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故宫文物秘存大慈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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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静染/文余茂智/图

1939年6月11日，日寇27架飞机轰炸成都，炸死226人，伤432人，繁华地段数十条街道被毁。亲历了这场惨烈的无差别轰炸的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记载：“西面是一片火光，走出大慈寺一看，肩担抬着受伤的人，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医院里去。呻吟之声，不绝于耳。又听说春熙路一带已经炸光了，大火仍燃烧着。 ”他庆幸的是，此时所有故宫文物已经全部迁离大慈寺。自1938年5月下旬起，至1939年6月止，故宫的6595箱文物，在此存放了13个月。冥冥之中，千年古刹保佑着中华文化瑰宝。

密令保驾 “重要器物”入驻

在大慈寺储存南迁文物，是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亲自到成都选定的。 1938年的4月24日，文物还在途中，四川省政府就密令“四川省会警察局”秘密查看文物藏身地点， “本府近因重要器物需地屯储，兹查有大慈寺之大雄殿及藏经楼上下两处房屋宽敞，适宜堪以借用。 ”（四川省档案馆民国档案《四川省政府密令秘字第4358号》）

当时文物南迁属秘密行动，故省府用密令，也不明示为故宫文物，而称作“重要器物” 。而寺院不清楚是什么“重要器物” ，虽然答应借用，但原先占有的几间房屋却不愿腾让出来。为此，省政府饬令警察局不要迁就，要求该寺立即“腾出房舍，俾便大慈寺军队移驻。 ”但寺庙方做事拖沓，一直没有积极响应，而故宫文物已经马上就要运抵成都。 4月26日，四川省政府以“待用孔急，未便任其违延，致误要公”为由，要求警察局“立派要员前往交涉，勒令立即腾出。 ”（四川省档案馆民国档案《四川省政府训令二十七年秘字第4050号》）

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谈到了大慈寺的储藏情况：由陕迁成都文物，在大慈寺分设三库储存：大雄宝殿编第一库，较干燥，以存图书、文献两馆文物箱件及前秘书处之皮、丝等字号畏潮箱件；藏经楼下编第二库，较潮湿，以存古物馆及前秘书处之瓷、铜、玉器不畏潮箱件；藏经楼上编第三库，最高爽，不宜载重，以选存较轻箱件。

保证安全约法七条

故宫文物搬进了大慈寺后，又面临新情况，因为寺庙是烧香拜佛之地，极易引发火灾，这不得不让人时刻警惕。 1938年9月21日，故宫博物院专门致函四川省政府（《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公函蓉字第115号》）：案查本院存陕文物，奉令移蓉，业承贵府代觅东门内大慈寺为库房，并经陆续运入保存各在案；兹查该寺存放本院文物之藏经楼，后面与僧人宿舍毗连，诚恐僧人不慎，发生意外，责任甚重。迭经本院派员会同贵府秘书处交际股饬该寺将此项宿舍迁移，以免发生危险。嗣据该寺僧人声称，寺中房屋有限，实属无处可迁，恳求格外体念寺中困难，仍准僧人居住，对于火烛，必当谨慎等情。本院以该僧人所称各节，尚属实情，未便过于勉强，除会同贵府秘书处交际股实地查勘，将所有木板隔断，一律改砌砖墙外，兹经拟定僧人应遵守事项七条，相应甬送。

这件公函还专门附录了这7条遵守事项，并请四川省政府“转饬大慈寺僧人” ，全文如下：一、室内应严禁吸烟；二、晚间只限用清油灯，不得使用洋油，或装设电灯；三、室内不得设置火盆；四、室内不得存放一切易于引火之物；五、厨房应派人监守，晚间并须将炉火完全熄灭；六、库房附近不得焚烧任何物品；七、库房附近不得堆积干草及一切易燃烧之物。

“重要器物”入驻大慈寺后让里面的和尚颇感不便，于是住持果澈和尚以房屋被借为由， “呈请酌给生活费” 。故宫博物院也考虑到实际情况，一次性给了1000元作为补助。

在安全方面，以前大慈寺的天王殿和山门有一队成都警备司令部163师部的驻兵，故宫文物运进后就让他们转驻文殊院，而是让四川警备司令部“派有排长一名率士兵两班，来院保护” 。故宫博物院也为驻守士兵发给一些补助，从1938年11月开始， “由本院按月发给津贴伙食费五十元以资奖励。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致四川省政府的公函蓉字第121号）

这时，四川公路局又要征收文物车“载盐通行费” ，这就让故宫博物院不能承受了。 1939年6月27日，故宫博物院只好请四川省政府出面要求免收。虽然四川省政府发函通知四川公路局免去此项收费，但也可以看出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遭遇的种种艰难。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从陕西迁运的故宫文物，历经艰险，总算从汉中运到了成都。文物从汉中运到成都花了7个月时间，而从褒城入川的文物，前后断断续续总共耗时一年多，有一部分没有在成都停留，直接运到了峨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进入1939年后，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就在故宫文物从汉中文庙运走一个月，文庙就被日本人炸毁，文物幸免于难，但这次轰炸让南迁四川的故宫文物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文物运到大慈寺后，大家仍然没有安全感，日本人的空袭随时威胁着成都。 1938年11月8日， 18架日机首次空袭成都，轰炸外北机场及外南机场，在南门炸死卫兵1人，炸伤3人。这一炸，人心惶惶。故宫博物院想到，如果把所有的文物都集中于大慈寺，一旦目标暴露，就会非常危险，所以就有人提出“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最好是在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津再找一个储存的地方，分藏文物。

1939年1月30日，故宫博物院给四川省政府发去了渝二字第11号公函，请求转令新津县政府商借玉清道院（今新津县纯阳观）存储文物并协助办理。 2月6日，四川省政府函复照办，道院的修缮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

但不到半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1939年3月10日，故宫博物院召开第三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决定停止新津玉清道院的修缮，所有文物迁往“嘉定一带觅洞存放。限一个半月办竣。 ”

此时，抗战局势更为严峻，日军疯狂轰炸重庆。 1939年4月，马衡接到“行政院”命令，要求水路到重庆的文物需三个星期内运离重庆，而存在成都的文物限5月底运往峨眉。当时的情况是陕西运到成都的文物还有一小部分未运完，只有直接运到峨眉， “是时运到成都文物，计已入库者，六五九五箱，又行提出复行峨眉；其余六九一箱，则随运到而随转，不再入库。成都已成为一转运站矣。 ”（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

日寇轰炸转运峨眉

要转运峨眉，打前站的工作必须马不停蹄。首先是护卫工作。 1939年4月28日，故宫博物院给四川省政府发去公函，请求沿路的安全护卫保护；5月1日，四川省政府为了落实故宫文物的安全问题，给从成都到峨眉沿途的华阳、双流、新津、彭山、眉山、青神、夹江、峨眉等县发出训令，要求他们执行保护任务。

既然决定再迁，选址成为最为迫切的事情。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一书中谈到了选址的考虑：除觅定乐山安谷乡祠宇七所为移储原存渝文物外，并以峨眉山为普贤道场，向多业林，足以移储原存成都文物，亦同时前往履勘。迨勘选结果，感迁储山上诸寺，搬运困难；山麓诸寺，房屋稠密，阴湿尤甚，且四川大学已拟占用。其最适宜之地，当属峨眉县东门附郭之大佛寺及西门附郭之武庙。存蓉文物，可全数移存。且邻近寺观尚多，可无不敷应用之虞。

在选址中，有一个人的出现非常重要，而且对故宫文物后来八年的作用也非常大，这个人就是乐山安谷乡乡长刘钊。刘钊略通文墨，是袍哥人家，作为一方实力人物，他对故宫文物迁到当地非常支持。在选址安谷时，刘钊前后张罗，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顾问，他确实是故宫文物保护中的一位功臣。

故宫文物从成都运到峨眉是从1939年5月17日开始的，采用的是分程接运的办法，在彭山县设立转运站，使用的汽车“以中国联运社车辆为主，而辅以新绥汽车公司车辆。计运三三批，用车一三四辆，装文物三○二三箱。 ”（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这段运输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比较顺畅，可见成都—峨眉段路况明显好于汉中—成都段。

1939年6月24日，文物全部从成都大慈寺运到了峨眉，但陕西方面还在源源不断地转运之中，于是故宫博物院再给四川省政府去了一封公函（蓉字第306号），告知由陕运到四川的文物不再停留成都，并归还租用的大慈寺库房。

到1939年7月11日， 7000多箱珍贵文物终于一路颠簸全部到达峨眉，存放在峨眉县城东门外大佛寺（现峨眉二小校）和西门外武庙（现峨眉一中校）。国宝刚转走，成都就被轰炸， 1939年6月11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飞机轰炸成都，在成都投弹111枚，轰炸了盐市口、东大街、东御街等一带，炸死无辜百姓226人，损坏房屋6075家，被炸的地方离大慈寺最近的不足500米。无论是在汉中还是成都，故宫文物都在危急之时化险为夷，仿佛在冥冥中有神相助。

峨眉大佛寺香火很盛，平时香客游人不少，为了减少影响，就专门修了一条路，直接通到寺庙的背后，在那里开了个大门，方便汽车出入。而武庙实际是个空庙，住了些讨饭的穷人，故宫博物院发了一些钱，让他们搬出，这才将文物放了进去。至此，长达一年多的迁徙才宣告结束，并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复原。

关于故宫南迁北路从宝鸡到峨眉这一段的经历，那志良在《故宫博物院三十年之经过》中写道：在二十八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川陕段的运输，路线拉得太长了。北起陕西褒城，南达四川峨眉，全线长达七百多公里，有褒城、广元、成都、彭山、峨眉五个站，统由驻蓉办事处管理，而职员仅有六人。除主任外，每人各守一个岗位，办理一切发箱、收箱、装车、卸车及一切事务上的职务，各人工作的紧张，是可以想见的。

在故宫文物南迁的三条运输线中，北线是路途最漫长的，路途条件也是最为艰险的。从宝鸡到峨眉，实际是穿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由北向南的入蜀路线， “蜀道难”在北线迁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节选自《西迁东还：抗战后方人物的命运与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