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奥斯曼末期的遗迹，感触帝国的余晖与挣扎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走访奥斯曼末期的遗迹，感触帝国的余晖与挣扎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的交汇处，远眺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法蒂赫区），或是站在14世纪热那亚人所见的加拉达石塔上俯瞰：一座座巍峨的清真寺，矗立在不同的山丘之上，碧海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壮美，诠释了这座千年古都“七丘之城”的美誉。

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旁边的蓝色清真寺，这些构成老城区天际线的宏伟建筑广为人知。但当你走过一座座带有欧式风格的奥斯曼建筑前，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与君士坦丁大帝运来的埃及方尖碑、阿波罗之柱，以及查士丁尼重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些千年古迹相比，这些近代建筑的历史也就100多年，显得格外年轻。

但它们同样沧桑，其古典与近现代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将伊斯兰的艺术传统与与欧洲近代工艺完美结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现着帝国最后的辉煌，以及背后的挣扎与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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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赫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地区，是市内的中心区域，即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取的伊斯坦布尔，故法蒂赫至今被称为“真正的伊斯坦布尔”或“原始的伊斯坦布尔” 。图为1890年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法蒂赫。

奥斯曼的“洋务”先驱

但在底万大街的西端，有一座八角形的大理石白色建筑，上有穹顶，显得格外别致。

这座建筑并不高大，却不乏雍容华贵的气势。在它西侧100米左右的地方，也就是叶尼舍里大街（Yeni?eriler Cd.）的东端，还矗立着一根包裹着黑色钢箍的石柱。这根石柱是1700年前君士坦丁大帝为了装饰新首都，从罗马搬运过来的阿波罗之柱。

与这座千年遗址相比，这座白色大理石建筑修建于19世纪中叶，其历史都比不过前者的零头，但两者都体现了环地中海世界两大帝国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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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是白色大理石穹顶建筑，左侧可见君士坦丁大帝搬来的阿波罗之柱本文除注明外图均由作者本人拍摄

这座白色的大理石建筑深处闹市，周围不但有着土耳其人自己的商店、餐厅，还有星巴克、汉堡王这些国际连锁快餐。但令很多人想不到的是，这是一座安葬着三位苏丹的陵墓！中国的帝陵绝大多数都在远离市井的郊外，周外还是茂密的树木，这反映出生死观的差异。

官方给这座建筑标注的英文名称是“马哈茂德二世的陵墓与陵园”（Tomb and Cemetery of Mahmud II）。是的，这座为安葬马哈茂德二世苏丹（在位1808-1839年）而修建的穹顶建筑，还连带着一个不大的陵园， “安葬着大臣、作家、诗人，他们大都于1840至1920年间安葬于此。 ”

从陵园进入这座大理石穹顶建筑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大殿。殿门的牌匾上书写着精美的“泰斯米” ，殿内安放着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位：1861-1876）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1876-1909）这三位苏丹的棺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皇室成员。

这座陵园的管理体现了伊斯坦布尔的开放与包容。与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及托普卡帕宫等“博物馆”不同，它与伊斯坦布尔的很多清真寺一样，并不收费，也不限制任何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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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茂德二世的陵墓与陵园殿内穹顶，水晶灯是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所赠。右为拿破仑三世所赠的挂钟。

这座陵墓是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在位：1839-1861）为其父马哈茂德二世所建。图中的水晶灯是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所赠。此外，殿内还有拿破仑三世所赠的挂钟。这就反映了当时奥斯曼与英法良好的外交关系。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就是搭乘英法的战车，取得了对俄罗斯的胜利。甚至这一时期著名的“坦齐马特”改革，多多少少也有带有迎合英国价值观的意思。但随后残酷的国际局势证明，英法两国不能挽救奥斯曼的命运。奥斯曼君臣不得不转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

大殿后排靠窗的地方，安放着三个巨大的棺椁，即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勒·阿齐兹（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马哈茂德二世，堪称奥斯曼的洋务先驱。如果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算，则比奥斯曼帝国晚了将近半个世纪左右。

当然，奥斯曼帝国对欧洲文明的吸收与借鉴，要远远早于19世纪。很多环地中海沿岸的伊斯兰国家，与欧洲文明并不遥远。再加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一些渊源，历史上的穆斯林积极吸取了欧洲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将其与东方的波斯文明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加灿烂的伊斯兰文明。这种包容与开放，对于将版图开拓到欧洲的奥斯曼帝国来说，更加明显。

例如在奥斯曼时代， “君士坦丁尼亚”仍然被官方作为正式名称，频繁使用。而今天使用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也来自于希腊人。而这座陵墓附近那个君士坦丁之柱，也一直保留至今。

但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毕竟存在着顽固的保守势力。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时候，苏丹谢里姆三世建立新军，试图摆脱保守的叶尼舍里军团，但却惨遭废除。但马哈茂德二世即位后，却成功以铁腕手段铲除了抵制改革的保守势力。

他的近代化改革已经不局限在军事领域。其中最为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亲自带头，让奥斯曼高层换上了“洋装” 。

当然，服饰的改变，本身不能改变国家与社会，但却充分表现了帝国核心圈学习西方的热情，更在心理上减少了各阶层民众对于外来文化的陌生与排斥，从社会心理层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相较而言，大清帝国即便到了最后的十年，其领导核心也没有大规模换装。

但马哈茂德二世并没有改变帝国的颓势。掌控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名义上只是奥斯曼苏丹的藩臣，但就是这位藩臣派遣埃及大军，挥师东进，占了奥斯曼在今天叙利亚的领土，甚至挺近安纳托利亚高原，进入帝国腹地，严重威胁了帝国的生存。

1839年，马哈茂德二世苏丹面对岌岌可危的江山，含恨而终。但奥斯曼的改革并没有终结。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内，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坦齐马特”时代，改革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甚至到了187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了第一步宪法，召开了国会。如果把奥斯曼帝国算做一个亚洲国家，那它的宪政之路堪称亚洲之最，要比日本领先了13年。

但这部宪法诞生不久后，奥斯曼帝国就与沙俄陷入了战争。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军事改革，奥斯曼军队在战场上表现顽强，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但奥斯曼军队在局部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阻挡俄军兵临城下。

马哈茂德二世的孙子， 34岁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是在这种险境中，继承了皇位，成为奥斯曼乃至中东近代史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评价，至今仍然是中东世界一个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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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来缅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土耳其人。根据笔者与他们的交流，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他们心中不仅仅奥斯曼的皇帝，也是哈里发。

伊斯坦布尔大学：帝国的文治武功

受西方价值观影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经常被描述成一位专制、独裁、守旧的暴君形象。这样的历史形象，也往往主导着很多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

但陵园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介绍却又是截然相反的开明形象：“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颁布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部宪法，开议会、创办综合性学校，修建铁路、电车、电报，此外他实行的改革还涉及文化、交通、公共工程等领域。 ”当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不久，就关闭了国会，直到30年后才被迫重开，这也是很多人指责他“专制独裁”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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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校门

从这座陵墓往西走，大约一公里的路程，穿过巴耶齐德广场，就会看到伊斯坦布尔大学主校区的校门。其气魄之宏伟，完全可以通过图片予以展现，无须赘言。门上用现代土耳其语（拉丁字母）拼写着“伊斯坦布尔大学” ，其下方正中央的阿拉伯字母文字，或许是奥斯曼文，但用阿拉伯语也能看出是“军务衙门”的意思。

的确，这一开始并不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所在地，而是奥斯曼末期的战争部，由法国建筑师设计，建成于1870年，正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叔叔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位期间。

1923年，取代奥斯曼王朝的土耳其共和国将首都迁至安卡拉，战争部也就将这个办公地点移交给了伊斯坦布尔大学。作为奥斯曼末期的军事中枢，这个地方应该见证了奥斯曼帝国最后50年在军事上的挣扎与自强。

对于不幸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言，他刚即位不久，就赶上了俄土战争。但他却在1897年对希腊的战争中为祖国洗刷了耻辱，当时奥斯曼军队大败希腊，检验了这位苏丹在位20年来于军事领域的努力。

进入校园内，就能感受到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宗教与世俗相对立的二元叙事，在此变成了宗教与世俗的共存与包容，看不见两者的冲突。与伊斯坦布尔很多地方一样，戴头巾的女孩与长发飘飘的闺蜜行走一起，丝毫感受不到双方之间的隔膜。

校园中，还矗立着一座建于马哈茂德二世时期（1826年）的巨型石塔，也为校园增添了几分沧桑与底蕴。

而伊斯坦布尔大学本身也不乏历史的积淀。今天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校史会追溯到1846年的“学堂”（Darülfünün）， 1870年更名为“奥斯曼学堂” ，设有文学、法律及科技等专业。 1881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关闭了这所学校，但又在1900年予以复建，并重新命名，英译为“帝国大学” ，较之前增加了更多的专业。当然，伊斯坦布尔大学只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教育领域的一个缩影。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位苏丹建立了中学教育体系，也创办了许多军事与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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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建于马哈茂德二世时期（1826年）的巨型石塔下喝咖啡聊天。这座石塔最初的功用是检测火情。

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德土同盟的见证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2公里左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

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与蓝色清真寺的中间，又一个不太大的亭子。如果不知道，恐怕很多人会误以为是一座墓。但它实际上是为纪念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98年第二次到访君士坦丁堡所建，英译“German Fountain” 。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威廉二世两次访问奥斯曼帝国，凸显了两国关系之亲密，也说明没落的奥斯曼帝国，仍然是欧洲博弈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青年土耳其党在1909年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后，他们控制的奥斯曼帝国仍然奉行亲德的外交路线。这说明奥斯曼末期，帝国的亲德外交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很难因为掌权者的更迭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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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威廉二世到访的“亭子” ，背景中右侧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铁路。威廉二世为了与英国、沙俄争夺世界霸权，试图修建从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即昔日的拜占庭，直到巴格达的铁路，即国际关系史著名的“3B铁路”计划。

面临国家的分裂主义危险，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也试图通过铁路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的交流，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认同。对于苏丹来说，他更想修建一条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地那的“汉志铁路” 。而从大马士革到君士坦丁堡，也同样需要铁路。如此，德国人修建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就成为帝国铁路网上的一颗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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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俯瞰海德尔帕夏火车站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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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内部 wikipedia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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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正在维修中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

图上这个城堡式建筑，位于今天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竣工于1909年8月，正好用来为新登基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献礼。当然，广义上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始建于1871年， 1890年开始通车。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末期，火车站成为了巴格达铁路（3B铁路从巴格达到君士坦丁堡段）与汉志铁路的最北端。 1906年，图片中的这栋城堡式火车站开始动工，由德国工程师参与建筑，其位置也位于当时的德国人聚居区。

对比19世纪中期奥斯曼众多的法式建筑，德式的海德尔帕夏火车站似乎反映了奥斯曼人对外心态的转变，也可以说是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当然，奥斯曼人的亲德路线有着充分的理由，至少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在工艺上表现出强大的后劲。

结合上述奥斯曼末期的建筑，再对比一下19世纪的北京城，就会发现无论就近代化的起步时间，还是就统治核心的改革热情而言，奥斯曼都要远超清朝。所以，今天石油资源并不算丰富的土耳其共和国，能够跻身G20行列，并具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离不开奥斯曼苏丹们所积累的坚实基础。但在中东独树一帜的土耳其，到了世界舞台，毕竟只是一个中等强国。而反观起步慢的中国，今天却是在各个领域后来居上。这其中的原因是多元的，但看看奥斯曼帝国昔日的版图，再对比一下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疆域，或许就会发现其中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关注中东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