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搬硬套冷战思维，只会越套越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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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证明中美之间存在一场不断升级的经济、意识形态冲突，那你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证据：搅动中美两国经济的贸易战、香港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对峙、休斯顿火箭队高管涉港言论引起中国迅速反击。特朗普总统似乎认为，一场新的冷战就在眼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敌手，认为中国决意拆毁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建立有利于中国的新秩序。这个观点在美国政府之外也被炒得沸沸扬扬。今年年初，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重新组建，该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代末，推动大规模军力扩张；1970年代再次成立，促使美国对苏联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手段。现在，它寻求动员全体美国人跟中国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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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12月2日刊登梅尔文·莱夫勒文章《中国不是苏联，混淆两者很危险》

作为历史学家，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在撰写关于美苏冷战的文章。随着中国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日益增长，用美苏冷战框架分析中美关系尽管充满诱惑力，但将两者相提并论是一种极大的错误。冷战之所以爆发，不是因为当时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这么简单，而是跟美国在1945年之后面临的具体情况有关。美国当前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今国际舞台的实力格局以及美国对立政权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都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在今天的环境下，以1940年代末遏制战略为首的一系列冷战政策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有可能加剧紧张局势，使世界坠入毁灭螺旋的危险境地。

与1940年代美国所认识的苏联人不同，今天的中国人并不寻求破坏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点，而且在扭转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和抗击流行病等方面跟美国有相近的利益。美国应该既把中国当作真正的对手，也将其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尽管近期中美关系紧张，但这种对峙的危险性远远小于二战之后的美苏对抗，而且中美之间的合作对于两国乃至全球人民来说更为重要。

冷战开始时，世界刚刚经历了30年的全球性冲突和大萧条。超过800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超过6000万人（译注：比较保守的统计也有7000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 1945年的时候，美国人很难想象大国之间能长期保持和平，很少人认为美国战争期间建立在军费开支上的繁荣能维持下去。当时的欧洲和亚洲是一片废墟，农田被水淹，堤坝被摧毁，牲畜被杀戮，桥梁被炸断，铁道被破坏，工厂被夷平。欧亚两大工业强国德国和日本被摧毁和占领，英国几乎破产，法国社会沮丧。全球范围内，民主资本主义声名狼藉，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罪魁祸首。 1955年，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我们生活的时代，群众对自由民主发起了大规模反革命。这是西方无力应对20世纪的苦难和焦虑所产生的反作用。 ”

当时，美国的黄金储量占世界总量的2/3 ，资本占全世界3/4 ，制造产能超过全世界一半。美国的GDP是苏联的三倍、英国的五倍。美国的空军和海军都占据主导性优势；航母和海军陆战队使美国有能力跨洋投射军力；而且它是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然而即便美国当时的实力优势如此明显，其外交建制派精英仍然担心那只是昙花一现。

苏联饱受战争摧残，实力无法与美国同日而语。但共产主义政权存活了下来，通过战胜纳粹德国获得了合法性。斯大林从周边地区的权力真空中看到了机遇，一面巩固对东欧地区的掌控，一面对伊朗施压，并试图控制土耳其海峡。

当时在世界各地，苏联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容小觑。纳粹德国投降后不到两个月，英国人用选票把象征着民主国家勇气的温斯顿?丘吉尔赶出了首相府，选出了一个倡导福利国家和关键产业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府。战后时期，尽管英国工党领导层厌恶苏联共产主义，但其他国家的左翼选民并非如此。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能获得20-40%的选民票。

在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队掌权。在中国，中共控制了大陆。亚洲和非洲涌现出一整代民族主义革命者，他们高度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这些国家的落后归咎于殖民者无情的剥削。斯大林主义苏联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似乎给国家发展、现代化和军力提升指出了一条捷径。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汲取的最大的战略教训是，绝不允许敌对势力掌控欧洲和亚洲的资源——这便是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规划的基础。 1937-1942年间，纳粹德国和日本分别占领了欧洲和亚洲的大片土地，攫取了这些土地上的原材料、工业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力。正是凭借这些资源，轴心国才敢袭击美国，掀起一场持久战。战后美国领导人决心不让历史重演，但他们采取的措施最终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美国军方和政府决策者并不担心苏联会发动蓄谋已久的军事进攻。他们确信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会自认实力不济，不会冒险与美国交战。饶是如此，美国官员仍然担心斯大林会对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动荡加以利用。他们认为法国和意大利强大的共产党可能会成为执政党，带领国家并入苏联势力范围。他们认为美国的舆论可能迫使国家撤回所有海外驻军，就像一战之后一样；然后苏联会引诱德国和日本加入自己的阵营。

美国认为，苏联可能会逐步积累制造战争的经济实力，一旦未来因战略误判而爆发战争，苏联将有能力与美国长期斗争。即便在和平时期，苏联也对美国构成深刻的挑战。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宣称：“如果放任共产主义吸收自由国家，那我们就会陷入补给被切断、友邦被阻绝的孤立境地。届时我们将不得不采取防御手段，但那样做会掏空国库，让我们的生活面目全非，美国也就不成之为美国了。 ”杜鲁门警示说：“最终，我们将不得不成为一个兵营国家，把一套我们闻所未闻的中央集权统治强加在自己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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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要“遏制共产主义”

这些恐惧导致美国对苏联采取了遏制政策。美国外交官中的苏俄专家乔治?凯南从驻莫斯科大使馆观察苏联的举动，他于1946年2月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电报，这份电报极大影响了美国后来的行为。凯南提出，美苏之间不可能找到“长期共处之道” ，所以美国应该遏制苏联扩张，从而削弱其经济和社会体制。

美国政府官员对凯南这份电报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凯南被新任国务卿、原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任命为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正是在这一要职上，凯南奠定了遏制政策的基本框架。他认为关键在于削弱苏联收编主要工业国的能力，尤其是西德、西欧和日本。凯南的团队制定了马歇尔计划的框架。它致力于重建西欧民主国家的经济、侵蚀共产党的民众基础，并通过复兴西德来稳固整个西欧。

凯南和他的团队深知，恢复欧洲、重建德日会引起莫斯科的强烈回应。让德国西部复苏、把它与其他西方国家绑定，预示着独立德国的复兴或者说强大西方阵营形成。苏联看到了威胁，试图通过封锁柏林来阻挠美英的计划。美英两国则向西柏林空运物资，并牵头成立了北约组织。

在欧洲失利之后，斯大林将注意力转向了远东地区，加大对中共的援助力度，扶植金日成掌握朝鲜政权。另外，自从美国对日本进行核打击之后，苏联加紧研发核武器，终于在1949年8月成功爆炸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美国决策者担心掌握核能力的苏联会跟美国平分秋色，导致后者丧失冒险能力，于是决定研制氢弹，并为长期冷战制定清晰的战略蓝图。美国要加强军事能力建设，提升西德等西欧国家以及日本的实力，并遏制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势力扩张。

在短短五年内，伟大的反法西斯同盟就瓦解了，世界坠入噩梦般的冷战。

回顾冷战早期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拿冷战来类比当今的中美关系是件多么不恰当的事。当前美国面临挑战的历史背景跟冷战时期不同：过去三十年，世界没有经历全球战争和大萧条，而是经历了大国和平共处、经济增长（尽管2008-2009年曾发生经济危机）、大规模脱贫（尤其在中国、印度）。在两次大战之间，全球贸易萎缩、关税飞涨；但过去三十年里，全球贸易、外商投资和资本流动都出现了显著增长。二战刚结束，苏联领导人就在本国经济和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之间划清了界限，但今天的中国已然将自己打造成了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心枢纽。

当冷战序幕拉开时，美苏之间基本没有贸易和投资往来。因此，美国孤立对手并不会造成什么损失。如今，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供应链错综复杂，中国大量地对外贷款且拥有巨额美元储备，如果采用冷战政策，国际经济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健康将很难得到保证。

今天的地缘政治实力格局也和当初大不相同。冷战开始时，欧洲和亚洲存在大量权力真空可供苏联挖掘利用。放眼当下，中国周边有国家富裕、民族自豪的日本，有体制茁壮、民族主义高涨的印度，有朝气蓬勃、极具竞争力的韩国。中国受到重重限制，并没有太多扩张的机会。

中国人很清楚周边地区的现实情况，也很清楚今天的美国不同于1945年的美国，在亚洲各处都建立了长期同盟并维持着军事基地，而且并不想把军队撤回本土。二战后欧洲帝国的崩溃使苏联得以在冷战初期对前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革命加以利用，但时至今日，去殖民化时代早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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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来源：产经新闻）

当初，世界许多地方都团结在苏联反对资本主义、为无产阶级实现正义平等的旗帜之下；但如今中国并没有可以兜售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今天的中国虽然可以抨击西方民主制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国已经拥抱了资本主义思维和民族主义道德观。中国不像苏联那样以平等公正的卫道士自居，难以对周边国家内部的不满情绪加以利用。比如印度穆斯林哪怕再满腹委屈，也不会指望中国提供解决方案。

基于以上原因，今天的情势和冷战初期可谓截然不同。当年的苏联可以“生吞”一整个国家，比如波兰。如今中国在南海再怎么行动，都不可能比得上冷战初期苏联给美国造成的威胁。不会有人真的认为中国打算集结亚洲和欧洲的资源，来对美国发起战争吧？

除了遏制苏联之外，美国的冷战政策——比如马歇尔计划和重建西德——本身都是有正当理由的。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重建欧洲的益处大于疏远苏联的成本，因此他们才实施了这些政策。美国官员认为他们军事实力和原子弹可以威慑苏联，让苏联放弃战争，接受美国的支配——这个结局值得为之一博。

如今，中美交恶给美国的潜在回报与它带来的风险不成比例。事实上，风险远大于回报，中美失和产生的经济成本远大于1940年代美苏交恶的经济损失。美国不应主动寻求与中国进行冷战，而应谨慎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冷战的措施。不同于当年的遏制政策，美国今天的目标不是扳倒中国政权。

我们不应把中美关系套入美苏冷战的框架，这种糟糕的类比可能使中美对峙演变为冷战。我们只需回顾美国1890-1920年代的历史，便能看出中国当前的举动实属正常。在那三十年里，美国迫使英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海事和渔业权利作出让步；执意让英国在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进行领土争议仲裁；把英国排除在中美洲运河区有关条约之外；随后又干预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等地，接管这些国家的海关外务，防止英国等欧洲国家干预该地区。接着，美国操纵了哥伦比亚内战，策动巴拿马独立，获得了开凿两洋运河和构筑防御工事的垄断权。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和国力的提升，它指望别国对它百依百顺。

通过反省这段历史，美国人应该不难理解中国行为背后的动因，进而对它们审慎地进行评估。但我们不应该以零和方式对待国际政治——这正是冷战框架所鼓励乃至制度化的。美国应当团结西太平洋地区的长期盟友，改善与印度、越南和印尼的关系，打击知识产权盗窃，拒绝强制性技术转让。但同时，美国也必须在开放贸易、自由航行、应对气候变化、抗击流行病、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打击全球性恐怖组织等方面，承认并维持与中国的共同利益。

中国地区地位的上升、全球实力的提高，必然与美国形成固有的对立，这一点不容忽视。但美国也应该主动避免两国滑向互相猜忌的深渊，那将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时代。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