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明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宋怡明:明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作者丨[加]宋怡明

如果“规训”

(discipline)

之网确实处处变得更加清晰、将更多人牢牢套住 , 那么对以下问题的求索便显得愈加迫切:整个社会是如何反抗堕入此规训之网的?众人是通过哪些惯用的

(亦即日常而“微不足道”的)

手段操纵规训的机制 , 以求在顺从中加以规避?最后 , 又是怎样的“运作方式”构成了组织社会经济秩序的缄默过程的对应之物?

——德塞尔托

(Michel de Certeau

)《日常生活的实践》

凡是国家 , 必有军队 , 用以保卫国土、攘外安内 。 很遗憾 , 这一历史规律 ,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 军事制度普遍存在 , 从这里入手做研究往往卓有成效 。 我们不仅能通过该制度了解国家如何运作、如何动员和分配资源 , 而且能以之探索国家与其人民如何互相作用、互相影响 。 这是因为 , 国家拥有军队 , 自然意味着拥有士兵 。 动员民众参军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常见的挑战之一 。

在历史上的几乎每个国家中 , 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以当兵的方式为国家服务 。 如何动员民众参军?国家的抉择 , 对军队的方方面面——从指挥结构到军事战略 , 从筹措军费到后勤补给——均意义重大 , 亦深刻地影响着服役的士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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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 , [加]宋怡明著 , 钟逸明译 , 后浪·汗青堂丨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

在明代

(1368—1644)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 国家的军事动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 。 重点不在于相关决策造成的军事、后勤或财政后果 , 而是其社会影响 , 即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生活 。 我将在《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中 , 讲述一个个明代平凡家庭与国家机构之间互动的故事 , 并考察这种互动如何作用于其他社会关系 。 明代百姓如何因应兵役之责?他们的行为引发了哪些更广泛的后果?

万历年间

(16世纪晚期)

, 生活于泉州近郊的颜魁槐 , 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翔实的记述 , 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家族是如何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 。 “伤哉!”他以哀叹开篇 , 接着写道:

勾伍之毒人也 , 猛于虎 。 我祖观田公六子 , 三死于是焉 。 弟故 , 兄代 。 兄终 , 弟及 。 在留守卫者一 , 毙于滇南者二 。 今朱家自嘉靖六年着役 , 抵今垂八十载 , 每回家取贴 , 万里崎岖 , 子姓待之若平

(凭)

空开骗局者 。 然曾不稍加怜恤 , 窃恐意叵测 , 我家未得晏然安寝也 。 故纪伍籍谱末 , 俾后人有所据 , 稽考从戎之繇、勾清之苦 , 与二姓合同均贴始末 , 得先事预为之备焉 。

洪武九年抽军 , 本户颜师吉户内六丁 , 六都朱必茂户三丁 , 共合当南京留守卫军一名 。 先将正户颜丁应祖应役 , 乃观田公第四子 , 时年一十四岁 , 南京当军病故 。 勾次兄应安补役 , 逃回 , 称作病故 。 勾长兄应乾补役 。 洪武十四年 , 调征云南 , 拨守楚雄卫 , 百户袁纪下分屯种军 。 在卫二十八年卒 , 今有坟墩在 。 生子颜关、颜保 。 永乐八年勾军 , 推乾第五弟应崇起解补 , 在途不知日月病故 。

至宣德三年 , 称作沉迷 , 将户丁颜良兴寄操泉州卫 , 至正统三年戊午故 。 勾朱必茂户丁细苟补操 。 至景泰三年 , 将细苟起解楚雄 , 本户贴盘缠银二十二两五钱、棉布三十匹 。 细苟到卫逃回 , 册勾将朱末初起解 , 本户又贴银二十二两五钱、棉布九匹 , 到卫逃 。 册勾将朱真璇起解 , 又贴银一十两 。 至弘治间逃回 , 仍拘起解 , 又贴银十两 。 正德十一年 , 又逃 。 嘉靖六年 , 册勾逃军 。 本府清理 , 审将朱尚忠起解 , 颜继户内津贴盘费银三十八两 。 二家议立合同:“颜家四丁当军百余年 , 俱各在伍身故 。 朱尚忠此去 , 务要在伍身故 。 发册清勾 , 颜家愿替朱家依例津贴盘费银两 。 ”

至嘉靖廿一年 , 尚忠回籍取贴布匹银两 , 本家每丁科银一 钱 , 计三十四两 , 余设酒呈戏 , 备银送行 。 至戊午 , 尚忠称伊行年六十有余 , 退军与长男 , 代我家当军焉 。 立合同 , 再年每 丁约贴银三分 。 尚忠回卫 , 父子继殁 。

至万历壬午 , 孙朱邦彬回籍取贴 。 计二十五年 , 每丁依原谣出银七钱五分 , 除贫乏、病故、新娶 , 实只有银四十二两 。 彬嫌少 , 欲告状退役 , 又欲勒借盘费 。 故会众与立合同 , 每丁年还银六分 。 癸巳 , 朱仰泉取贴 , 本族还银不上四十两 。 朱家以代我当军不理 , 除往来费用 , 所得无几 。 大约朱邦彬既长 , 子孙在卫 , 退役虽非本心 , 无利亦岂甘代我家?若一解顶 , 买军妻、备盘缠 , 所费难量 。 若再来取贴 , 处之以礼 , 待之以厚利 , 庶无后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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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魁槐笔下的悲惨故事 , 要从颜家在明代户籍制度中的身份讲起 。 颜家被朝廷编为军户 。 在明代大部分时间里 , 人口中的这一特殊群体构成了军队的核心力量 。 军户必须世世代代为军队提供军人 。 并不是说军户中的每一个人——准确地说 , 每个男丁——都要当兵 , 而是说他们有义务为军队提供一定数目的人员 。 通常而言 , 每户一丁 。 颜家的情况有些复杂 。 他们和朱家——当地的另一个家族——共同承役 。 换句话说 , 两家须联合派出一名士兵 , 其中颜家负主要责任 。 颜朱两家组成了所谓的“正贴军户” 。

洪武九年

(1376)

, 颜朱两家被征入伍 , 颜氏家长颜观田率先出丁 , 以确保两家履行义务 。 他选择让第四子颜应祖服役 。 应祖当时不过是个十四岁的男孩 , 就被遣往远方的南京戍卫 。 他在伍时间很短 , 到京师后不久便因病身故 。 颜家随后派出另一名幼子接替应祖 。 这个孩子也没服役多长时间 , 就当了逃兵 , 不知所终 。 颜观田别无选择 , 只得继续出丁 。 这次他态度一变 , 命令六个儿子中的老大应役 。

洪武十四年

(1381)

, 颜家长子被调往千里迢遥的西南边疆 , 戍守云南楚雄卫 。 他在那里终身服役 , 再未回乡 , 于永乐八年

(1410)

去世 。 勾军官吏第四次登门 。 颜观田已是风烛残年 , 却不得不再择子顶补 。 新兵甚至连驻地都没见着 , 就在长途跋涉中不幸病故 。 颜观田去世时 , 他六个儿子中的四个服过兵役 。 三人入伍不久即离世或逃亡;唯一的“幸存者” , 则远离家乡 , 在西南丛林卫所里度过余生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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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十多年 , 颜朱军户没有再派人当兵 。 这可能要感谢负责相关文书的书吏粗心大意 , 未及追查 。 到了宣德三年

(1428)

, 明军兵力严重短缺 , 朝廷重新清理军伍 , 勾补逃军 , 力图填满缺额 。 部分官员认为 , 士兵驻地远离本乡是军队失额的原因之一 。 有些新兵在漫漫长途中患病、死亡 , 颜观田的两个儿子就是如此;有些则如同颜家的另一个儿子 , 宁作逃兵 , 也不肯和家人天各一方、永难再见 。

军队的对策 , 可被称为“自首政策”:若负有补伍之责的男丁主动向官府自首 , 他将得到清勾官吏的保证 , 不会被送回本户原来服役的远方卫所 , 而是在家乡附近就地安排 。 颜良兴 , 这名年轻的颜氏族人于是借机向朝廷自首 , 成功改编到不远的泉州卫服役 。 他于十年后去世 。 至此 , 颜家已经服了六十多年的兵役 。

颜良兴身故后 , 颜家再无役龄男丁 。 于是乎 , 替补军役的责任转移到了“正贴军户”的另一家人身上 。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 , 朱家先后派出四名族人参军 。

随着边防所需兵员有增无已 , “自首政策”最终破产 。 朱家的第一名士兵又被遣回颜朱军户原本的驻地——西南丛林中的楚雄卫 。 两家人都十分希望他能恪尽职守 。 逃兵屡禁不止 , 是明朝军队的大问题 。 对军户而言也是个大麻烦 , 因为他们必须找人顶补 。 为了阻止本户士兵逃亡 , 颜朱两家精心安排 , 为每位新兵准备银两和棉布 。 表面上 , 这是“军装盘缠”;实际上 , 两家希望以此说服新兵留在军队 。 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 在役士兵一次又一次地逃亡 , 官吏便一次又一次地上门 , 勾取两家的替役者 。

时至嘉靖六年

(1527)

, 颜朱军户服役已超过一个半世纪 , 对其中的不确定性深恶痛绝 , 想要找到长远的解决方案 。 他们共同拟订了一份简明的合同 , 其内容迄今仍留在颜氏族谱之中 。 当时正在服役的朱氏族人是朱尚忠 , 他同意毕生服役 。

(合同赫然写道:“务要在伍身故 。 ”)

颜家为求放心 , 同意替朱家支付朱尚忠的军装盘缠 , 以确保他坚持履行两家的共同义务 。

事与愿违 , 该方案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 嘉靖三十七年

(1558)

, 朱尚忠自云南归来 , 提出一个新方案 。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 想要退役 , 并希望达成一笔交易:朱尚忠承诺 , 自己的直系亲属和后代子孙会永世承担兵役 , 作为交换 , 两家人须定期支付银两 。 尚忠的儿子和孙子相继补伍 , 这将使颜家免于世代当兵 , 转而以金钱代役 。 只要持续付钱 , 颜家就再也不必担心会有官吏将颜氏族人推上战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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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怡明在上课 。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 , 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 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 。 擅长利用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史 。 著有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02) ,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2008) ,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2018);编有The China Question: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Rising Power(2018) , 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2017) 。

颜朱两家起草的新合同比旧合同细致得多 。 其条文——同样被录入族谱——不仅包括两家的族际安排 , 还包括颜氏自家的内部协议 , 即如何筹钱给付朱尚忠及其后代 。 近两百年前 , 颜家被征入伍;而此时 , 颜观田的后代子孙很可能已有数百人之多 。 他们构成了所谓的“宗族” 。 合同明文规定 , 宗族中的每名男丁须逐年缴付一小笔款项 , 组成累积基金 。 准确地说 , 就是按丁摊派的人头费 。 而远在西南边疆的正军 , 将会定期收到来自本基金的报酬 。

终于解决了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 , 两家成员肯定如释重负 。 但故事尚未结束 。 新合同订立二十五年后 , 朱尚忠之孙回到家乡 , 抱怨酬劳太少 , 要求重修条款 。 颜家自度别无他法 , 不得不答应 。 他们提高了人头费 , 以应付新的、更多的军装开销 。

颜魁槐的记述止于万历二十一年

(1593)

, 他呼吁族人凡事要通情达理 , 满足朱家后人的全部要求 。 如果正军回来索取更多盘缠 , 族人务必“处之以礼 , 待之以厚利 , 庶无后患” 。 颜氏族人也许没什么机会遵行颜魁槐的嘱咐 , 因为半个世纪后 , 明朝土崩瓦解 。 取而代之的清王朝 , 在军队动员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针 。

颜魁槐受过良好的教育 , 科举及第 , 仕途得意 。 但是 , 他的记述不是站在学者或官僚的角度写下的 。 它既非哲学沉思 , 亦非政策分析 , 只是一份家族内部的文书 , 被录入族谱 , 主要供族人浏览

(颜魁槐也意识到 , 有朝一日 , 这份内部文书可能会作为呈堂证供交由判官过目)

。 它阐明了颜家为满足朝廷要求而做出的各项安排 , 并证实着这些安排的合理性 。 它的时间跨度逾两百年 , 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 。

像颜魁槐的记述这般 , 由家族成员出于自身动机撰写、继而被抄入族谱的文书 , 能够为刚才提到的两个核心问题提供答案 。 这些文本 , 由普通民众写成 , 旨在处理、评论日常问题 , 或许是我们研究明代平民历史的最佳史料 。 在我们能找到的各种资料中 , 它们很可能最贴近百姓的心声 。

这些文本 , 不是从主导动员的国家的角度 , 而是从被动员的民众的角度 , 揭露了明代军事动员的方方面面 。 它们诉说着生活在明代的百姓 , 如何一方面苦苦应对来自国家的挑战 , 另一方面紧紧抓住国家提供的机会 。 我撰写本书的主要动力 , 就是要将百姓的巧思和创意告诉读者 。 我将努力论证 , 他们的策略、实践、话语构成了一套政治互动模式 。 这套模式 , 不仅见于士兵之中 , 而且遍布社会的方方面面;不独属于有明一代 , 亦曾显迹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 。 甚至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 也可寻见其身影 。

给这类互动贴上“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标签 , 不见得错 , 但这是对历史的“后见之明” , 有简化问题之嫌 , 而且将国家和社会人格化了 。 社会由社会行动者——个人或家庭——构成 , 但每个社会行动者都在做着自己的选择 。 大部分时候 , 他们既不代表社会 , 也不以社会公益为目的 , 他们甚至不会产生这类想法 。 相反 , 他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 , 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事物 。

国家也非有意的 , 乃至协调一致的行动者 。 国家并不与民众互动 , 或者更准确地说 , 民众极少感觉到国家在和自己互动 。 民众的互动对象是国家的代理人:官员和胥吏 。 民众照章办事 , 造册登记 , 缴粮纳赋 。 我们可以从自身经验得知 , 在这类互动中 , 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我可以不折不扣地遵循政府官员的指示 , 一丝不苟、尽心尽责地登记各种文书簿册;我也可以拒绝服从这套程序 , 如果对方施压 , 我兴许会逃之夭夭 , 或者干脆揭竿而起 。

当然 , 民众和国家的绝大多数互动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 , 对我们来说是这样 , 对古人来说也是这样 。 此外 , 虽然有些政治活动没有涉及与国家制度或国家代理人的直接互动 , 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对这些活动而言无关紧要 。 国家的影响力无远弗届 , 无论其代理人是否在场 。 国家的制度和管理结构 , 是世人生活背景的一部分 。 在颜魁槐的记述中 , 军队将领和征兵官吏均未现身 。 如果我们就此认为国家缺席了颜朱两家的族际交涉与内部磋商 , 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 征兵制度是他们一切互动行为的背景 。 国家或许没有直接介入两家人的协商 , 但肯定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 。 这类协商很难被归入某一常见的政治行为范畴 。 可是 , 若无视其政治属性 , 将大错特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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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怡明在办公室 。

其实 , 很多政治行为往往只是一种平凡而日常的互动:介于被动服从和主动反抗之间 , 不直接牵涉国家或其代理人 。 在这个中间地带 , 百姓间接地而非直接地与国家机构、规管制度及国家代理人打交道 , 反客为主 , 移花接木 , 以求其得以任己摆布、为己所用 。

百姓为了应付与国家的互动 , 琢磨出许多策略 , 我们该如何描述这些策略呢?显然不能简单地按照官方文书的说法 , 给它们贴上“犯上作乱”或“行为不端”的标签 。 为了突破“顺从”“反抗”二元对立的局限 , 我选择了“日常政治”

(everyday politics)

这个术语 。 正如本·柯尔克夫烈

(Ben Kerkvliet)

所言:“日常政治 , 即大众接受、顺从、适应、挑战那些事关资源的控制、生产或分配的规范和规则 , 并通过克制的、平凡的、微妙的表达和行为完成这一切 。 ”

日常政治的“策略” , 是一种本领和技巧 , 可以被掌握或传授;或者说 , 它是一种“被统治的艺术” 。 这一概念的灵感 , 显然来自福柯笔下的“统治的艺术”以及斯科特所说的“不被统治的艺术” 。 正如福柯对“统治的艺术”之重心变化的描述 , 本书希望刻画出“被统治的艺术”的历史 。

本书与斯科特的大作在书名上仅一字之差 , 希望读者不要以为这只是在玩文字游戏 。 我想借此表明一个严肃的观点:明朝

(及中国历朝历代)

的百姓和斯科特笔下的高地居民

(zomia)

存在本质差异 。 前者的“被统治的艺术” , 不是一道简单的要么“被统治” , 要么“不被统治”的选择题 , 而是就以下问题进行决策:何时被统治 , 如何被“最恰当地”统治 , 如何让被统治的好处最大化、同时让其弊端最小化 , 等等 。

对明代百姓来说 , 日常政治意味着不计其数的权衡斟酌 , 包括掂量顺从或不顺从的后果、评估各自的代价及潜在的益处 。 强调这些权衡斟酌 , 并不意味着把百姓的所作所为简化为在理性选择驱使下的机械行事

(相反 , 他们是目标明确、深思熟虑的行动主体 , 通过有意识的努力 ,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同时 , 也不意味着将他们的努力矮化为“操纵体制……把自身损失降到最低”的一个实例 。

操纵体制的现象很可能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 , 但是 , 百姓如何操纵体制 , 为何要这么做 , 为此动用了哪些资源 , 对体制的操纵如何重塑了他们的社会关系……这些都是历史研究中有意义的 , 乃至亟须探索的问题 。 要回答这些问题 , 就要承认百姓有能力知悉自己与国家的关系 , 并应付自如 。 换句话说 , 他们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 。 本书将通过军户的故事 , 考察明代的日常政治 。 我们会结识彰浦郑氏一家 , 他们通过修改族长遗嘱 , 解决了怎样在家族内部定夺参军人选的问题;福清叶氏一家 , 他们通过维持与戍边族人的联络 , 化解了地方恶徒的刁难;福全蒋氏一家 , 他们仗着自己在军中的地位 , 参与货品走私和海盗活动 。 此外 , 还有很多很多人家 , 以及他们精彩绝伦的故事 。

上述家族应对国家的一系列策略 , 可分为四类 , 如表1所示 。 我已经提及从顺从到反抗这一光谱

(“顺从”与“反抗”的措辞相反相成 , 实则皆是从国家角度而言的)

;另一光谱则关于策略运思的程度:一端是随机应变的权宜之计 , 另一端则是蓄谋已久、井然有序的运筹帷幄 。


宋怡明:明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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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的极端反抗行为的表现 , 莫过于逃兵和哗变 。 明军士兵不是未曾造反或逃跑 , 但本书不会对它们详加讨论 , 原因并非在于它们不属于明代日常政治的范畴 , 而是因为士兵很少留下相关的书面记录 。 明王朝深受逃兵之害 , 作为对策 , 朝廷越来越倚赖募兵 。 募兵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 通常被视为压倒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 然而 , 几乎没有任何史料是从士兵的角度讲述逃兵现象的 。

军户肯定还有很多别的策略 , 因时制宜、灵活自如地应对挑战 。 “日常反抗行为”包括小偷小摸、故意拖延、冷嘲热讽、溜之大吉 , 等等 。 通过这么做 , 各地军户百姓竭力维护自身利益 , 对抗上司和朝廷的种种要求 。 人们一般也不会记下这类随机策略 。 要说从实践者的角度理解它们 , 历史学家可比不上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 因此 , 我也不会在这类策略上徒费笔墨 。

最适合历史学方法大展拳脚的 , 乃是对“日常政治策略”的研究 。 所谓“日常政治策略” , 指那些合乎规矩且被朝廷视为服从

(或至少不是反抗)

的策略 。 实施者一般都会将其用白纸黑字记下来 。 其实 , 每每正是这样的记录 , 使策略得以奏效 。 本书着重探讨的就是这一领域的策略 。

本文选自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一书 , 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

作者丨[加]宋怡明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