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代理劳荣枝案：“还有未揭谜团”，为何要给足她辩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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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荣枝落网，法子英才能盖棺，因为推动“7条人命案”的核心力量，只有他（她）们自己知道。甚至，就算他（她）们当时“头脑热” ，也肯定是有主次之分的。虽然，劳荣枝落网初期，媒体舆论已经进行全面“开扒” 。但是， “切入点”都基于道德层面，人性视角，关乎案情本身的介入，少之又少。

不得不承认，想要直面更为立体的劳荣枝，案情的面全视角，还需要透过法理的审判，进行全方位揭秘。据悉，一周前， “劳荣枝的二哥”已经委托法学教授吴丹红，作为自己妹妹的“辩护人” ，按照吴丹红教授的说法，媒体报道里还有很多谜团没有揭开。并且，考虑到对方经济状况也不太好，目前也没有谈代理费用的问题。就此，劳荣枝案算是要真正进入“法理审判”的阶段。

坦白讲，如果从笼统的案情分析来看， 20年前，劳荣枝就应该和法子英，一同走向刑场。然而，因法子英的狡猾诡辩，让劳荣枝才有机会偷生到今天。虽然，人们总说“天不藏奸” ，但是，能成功偷生20年，这足以实证，劳荣枝也非善类。

然而，这些都属于案情之外的评述，对真正审判劳荣枝起不到作用。说到底， “法理审判”讲究“程序正义” 。讲得直白一些，就算眼睁睁看到罪犯杀人，也需要将其押解到法庭上，进行罪行的定性。而非，就地正法，不讲细节。

所以，作为劳荣枝的家属，按照法理审判的要求，给她聘请律师辩护，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这样的行为，从道德认知上看，貌似有些多费手续。但是，这样的法理秩序，才能更好的为人服务。因为，对于罪恶的审判，除却是对当事受害者的告慰，更多是要对案情之外的社会人，作出警示和反思。

并且，审判的意义，并不只是追求惩戒，而是为追求真相。而对于劳荣枝和法子英而言，从作案的性质上，算是同伙作案。但是， 20年前，因劳荣枝没有被抓捕到，导致所谓的“真相”只是法子英的一面之词。而对于他（她）们真实的作案过程和细节，至今未解。

事实上，对于劳荣枝而言，普遍的案情认知中，有两种较为分化的观点：其一，劳荣枝的罪行，是被法子英带坏的，甚至是强迫的结果，所以，劳荣枝有无辜的一面；其二，既然当年二人合伙作案，罪行就没有孰重孰轻的分别，所谓的最终动手，只不过是整个案情的终结手段，与谁动手无关。

坦白讲，很明显的是，第一种观点，是道德认知下的产物。而第二种观点，明显带有法理审判的逻辑。但是，两种认知，也仅限于在舆论传播中发挥作用，对于劳荣枝案本身，都属于外围观点，笼统认知。因为，在法理的审判中，关注的是细节和过程，而非仅以结果定罪。

所以，劳荣枝的二哥给妹妹聘请辩护人，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并且，通过聘请学术功底深厚，有经验的辩护人，更有利于厘清案情，除却对当事案件有利好的一面，同时，也有利于人们更立体地看待犯罪的过程，起到警示和反思作用。

另外，劳荣枝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不代表她就有作恶的理由， “这一点”不应该成为脱罪的理由。因为，贫穷和犯罪，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能说，贫穷可能会助长犯罪。而且，在20年前，整个大环境中，人们都也不富裕，所以这不应该成为作恶的主要推动力。

并且，关于原生家庭之恶，是该有所收敛的看待。从某种意义上讲，劳荣枝的原生家庭之中，应该不止一个孩子，为何只有她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其中的是非，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但肯定不是主要推动。所以，在具体的探讨上，还应该更为客观一些，理性一些。

因为，不管是“理性的犯罪” ，还是“非理性的犯罪” ，核心的推动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恶行之上。甚至，从人性的复杂来看， 20年后的劳荣枝，在回看当年的恶行时，也会感到某种匪夷所思。可惜，人生只有一次，没有后悔药。

当然，给劳荣枝足够的辩护空间，不等于我们要给她求生的空间。就如吴丹红教授所言：“本身我也是研究证据法学的，学术方面也有在搜集一些相关的案件案例，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也就接受了” 。言外之意，代理劳荣枝案，真正的意义在于对正义的落实和厘清，而非是道义层面的救赎劳荣枝。

对于如此残酷的一件事情儿，如果仅仅建立在媒体资讯的判断之上，这肯定是不妥当的。因为，传媒本身的推动，更多是情绪，而非常识。这导致，很多人在不明事实的情况下，就开始不自主的站队吆喝，甚至，在口舌之快之余，还要构建较为凶猛的“言论暴力” 。

并且，一波又一波的发泄之后，案情可能更加混沌。所以，将“劳荣枝案”拉回到法理的层面上，其实，也是对外围认知的一种纠正过程。毕竟， 20年过去了，别说外围的认知，就连当时的“案中人”也都开始有些恍惚。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到法庭上，进行逐一揭开。

而那些在道德问题上有些急躁的理想主义者，不理解法律在人类事务中的地位，他（她）们在法律上和法律之外寻求正义，并把他（她）们自己的正义观念置于舆论的情绪之中，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说，他（她）们真正关注的不是“当事人” ，也不是“社会人” ，而是他（她）们的口舌之快。

与此同时，他（她）们以正义之名把法理抛诸一旁，显然假定，个人的正义观念和法理正义是一致的。可是，这种想法几乎是天真的。别说他（她）们的学识不足以维持正义的普遍性，就算是都是法学教授级的道德审判，可能也会陷入“一团乱麻” 。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这意味着我们在道德问题上的分歧是真实而深刻的，而不仅仅流于表面上。它同时意味着我们在达成一种高层次的一致时，是较为困难的。此刻，似乎只有法理审判才能回避和打消各种分歧，要不然各说各话，永远无法确切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