之后曾作一定的修改。文中提出六朝造园时就已经注重太湖石，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建造的园林常以石头作为园林建筑的一大要素。中唐以后太湖石受到文人士大夫的狂热追捧，他们对太湖石有着狂热的嗜好，以得到一方太湖石为荣，将石头搬进了庭院中。他们被太湖石的外貌形态所吸引，不惜重金购买。在唐代很多诗文中，人们都会谈到太湖石，显示出人们对这种石头的衷情。唐代文人赞美太湖石，不但因为其外在形状，更被其精神内核所感动。

附录收了我研究古代上海史的4篇论文和1篇小札记。因为上海文化的根源是来自江南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一部分，对上海史的研究必将继续深入。《宋元之际上海地区的水陆道路和交通网络》一文，类似的题目以往学术圈少有人研究。在文章中，我指出，上海地区宋代有华亭、嘉定两县，之后在元初设立了上海县。政区设置的不断完善，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上海地区的水陆道路十分通畅，交通设施比较完备，华亭、嘉定至附近各州县都有陆路相通。陆上交通注重道路修整和桥梁建设，二者使陆路交通畅达、便捷。水上交通线四通八达，政府和民间的生产、生活物资大都靠水路运输。华亭和嘉定县都有完备的馆驿设置，通向州城有驿路，沿路有驿站。至元代初年，馆驿制度更加完备，松江府的驿站有陆路和水路两种，境内的递铺从多个方向与嘉兴县的急递铺相接。华亭的青龙镇和之后设立的上海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从上海出发的海上交通线路能顺利到达北方。元朝注重南粮北运，上海地区成了漕运南方租赋到北方的海上枢纽地。

《唐至元初上海地区人口数量的估算》是我对古代上海地区历史研究比较有心得的一篇论文，曾在南京师大“中国古代民生问题及其国家应对”高层论坛上宣读。我认为，人口数量的估算，是研究古代上海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唐至元初，上海地区先后有华亭县（松江府）、嘉定县、崇明州和上海县四个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隋代，上海地区的人口有2万左右，至唐末约有10万。北宋真宗时期，上海地区的人口近20万。宋朝定都杭州之后，迁入上海地区的人口增多，绍熙至嘉定年间，人口约在50—80万之间。南宋末期，上海地区人口最高曾达到150—160万。元朝建立，上海地区户口一度呈下降趋势，不过很快企稳回升，到至元二十七年，上海地区的总人口达130万左右。尽管在南师大的会议上，有学者认为我大量引用方志资料，可靠性是存疑的，但我坚信，正是运用了大量方志材料，通过各书的相互印证，我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历史时期上海地区的老虎活动——以方志为中心的考察》一文的撰写，实属偶然。因为在翻阅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乡镇旧志丛刊》时，看到数处有关老虎的记载，于是对方志进行了全面的翻检，发现方志上有老虎在上海地区活动的大量记录。从时间来看，主要出现在元末至清乾隆以前；从地域来考察，上海大部分地区都有过老虎活动的踪迹，其中以西北部的嘉定和宝山、南部和西南部的金山和松江，老虎出现的频率最高。老虎为害剧烈，吃人吃牲畜，严重影响了人类的正常生活，于是人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杀死老虎，政府常常组织军队进行捕捉，民众亦自发组织起来围捕。老虎能在上海地区活动，说明古代上海有大量的滩涂荡地和各种荒地，有大量的水面，老虎有活动的纵深空间，有赖以生活的森林、草地等自然植被环境。不过随着明末至清代大量荒地的开垦，滩涂变成了熟地，河道水面变成了粮田，老虎的栖息地日益缩小，人类活动侵入了老虎的活动范围，导致老虎咬人伤人事件不断。乾隆二十六年以后，随着自然环境的较大变化，老虎在上海不再出现。

《现存〈真如志〉相互关系考——以人物部分为核心的探讨》一文，是我点校洪复章《真如里志》时的副产品。作为《上海乡镇旧志丛刊》的一种，我对洪复章的稿本《真如里志》进行了整理，之后发现在洪志前后，都有《真如志》保存下来，而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探讨，是直接决定洪志成就的重要方面，因而我决定以三书的人物部分作为突破口，进行具体探索。我认为陆立志是第一本真如志，在搜集真如地方文献上有开拓之功。由于是书编辑时间较早，反映了清代中期史学家的编撰理念，结构和分类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文字比较简单，篇幅不大。洪复章的《真如里志》编于民国八年以后，内容上不但包含了陆立志，还进行了很多增补，特别是大量增加了乾隆以后的史实，因而资料价值极高。民国时期王德乾的《真如志》是真如方志的集大成作品，该志内容详尽而精确，资料十分丰富，结构较为合理。因此我提出，三本书名相同的《真如志》，各有其史学价值和文献价值，都有存世的必要。

《古代上海地区的两种三黄鸡》实际上是一篇读书札记，主要观点是：从明代开始，嘉定南翔、大场附近有三黄鸡的养殖，而民间所谓的浦东出产三黄鸡，是到清代才出现的现象。历史上的浦东三黄鸡与大场三黄鸡，在品种上是有所区别的。

以上简单介绍了全书24篇文章的写作缘起和主要观点。从中可以轻易看出这些年来我的学术兴趣，主要是在江南经济和文化上。 24篇中，有的是为学术会议撰写的论文，有的是读书看书时的心得。有些只是作为一个方面的系统资料罗列，但大多是自己的首创，学术界缺少相应的研究可以借鉴；有的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不知是否成立，是否能经受得起学术界的检验，可能还得留待时日才能说我的判断是对还是错。 24篇文章发表在不同刊物上，本次收录时除两篇文章外基本没有进行改动，只是作了些体例上的统一。由于各文的侧重点不免会有相互交叉，反映到内容上就会有部分重复。尽管有两篇文章作了改动，但重复的段落仍有不少，在这里只能敬请读者体谅。

江南史研究是我长期以来一直热衷的领域，但中古时期的江南研究者并不算太多，总体上显得比较冷落，与明清时期江南史研究者云集的热闹劲反差很大，因此，这些论文的结集出版，我的本意是想为中古江南史研究添点砖瓦。文章中难免有不少疏漏的地方，真诚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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