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里发到凯末尔：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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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向德国

1914年6月28日，哈布斯堡王朝王位继承人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到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 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 7月31日，俄罗斯下达动员令，促使德国于8月1日向俄罗斯宣战。 8月2日，德国入侵卢森堡，并于8月3日向法国宣战。 8月4日，德国进军比利时，同一天，英国向德国宣战。奥斯曼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是统一进步党一贯的秘密外交。

7月22日，战争的爆发看上去还不是无法避免的，恩维尔帕夏就向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冯·旺根海姆男爵提出建立奥斯曼-德意志同盟，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则向奥匈帝国大使提出类似建议。两位外交官对此都不甚热情，直到情势的演变使战争一触即发，奥斯曼帝国在谈判后承诺将支援德国（如果俄罗斯介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斗争，德国又将支援其盟邦奥匈帝国），他们才改变态度。经苏丹批准，三国在8月2日签署了一项盟约。但奥斯曼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武装中立，让其他列强无法确定奥斯曼的意向。

早在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的军事专家就开始指导奥斯曼军队进行现代化。 1880年，《柏林条约》之后，奥斯曼处于动荡时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要求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提供军事及文官顾问。对苏丹来说，俾斯麦的德国既不与英国交好也不与俄罗斯结盟，以中立态度对待奥斯曼帝国—虽然这并不是事实，但这种假象使双方受益。两方的军事交流未曾间断过，奥斯曼军官也会前往德国接受训练，例如，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就曾在德国待过10年。这些交流对奥斯曼的军力提升确实很有效果，对一个生存极度依赖陆军的国家来说，它的重要性绝非英国对奥斯曼海军及法国对奥斯曼宪兵部队的协助所能相提并论的。与此同时，德国对奥斯曼的协助也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军火及钢铁行业。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投资就是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所使用的车辆和铁轨几乎由德国工业包办。德国分别在1888和1903年获得了科尼亚至巴格达和巴格达至波斯湾两段的修建铁路租让权，乐得协助奥斯曼抵挡英国在波斯湾的侵蚀并在帝国最偏远省份实施伊斯坦布尔的政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唯一信任的欧洲元首，他在1889年访问伊斯坦布尔， 1898年再访伊斯坦布尔及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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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的骑兵

英国的横行霸道也是促使奥斯曼倒向德国的因素之一。眼看开战在即，温斯顿·丘吉尔发觉伊斯坦布尔政府并无意愿与英国结盟，在1914年7月28日下令扣留奥斯曼海军委托英国建造的两艘战舰。两艘战舰的款项都以奥斯曼发行的公债付清，它们已经是属于奥斯曼的财产，奥斯曼自是举国愤慨。 8月10日，两艘德国战舰“布雷斯劳”号及“戈本”号获准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躲避英国船只的追逐，并于不久后被移交给奥斯曼海军，补偿英国扣留船只的损失。

在奥斯曼政治人物眼里，欧洲迫在眉睫的战事无疑是帝国采取行动摆脱列强经济奴役的大好机会。在与德国签订盟约的同一天，政府就宣布停止外债的偿付。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提议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债权国发布一份联合抗议，强调国际规则不应被单方面废止，但各国在抗议书的文字陈述上并没有达成一致。奥斯曼政府拒绝让步，这使奥斯曼与德国的关系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不太好。

另一个可以刺激穆斯林对抗西方利益的议题是奥斯曼特许令，长期以来，它都是国家积弱不振的替罪羊。 1908年以来，政府不断要求废除特许令，但列强不肯放弃既得利益。 1914年9月，奥斯曼政府单方面废除了特许令，赢得了民众自发的以及由统一进步党引导的支持。

战鼓擂响

“布雷斯劳”号及“戈本”号分别被重新命名为“米迪里”（即莱斯博斯岛的奥斯曼名称）号及“‘坚定的’苏丹塞利姆”号，其指挥为原德国海军少将威廉·苏雄，他从9月9日起出任奥斯曼海军司令。在他的指挥下， 10月29日，两艘战舰炮击俄罗斯的港口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及塞瓦斯托波尔，击沉多艘俄罗斯战舰。这个行动注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命运。 11月2日，俄罗斯向奥斯曼宣战，英国与法国随即也在5日宣战。 1914年11月11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向英国、法国及俄罗斯宣战。两天后，在托普卡帕宫圣物殿中，苏丹亲自参加仪式，宣布发动“圣战” 。五道教谕有史以来第一次号召全体穆斯林—特别是在被列强英国、法国及俄罗斯殖民统治的领土居住的穆斯林起而反抗异教徒。这个号召获得了阿拉伯穆斯林神职人员的普遍欢迎，但关键人物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却拒绝配合苏丹，理由是如果他鼓动当地的穆斯林采取行动，有可能激怒占据埃及并控制红海航运的英国，促使它封锁并炮击汉志港。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则沉默以对—例如在埃及与印度，教谕则要求人们唯英国之命是从。

奥斯曼的军事指挥中心在伊斯坦布尔，它与军队的各个作战地点隔着广阔的安纳托利亚土地。交通状况在过去50年中已经大幅改善，但公路与铁路网仍然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军队的动员与补给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从伊斯坦布尔到叙利亚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到美索不达米亚则要两个月。铁路建设正在飞速进行，但铁路系统总有不可避免的缺口，军队及补给不得不依赖船、卡车及骆驼。毗邻俄罗斯的边界情况也很糟糕：铁路只到安卡拉东边60公里处，从这里到埃尔祖鲁姆行军要35天。陆路情况很糟，海路则因地中海有英国海军、黑海有俄罗斯海军而充满危险。奥斯曼帝国是个农业国家，却把自己丢入了一场工业化的战争。组织一支军队固然不成问题，但它却缺乏支持其行动的能力。

奥斯曼帝国对抗敌人的活动在不同的时间分别集中在四条战线上：安纳托利亚东部与高加索地区、达达尼尔海峡、伊拉克，以及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情况对奥斯曼来说并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德国的支持显然无法保证他们获得胜利。 1914年11月，英国占领了巴士拉，向北进入伊拉克。第四军统帅杰马尔的部队的目标是将英国逐出埃及，但1915年2月，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受阻，第二年夏季再度无功而返。

在1915年1月安纳托利亚东北的大雪中，欲报1877至1878年丧土之仇的恩维尔帕夏在萨勒卡默什与俄罗斯军队交战，奥斯曼部队损失将近8万人；1916与1917年之交的冬天，在穆什-比特利斯前线， 6万奥斯曼士兵阵亡。奥斯曼获得的胜利极少，且往往后面会遇到更大的失败：1917年春，奥斯曼军将英军赶出巴勒斯坦，但同年12月，他们又丢了耶路撒冷；虽然1915年12月与1916年4月之间，奥斯曼军包围并占领了伊拉克南部的库特，但6个月后却丢了巴格达。在土耳其人心目中，库特之役固然是奥斯曼的胜利，但真正名留青史的一战则是1915至1916年的达达尼尔战役，又称“加里波利之战” 。此役不仅是一次重大的战略胜利，而且具有提振民心士气的作用，同时也令他们的盟邦德国对奥斯曼刮目相看。但奥斯曼在加里波利之战的损失极为惨重，死亡者约有9万人，伤者约16.5万—而且这显然还是十分保守的估算。

奥斯曼在四年战争期间损失的人口数量同样令人震惊，死于疾病的人多于因伤死亡的人。据估计，阵亡的战士约有32.5万，伤者约有40至70万，其中6万不治身亡。另有40万人死于疾病。因此，战斗人员死亡总数将近80万。 1917年3月与1918年3月之间，实际可作战部队从40万降至20万。到1918年10月停战时，人数又再次减半，此时武装部队人数仅及1916年最大数目80万人的15% 。数万士兵逃役。战斗人员的主要来源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农民，战争刚开始时，他们约占奥斯曼总人口数的40% 。人口大量减少的结果之一是土地劳动力短缺。每当军队要求优先于民间需求时，留在后方的人通常需要与赶往前线的人经历同样多的苦难。

战争中的阿拉伯人

战争也考验了帝国与阿拉伯人民之间关系的底线。虽然奥斯曼的阿拉伯人大体上仍维持传统的忠诚—他们最根深蒂固的忠诚属于作为伊斯兰教哈里发的苏丹，但战争所导致的紧急状况催生了新的态度。杰马尔帕夏出征埃及失败， 1915年2月灰头土脸地回到叙利亚，开始在军事及内政上实行专制，他深信当地的阿拉伯人怀有二心，即将发动起义，于是进行高压统治。他处死了当地的阿拉伯领袖，并将显赫家族迁往安纳托利亚，借此消除任何可能对统一进步党不利的势力；同时他又违反统一进步党的现行政策，再次强制推行土耳其语。杰马尔的政策没能减轻当时肆虐叙利亚的饥荒，相反，英法封锁海岸港口，政府征用交通工具，商人投机倒把，以及杰马尔倒行逆施，把本来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资金用来从事公共建设，修复古迹，这些使情形更加糟糕。早在1914年之前，由于帝国丧失了巴尔干的领土及税收，为帝国的政府及行政提供资金的重担更多地落到了阿拉伯（与安纳托利亚省份）的肩上。杰马尔在叙利亚的苛政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怨愤，不过他们的怨愤还没有转化成欧洲人眼中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此之前，英国对埃及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阿拉伯土地（控制通往印度路线的关键地区）的兴趣并不大，但伊斯坦布尔的连年动乱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近东的角色，并思考如何利用阿拉伯人的反奥斯曼情绪为自己谋利。同时，他们也无法忽视法国人对这个地区表现出的兴趣。阿拉伯人中的基督徒虽然普遍认同法国，但在叙利亚占多数的穆斯林却偏向英国，因此，当一些阿拉伯人建议可以选出一个阿拉伯哈里发，借此疏远奥斯曼时，英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接受的。 1916年6月，所谓的“阿拉伯大起义”在汉志爆发，起因是谢里夫侯赛因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 8月，侯赛因被谢里夫海达尔取代，但到10月，侯赛因又宣布自己为阿拉伯王， 12月，英国承认其独立统治地位。伊斯坦布尔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封锁起义消息的扩散，以免打击军队士气，刺激反土耳其的阿拉伯派系。奥斯曼会和异教强权德国结盟，发动一场圣战，已经足够不可思议，邀请德国出兵保卫穆斯林圣地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阿拉伯土地上的事件仍然有待我们厘清，也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长久以来，英国把阿拉伯人浪漫化，把土耳其人恶魔化，使世人先入为主地相信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虚构事迹，而无视历史学家以事实为根据的分析。 19世纪，列强互不信任，尽管他们认为战争是进一步剥削奥斯曼的大好机会，但也知道必须警惕欧洲对手的行动，所以激烈的外交斗争在整个战争期间与战斗同时进行。英国这段时间的战略考虑可以概括为以下语句：

在英国规划人员眼里，战后近东将会由奥斯曼-德国联盟支配，德国人也持这种观点。英国的计划就是要限制这个联盟可能对英国利益造成的损害，而最简单的一条道路就是限制奥斯曼在帝国部分领土上的权威。

既然列强各有主张，各种协议随之产生，将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签署。经过一连串的外交折冲，英法俄于1915年3至4月签订了《君士坦丁堡秘密协定》，英法同意在胜利后将伊斯坦布尔和海峡交给俄国，次月的《伦敦条约》则承认安纳托利亚西南部为意大利的势力范围。法国与英国都希望获得叙利亚，而在相关的协议及有关阿拉伯各省的协议讨论中，俄罗斯要求得到与其边界毗邻的安纳托利亚东北部。战后对叙利亚的安排因巴勒斯坦问题而复杂化，英国担心奥斯曼的苏丹-哈里发会影响到英国统治下的数百万穆斯林，于是又和谢里夫侯赛因展开谈判，讨论设置阿拉伯的哈里发及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有关奥斯曼的瓜分及阿拉伯国家的相关议题的细节可见于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1915年期间的来往书函，以及英国谈判代表马克·塞克斯与法国代表弗朗索瓦·乔治-皮柯所达成的协议。两份档案的一致性虽然相当高，但在有关巴勒斯坦地位与阿拉伯国的范围及独立程度等关键问题上有分歧。当然，战争初期的安排很难经得起时间考验：战争的进程及国家优先事项的改变（包括1917年，奥斯曼的军事力量开始崩溃，俄罗斯也开始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了这些安排部分落空（虽然不是全部）。 1917年，美国参战，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缓慢但不可逆转地影响了列强的殖民心态，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注意过这些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人的愿望。

一战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奥斯曼社会所造成的改变绝不是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活动所能做到的，而且从长期来说，它导致了帝国的解体。列强在每个阶段对奥斯曼领土的瓜分都对奥斯曼的民族和宗教信仰构成产生了影响，许多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看到了在自己的民族国家的美好未来，离开了奥斯曼，同时，一波又一波人离开被割让的奥斯曼领土，进入奥斯曼有限的剩余领土，填补了非土耳其裔基督徒留下的空缺。

奥斯曼的犹太人对“奥斯曼主义”的支持又维持了一段时间，甚至在1908年革命之后，这个理念仍然在统一进步党中占据要津。 20世纪初，奥斯曼犹太人几乎有半数生活在萨洛尼卡—许多人在15世纪末遭西班牙及葡萄牙驱离后就定居在这里。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期间，他们对重回故土巴勒斯坦建立新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感兴趣， 1912年希腊占领萨洛尼卡时，选择前往巴勒斯坦的人也不多，很多人反而移民到法国、英国、埃及、巴西、南非及美国。 1908年革命之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分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活动多集中在文化方面，尽管他们从未忽视自己的政治目的。犹太复国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一直维持到大战初期， 1912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他们还曾经组织了一个支持团体，为奥斯曼军队提供医疗援助， 1914年之后也曾为战争出过力，还曾为汉志铁路的建造贡献过资金。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把在奥斯曼帝国内建立家园看作他们最佳的安全保障。

同样明显的是，战争使原本已经衰弱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战争一开始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亦即所谓“民族经济”完全背离了维持了好几个世纪的自由制度，它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停止偿付外债的直接目的是减少外部势力对奥斯曼经济的控制；鼓励穆斯林享受政府的合同与补助的目的是将非穆斯林的资产转移至穆斯林土耳其人手中，借此剥夺前者的经济地位，这个措施颇具政治意义。第二部分政策催生了一个新的穆斯林商人阶级，他们利用战争带来的非常需求大发其财，并借此投机倒把获取暴利。有些人获得了没收自亚美尼亚人及希腊人的土地及事业。当然，多数人并未受惠，奥斯曼经济花了许多年才得以恢复。

战后秩序的洗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强权政治已经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不是崩溃就是衰弱到毫无战略地位，协约国（英国、法国及1915年才参战的意大利）则占据了支配地位。然而，所有国家都因战争疲惫不堪，比起奥斯曼事务，战胜国在本土及周边有着更加重要的问题，所以各国不会用军事手段推动战后安排的实施。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多民族帝国明显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民族国家俨然成为未来的大趋势。在民族国家内进行委任统治与划分势力范围似乎成为解决方案，这让协约国可以继续攫取经济与政治利益，就像他们19世纪在巴尔干所做的那样。另一个影响奥斯曼帝国战后安排的关键要素是：这个伊斯兰国家长久以来一直跟欧洲唱反调，欧洲正好借此机会对其进行惩罚。例如在英国， “土耳其人”已经成为“侵略主义”的代名词，特指奥斯曼的穆斯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永久摧毁“土耳其人” ，而帝国内剩余的基督徒及犹太人也走上了民族自决的道路。

战争结束后，奥斯曼的盟邦保加利亚在1918年9月就崩溃了，伊斯坦布尔就此门户大开，只能听任协约国的宰割。奥斯曼内阁寻求议和。 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在停泊于爱琴海北部利姆诺斯群岛穆兹罗斯岛外的英国舰上签订了停战协议。在刻意含糊其词的协议中，最令人惊慌的是第七条，它规定在协约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有权占领“任何战略要地” ，而第二十四条则允许他们在混乱时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6个亚美尼亚省份，即锡瓦斯、埃拉泽（马穆雷特阿齐兹）、迪亚巴克尔、比特利斯、埃尔祖鲁姆和凡城省。两天后，包括塔拉特、杰马尔和恩维尔在内的统一进步党领导成员离开伊斯坦布尔，逃往克里米亚，再转往柏林。 11月13日，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此举明显违反了英国皇家海军元帅卡尔索普暗示的承诺，作为皇家海军地中海指挥官及英国两名谈判负责人之一，卡尔索普曾保证，他将告知英国政府，只要奥斯曼政府能够确保协约国人在伊斯坦布尔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占领便不会发生。

协约国迅速完成了对伊斯坦布尔的占领，英国率先进入，法国与意大利紧跟其后。没过多久，每个国家都分配到一片区域负责治安，英国占领了佩拉、加拉塔及希什利，法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市区及其西边郊区，意大利占领了博斯普鲁海峡亚洲沿岸，但三国彼此间都有矛盾。有一件事最能表明他们连友善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都付诸阙如：协约国占领了之前由土耳其军队控制的阿亚索非亚清真寺，并立即试图将这座作为清真寺存在450多年的建筑重新改造为教堂。鹰派基督徒将占领视为改造这座拜占庭式建筑的大好机会，在英国的亲希腊冲动下将这座教堂归还普世牧首的计划，则被视为与希腊建立战略关系的手段。但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分歧仍然有着庞大的力量，有人提出了出人意料的意见，认为这个教堂不应成为东正教教堂，而应成为希腊东仪天主教的教堂，归罗马管理。这个意见的根据是，有人断言， 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时，君士坦丁堡受罗马管理，更重要的是，由于东西教会在11世纪才分裂，所以这座教堂属于天主教的时间比它属于东正教的时间更长。支持东正教的新教极端派察觉了天主教的阴谋，政治嗅觉更加灵敏的一些人发现，他们的意大利或法国盟邦试图占据有利地位，于是英国展开了一场宣传战。有人甚至使用了具有强烈反穆斯林色彩的十字军式修辞—外交部态度小心谨慎，空想社会改良者则大声疾呼。最谨慎恐惧的则是英国的印度办公室，这里的官员深知，英国若驱逐苏丹-哈里发，有可能会得罪印度的穆斯林。另外一个相关团体很快也插手：亲奥斯曼的压力组织英国—奥斯曼协会赞成印度办公室的观点，认为英国应该成为穆斯林的保护者。

凯末尔登场

面对战后的危机以及协约国对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占领，奥斯曼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六世的姐夫达马德·费利德将秩序重建视为自己唯一的任务。 1918年11月，高阶官员兼战斗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曾经透过自己在议会中的关系，试图影响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的政治进程，但未能成功。尽管他一直都是统一进步党成员，却洁身自好，不曾参与党内领袖人物的战时劣行，与秘密组织也毫无瓜葛，且是恩维尔帕夏众所周知的死对头。与他志同道合的阿里·福阿特、雷斐特（贝利）、劳夫（奥尔贝）及东线英雄卡泽姆·卡拉贝基尔，全都反对政府的政策，或者对政府的无为感到不满。穆斯塔法·凯末尔和他们一起拟订了秘密的军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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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凯末尔

和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爱琴海沿岸一样，其黑海沿岸地区也有规模颇大的希腊人社群，加上俄罗斯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年之后，成千上万希腊人逃难至此，他们与当地穆斯林民众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1919年3月，英国军队进驻恢复秩序，但他们既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没有行动的意愿。奥斯曼内政大臣提名穆斯塔法·凯末尔前往调查，获得了内阁同意，随后，凯末尔被任命为第九军(驻地在埃尔祖鲁姆)督察长，这使他实际上成为安卡拉以东整个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行政长官。 1919年5月16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登上一艘汽船，三天后抵达安纳托利亚黑海滨的萨姆松。

战争期间，安纳托利亚也曾在特别组织的指导下成立武装组织， 1918年11月之后，这个任务由同样秘密的前哨社接管，这个社团的领导也是统一进步党的重要成员。除了要平息东部黑海沿岸的骚乱，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任务还包括解除当地民众的武装，并依照穆兹罗斯岛停火协议的要求解除第九军武装。但出发前往萨姆松之后不久，英国怀疑穆斯塔法·凯末尔此行并不单纯，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任务，在他们的催促下，奥斯曼政府命其返回。就在这几周中，希腊部队获得协约国的首肯，自伊兹密尔及爱琴海沿岸向内陆推进，占领了他们心目中本该属于他们的领土。尽管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穆斯林民众已经饱受战争摧残，他们还是再度动员起来，下定决心寸土不让。

穆斯塔法·凯末尔却没有服从政府的命令。他的亲信卡泽姆·卡拉贝基尔和雷斐特本应协助他完成解除武装的任务，已经先他一步来到东部，分别驻扎在埃尔祖鲁姆及锡瓦斯。三个人一不做二不休，切断了反占领活动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步棋就是他们发起了一个独立的抵抗运动，为达成这个目标，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亲信多方利用电报，与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的军官联系，散播相关信息。各行各业的人响应了他们的号召，他们自称为“民族主义者” ，在安纳托利亚各个地方召开大会，其中尤以1919年夏天在埃尔祖鲁姆与锡瓦斯举行的会议最为重要。他们根据众所认同的原则制订了未来的行动纲领：以停战协议为底线，奥斯曼的领土必须实现独立与统一；不容许存在少数特权，坚决反对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的领土主张；接受外国援助，但前提是援助必须是无偿的。他们仍打算以苏丹-哈里发之名号召人民效忠—但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

1918年11月，统一进步党自行宣告解散，许多成员因持续进行的战犯审判锒铛入狱。 1920年1月在伊斯坦布尔展开的新议会选举中，只有民族权利保卫协会认可的候选人才有机会赢得席位—自1918年底起，在帝国仍然保有的版图内，以奥斯曼民族自决原则为要求的这类穆斯林团体纷纷在各地成立，声势浩大，而民族权利保卫协会是这类团体的上级组织。埃尔祖鲁姆与锡瓦斯大会的抵抗精神在2月17日的新议会上得到重申，并成为一项《国民宣言》，它坚决主张奥斯曼穆斯林占有的领土独立自主，神圣不可侵犯，其中还特别提到伊斯坦布尔与马尔马拉海；而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地区、色雷斯西部及《柏林条约》割让给俄罗斯的区域，它则要求举行公民投票。《国民宣言》还要求少数民族的权利应依照条约的安排。抵抗占领的理念逐渐在伊斯坦布尔的权力上层获得支持。

《国民宣言》所设想的未来有两个特点。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就用“土耳其”称呼奥斯曼这个国家，如今，《国民宣言》用土耳其指代帝国战后仍然拥有的领土。然而，与此同时，尽管非穆斯林威胁着奥斯曼帝国的存在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奥斯曼主义也不再是政权合法性的原则，但取代奥斯曼主义的并不是“土耳其主义” ，而是穆斯林情感的真诚诉求。穆斯塔法·凯末尔1919年12月在一次谈话中也已经讲得很明白，阿拉伯的未来显然已经另有所属，所以这个诉求针对的是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的情感。就这个时期的抵抗运动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只有土耳其及库尔德的穆斯林才是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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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录自《奥斯曼帝国：1299-1923》， [英]卡罗琳·芬克尔著，邓伯宸/徐大成/于丽译，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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