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绘本家杨志成,一个特殊历史情境下诞生的人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华裔绘本家杨志成 , 一个特殊历史情境下诞生的人
采写 新京报特约采访人员 曾梦龙
1977年左右 , 一个人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杨志成
(Ed Young)
在时隔近30年后 , 终于有机会回到中国探亲 。
“这是一个惊奇的事情 。 因为我20多年没看见母亲 , 回国我不知道什么感觉 , 也不知道我母亲会有什么感觉 。 电影里看人家20年没见 , 哭哭笑笑 。 那时我坐飞机回来 , 接飞机都不容易 , 家里没车子 ,
(也)
没有计程车 , 坐公共汽车从飞机场回到家 。 公共汽车站在四合院外边 , 离家其实很近 。 我母亲那时也70多岁了 , 她在公共汽车站等我 。 我是黑暗的 。 她就到我身边 。 我家里叫我Ed 。 她说 , Ed , 你晚饭吃了没有?我说 , 吃过了 , 可是都是吃的飞机上的东西 。 她说 , 我做了稀饭 , 有皮蛋、肉松 , 你今天晚上吃一点 。 那么 , 她搀着我的手 , 我们就一路上走回去 。 好像前一天刚刚走 , 这一天回来 , 根本没有兴奋什么 , 好像没有出门过 。 ”杨志成回忆道 。
今年88岁的杨志成是著名的美籍华裔绘本家 。 他创作过约100部绘本作品 , 如《公主的风筝》《狼婆婆》《七只瞎老鼠》等 , 获誉无数 , 包括美国童书界最高奖项凯迪克奖的一次金奖和两次荣誉奖、美国插画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两度被提名国际安徒生奖、作品入选《纽约时报》十佳绘本等 。
在美国 , 童书历史学家伦纳德.S.马库斯
(Leonard.S.Marcus)
认为 , 一位华人能被美国童书出版界和读者接纳、尊重 , 成就卓然 , 太不容易了 。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童书专家凯瑟琳·T·霍玲
(Kathleen.T.Horning)
称:“不论选取何种媒材和风格 , 杨志成对他插画的每一本图画书都带着深度的自然与人道关怀 。 一粒沙中见世界 , 一朵花中见天堂 。 ”
在中国 , 儿童阅读推广人、译者阿甲评价道:“他实际上是把中国最好的东西以某种世界性语言 , 或者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语言、当代艺术的语言 , 重新梳理一遍 , 以某种方式呈现 , 对整个世界文化是有某种特殊贡献的 。 如果一定要说他整个创作在做什么尝试 , 我觉得可能叫作平衡之道 。 ”
从天津到上海、香港 , 再到美国 , 杨志成一生随着时代变动穿梭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 。 其创作与经历也密切相关 , 他自称“在东方的时候学西方 , 在西方的时候学东方” 。 置身东西之间 , 杨志成寻找着平衡之道 。 某种意义上 , 他的艺术与人生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
“他是很特殊的情境下诞生的一个人物 , 生平无法复制 。 ”阿甲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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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成(Ed Young) , 美籍华裔插画家 。 1931年出生于中国天津 , 在上海长大 , 后赴香港和美国求学、定居 。 毕业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建筑系 , 后转到洛杉矶艺术学院学习广告设计 。 其插画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味 , 曾三度获得美国儿童文学界最高荣誉凯迪克奖 。
从东方来到西方
1931年 , 杨志成出生于天津 。 那一年 , 九一八事变爆发 , 时局动荡 , 他在3岁时随家人搬到上海 , 度过童年和青少年 。 1948年 , 中国处于内战中 , 杨志成去了香港念书 。
杨志成觉得 , 从小学到中学 , 自己就是一个“混”字 。 “没有念书 , 及格就行 。 上海玩 , 香港玩 , 成绩表不能见人 , 后来在香港申请大学也没有太多希望 。 ”
1951年 , 杨志成赴美留学 。 因为父母都在上海 , 临走前 , 他在香港的监护人舅舅叫他去办公室 , 对他说:“你以前过了19年 , 没有好好学 。 现在你不能靠别人了 , 到了美国 , 要靠你自己 。 因为我们和你断了 , 在美国就你一个人 。 这一笔钱给你 , 以后就没有了 。 这是你哥哥姐姐没有用的钱给你用 。 还有一件事 , 你到美国以后 , 要负责个人事情 , 你是中国人 , 我们不能去美国 , 你以后做的事情是代替我们做 。 如果是不好的事情 , 你把这条路给断了 。 ”
“这句话在我‘志成’下面种下种子 , 那就是我要读书 。 ”杨志成说 。
杨志成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 。 受父亲影响 , 杨家三兄弟学的都是建筑和工程 , 所以他最先在美国就读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建筑系 。
杨志成的父亲杨宽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结构工程设计学家 , 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学院 , 20岁时赴美留学 , 在密歇根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 1917年回国 。 后在1920年开办华启工程司 , 这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最早以结构设计为主的事务所之一 。 他参与设计的建筑包括上海的美琪大戏院、大新百货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 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新侨饭店等 , 指导修建的工程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 。
简单考据 , 杨宽麟的家世很有意思 。 他的父亲杨少亭是一名牧师 , 母亲是美国圣公会首位华人牧师黄光彩的女儿 , 姨母黄素娥是执掌圣约翰大学52年的校长卜舫济的妻子 。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元旭曾写过一本书《东成西就》 , 研究上海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 。 他们创建了圣约翰大学、商务印书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多家机构 , 成为百年来中西交流的桥梁 , 而黄光彩牧师及其后人就是罗元旭写的第一个家族 。
所以 , 受家庭影响 , 杨志成像林语堂一样从小接受的是西学教育 , 英文非常好 , 但没有国学根底 。 不过最后 , 他也和林语堂一样 , 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
当时 , 杨志成在美国学了两年建筑后 , 觉得自己喜欢艺术 , 所以转入了加州艺术中心设计学院 , 毕业后 , 他在纽约从事广告设计 , 但觉得“没太大意思” , 卖的东西不是自己喜欢的 。 平常 , 他喜欢去纽约中央公园画动物素描 , 也热衷画纽约各种各样的老建筑 , “纽约城是我的大学” 。
有一次 , 他的朋友觉得既然他这么喜欢动物 , 不如干脆去画童书插图 , 所以杨志成毛遂自荐 , 跑去出版社投稿 。 “我穿得很普通 , 就背着一个大破包 。 到了童书出版社 , 看门的看了我一眼 , 让我从后门
(专供送货人员出入)
上去 。 我是无所谓 , 上去以后 , 我就坐在那个编辑的办公室 , 放下包 , 也不走 。 编辑看看我 , 问我要干什么 , 我这才告诉编辑我是来投稿的 , 指指包 。 原来他们都把我当成送盒饭的 , 奇怪我为什么放下包还不走 。 ”
当时 , 被誉为“20世纪美国童书界最伟大的编辑”、“儿童文学界的麦克斯·珀金斯”的厄苏拉·诺德斯特姆
(Ursula Nordstrom)
看过杨志成的画后 , 给了一部贾尼思·梅·伍德里
(Janice May Udry)
的书稿 。 但是 , 杨志成回绝了这本书 。 因为他觉得动物有动物的生活和尊严 , 不应该用动物讲人的故事 。 厄苏拉让他先把书带回去再想想 。 经过朋友相劝 , 既然他不喜欢没尊严的动物 , 那可以按照他的心思画他认为有尊严的 。 他思考后 , 认为这也是学习如何制作童书的一个方法 , 所以最后接了这部书 。
1962年 , 这部名为《讨人嫌的老鼠及其他讨人嫌的故事集》
(The Mean Mouse and Other Mean Stories)
的童书一经出版 , 就获得平面设计协会优秀作品奖 。 各家出版社纷纷向初出茅庐的杨志成邀约 。 结果 , 他阴差阳错地进入童书界 , 一干就是50多年 。 有意思的是 , 后来他再也没和厄苏拉合作过 。
同样在1962年 , 杨志成偶然遇到改变他创作的一个人——郑曼青 。 当时 , 杨志成的膝盖患病 , 看了很多西医都没用 。 经人介绍 , 他找到“五绝老人”、蒋介石的私人医生郑曼青求助 。 郑曼青使用中医的方法治好杨志成的病 , 杨志成也对郑的“五绝”
(诗、书、画、中医和太极拳)
产生兴趣 , 向其拜师学艺 , 同时帮他翻译 。
也是从那时起 , 杨志成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 , 作品中的中国味道越来越浓 。
他在接受台湾和英出版社采访时曾说:“我的国画老师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 , 他常常为我指点迷津 , 帮助我参透那些自己无法明了或看不清的事理 。 有一回我们相约去散步 , 他便要我留意树梢上窜冒出来的绿芽 , 看看树枝上的‘气’ 。 当时我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 也看不见他所谓的‘气’ 。 于是他要我再仔细看 , 当我静下来潜心端看的时候 , 仿佛真的体会到他话中的意涵 。 造成一株树生成的因素很多 , 包括树的成长方式、枝叶的伸展、风、树根、甚至树旁的石头和人类 , 而树的心灵都是由这些‘天地人’的因素造就出来的 。 我在艺术学院里从未听闻这些事 , 因此觉得中国人对自然和事物的观点特别深奥 。 根据我国画老师的说法 , 我必须将自己化身为一株树 , 才能领略和体验树的成长 ,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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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限:中国的“灰姑娘”故事》 , [美]路易·爱玲/文、杨志成/图 , 常立 译 , 蒲蒲兰丨新世纪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在西方讲述东方
1968年 , 在为童书画了6年插图后 , 37岁的杨志成凭借《公主的风筝》获得凯迪克奖的荣誉奖 。
这本书的插画采用中国民间剪纸技法 , 并像中国画一样大量留白 。 故事讲述在古代中国 , 有一个公主叫小小 , 在她父皇眼中 , 她的四个哥哥就像太阳 , 三个姐姐就像月亮 , 而小小就像一颗小不点的星星 , 因此父皇常常忽视她 。 可是 , 当皇帝被绑架 , 哥哥姐姐们全都束手无策时 , 只有小小一个人勇敢地追了过去 , 成功用风筝救出她的父皇 。
“做《公主的风筝》这本书时 , 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 写书的是美国人 , 他写的算是民间故事 , 可是他对中国民间也没有什么研究 。 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 用中国背景讲了个中国故事 , 但不是中国人灵魂里出来的故事 。 我对这个故事不反感 , 因为讲的故事是一个全世界的故事 , 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能学到什么东西?从民间的艺术里面找到剪纸?我想 , 剪纸我从来没做过 , 也没学过 , 趁这机会学剪纸 。 怎么剪?自己剪 。 剪了 , 坏了 , 又剪一个 。 坏了 , 又剪一个 。 纸是用什么纸?刀是用什么刀?颜色是用什么颜色?怎么切?怎么做?结果不知道画了多少次 , 后来成功了 , 觉得有点像 , 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本书 。 ”
“还有一点 , 中国民间故事里边 , 插图画都很古板 , 都是一种静的状态 , 不是活的 。 而这本书像风筝一样 , 是在天上飞的 , 是活的 。 这对我是一个难题 , 因为我要从正宗中国艺术里找一个活的东西 。 在这本书里 , 我要把风筝画得可以在天上飞起来 , 要在静里面找活 。 做完了以后 , 我觉得让它活起来了 。 ”杨志成说 。
得到凯迪克奖后 , 杨志成对自己的创作多了一点信心 , “在这时候已经得到这么高的奖 , 我觉得有资格能够再学多一点 , 所以我放心学别的东西 , 就是从这一本开始的” 。
杨志成爱说自己“基础不够” , 喜欢学习 , 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固定风格 , 整个创作生涯是一个不断突破的过程 。 《公主的风筝》之后 , 他就不再完全用剪纸技法做书 , 开始尝试用铅笔画 。
题材上也是如此 。 “我最开始的一本书是关于动物的 , 所有编辑都喜欢你的书 , 让你画动物的故事 。 我变成一个只能画动物的画家 。 我说 , 我不是专门画动物的 , 我喜欢的东西特别多 。 我学建筑 , 我喜欢画房子 。 为什么单单画动物呢?我就画了一个房子的故事 。 他们总是给我一个网 , 把我抓在这里 。 我喜欢自由 , 我不是这个 , 也不是那个 , 我要画这个!”
“当然 , 不能怪他们 , 他们不知道我会画什么 。 我的条件就是 , 你要给我全部自由 , 我要怎么画就怎么画 。 他们信任我 , 那么我就可以自由地选用材料 。 所以我的每一本书都会突破另外一本书 , 每做一样东西 , 总是学到一种艺术 。 到了一个程度 , 不能再上去的时候 , 就成功了 。 ”
杨志成的工作方法很有趣 。 据说他每天去画室 , 同一个故事 , 先用铅笔画 , 再用水彩画 , 或剪纸 , 或拼贴 , 以不同媒介、不同表达方式排成一排 , 让每页连接成故事 。 就如同一家人 , 画的构图、排序 , 自有其韵律 。 “如果这个故事值得讲 , 我要找到最好的方法 。 ”
1990年代 , 杨志成迎来创作的一个高峰 。 1990年 , 他的《狼婆婆》
(Lon Po Po)
获得凯迪克奖金奖 。 两年后 , 《七只瞎老鼠》
(Seven Blind Mice)
获得凯迪克奖荣誉奖 。
《狼婆婆》采用中国画中的粉笔渲染和具有东方审美情趣的“屏风式”构图 , 讲的是很久以前 , 每当妈妈出门之后 , 狼婆婆就会来敲门 , 阿珊、阿桃和宝珠最后智取狼婆婆的故事 。 《七只瞎老鼠》则采用剪纸和拼贴 , 并用大范围的黑色分割空间 。 故事改写自印度民间故事“盲人摸象”,讲述七只瞎老鼠在池塘边遇到一个怪东西 , 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 于是每一天 , 不同的老鼠轮流去“观察” , 并回来报告同伴他们的发现 , 但是每一次的答案都不让人满意 。 最后一天 , 轮到白老鼠去了 。 白老鼠从怪东西的上下左右全跑了一遍 , 最后才下了一个结论 , 这个怪东西是一头大象 。
两本书都有关东方 , 在西方讲述东方的他获得美国童书界的更多认可 。 相比之前的作品 , 他不仅在绘画风格上有所突破 , 也成为用文字讲故事的人 , 不再只是插画家 。
后来 , 他又讲述了许多东方故事 , 比如中国的《生肖鼠的故事》、《美猴王孙悟空》、《塞翁失马》、《叶限》、《心之声》 , 日本的《侘寂》、《海啸》 , 尼泊尔的《雪山之虎》等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心之声》中 , 他以图画的方式还原中国象形文字的内涵 , 所有部首都和“心”有关 , 曾希望能解释完《康熙字典》里的214个偏旁部首 。 另外 , 他的个人网站也以中国象形文字作为导航 。
中国文人画中字画同体的观念也影响了他的创作 。 在接受《出版人周刊》采访时 , 他说:“一幅传统的中国文人画若没有题字 , 往往便失去了重心 。 文与图是相辅相成的 。 文字能传达的意涵 , 有时是图画永远无法传递的 , 反之亦然 。 文与图共存时 , 便建构了整体的阅读经验基础 。 ”
但是 , 如果说杨志成只是一个在西方讲述东方的艺术家 , 那也没有完整理解他 。 其实 , 他不仅会采用东方技法 , 讲述东方故事 , 也会融合西方艺术 , 讲述西方故事 。 比如近些年他喜欢拼贴 , 称灵感来自亨利·马蒂斯
(Henri Matisse)
;李欧·李奥尼
(Leo Lionni)
启发过他创作《七只瞎老鼠》;艾尔·帕克
(Al Parker)
和玛丽·卡萨特
(Mary Cassatt)
也影响过他的插画 。
这种穿梭在东西之间 , 交融多元文化 , 寻求背后普世价值观念 , 也许正是杨志成受到国际认可的原因 。
他曾说:“我参与绘本工作 , 一方面是想要引介中国故事 , 我们有太多好故事了!另一方面 , 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来到美国 , 我也希望多理解西方故事 , 好拓展我自己的眼光和表现形式 。 每次我投入一个异域文化故事 , 我都从中受益匪浅 。 ”
不过 , 多元文化融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 可能会遭遇误解 。 比如《七只瞎老鼠》在美国出版后 , 受到一些批评 , 比如为什么第七只老鼠是白老鼠 , 不是黑老鼠?这是不是影射美国的黑人和白人的种族问题?杨志成回应称 , 其实不是为了联想 , 是为了光线 。 太阳光是白的 , 放大镜一来 , 七个颜色就出来了 。 你不能用一种眼光来看故事的思路 。 他还说 , 外国老鼠有雌雄 , 幸好英文版的故事里六只老鼠是男的 , 最后发现大象的老鼠是女的 。 如果六只老鼠是女的 , 最后发现大象的老鼠是男的 , 估计问题就大了 。
事实上 , 他画的时候根本没考虑性别、种族之类的问题 。 所以很多时候 , 他觉得“有问题的不是这个故事 , 是人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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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之虎》 , [美]罗伯特·伯利/文、杨志成/图 , 阿甲 译 , 蒲蒲兰丨新世纪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从西方回到东方
2012年 , 杨志成来到北京宣传新书《月熊》 , 阿甲也第一次见到了他 。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吃饭聊天的时候 , 他忍不住讲起他小时候在上海 , 他爸爸造的房子 。 我当时都听傻了 。 ”阿甲说 。
“他的爸爸给他们一家人建了一个房子 , 这个房子居然可以扛炸弹 。 最精彩的是 , 他爸爸当时居然给他们在房子旁边建了一个游泳池 , 那是上海第二个私人拥有的游泳池 。 其实以他们家的财力没有办法支撑游泳池运作 , 他爸爸又采取俱乐部的方式把那些海归们拉在一起 , 几家人一起运营 。 他们家不出钱 , 但是共同维护 。 他们一家人 , 尤其是几个孩子身体都特别好 , 一天到晚 , 能游水的时候就游水 , 不能游水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骑车疯跑 , 就是那样一种童年 。 挺让人惊讶 。 而且他们一家人虽然生活在上海 , 平常主要跟父亲说的都是英语 , 其次是上海话 。 我以前没有想象过有这样的家庭 。 ”
杨志成生活时的上海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 先后经历日本占领和国民党统治 , 是“一种很特定的情景之下的童年” , “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 包括杨宽麟先生的家族对中国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 , 只不过一般人不大提及” 。 阿甲那次听说杨志成以这段经历创作过绘本《爸爸造的房子》后 , 立马买了英文版 , 觉得“太有意思了” , 之后翻译了这本书 。
杨志成也对我们讲起这本书的故事:“那本书做了两年多 。 因为题材不够 , 我要把爸爸的那个房子的实际结构
(做出来)
, 没有图案 , 要自己想象 。 我自己画出来的 , 不对 , 还是我两个兄弟帮我做的 , 因为他们是工程师 , 尺寸什么的比较拿手 。 后来亲戚们有照片都寄给我 , 收集的材料很多 , 所以做了很长时间 , 越做又有趣 , 觉得把自己从前的故事在回忆里边提出来了 , 好像又活了一辈子 。 ”
他还谈起父母的影响:“我母亲在艺术上特别有眼光 , 家里的东西都是她设计的 。 我父亲那时做教员 , 在大学教书 , 没有钱 , 我母亲就各个地方挣钱做东西卖 , 补贴家用 。 那时家里非常辛苦 , 我们5个孩子要成长 , 吃东西都不够 。 家里边都要添东西 , 饭没有 , 就是红薯什么的加在里面 , 多吃一点 。 我们孩子也不知道 , 只知道家里东西不够吃 。 所以这是我母亲的特点 , 她在艺术这方面多才 , 什么都会做 。 ”
“我母亲一直担忧我将来 , 不懂我到底是怎么一棵树 。 她说 , 你总是跟人不一样 , 我不知道你以后怎么办?”相比母亲 , “我父亲很懂孩子 , 他是教书的 ,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天才)
, 所以这一方面我是在他身上得到的 。 ”
2019年12月 , 时隔17年 , 杨志成回到上海 , 经过一番周折 , 在惇信路
(现为武夷路)
找到了爸爸造的老房子 , 门上竟还保留着代表杨家的字母“Y”的设计 , 也去爸爸曾经工作过的圣约翰大学
(现址在华东政法大学)
看了看 。
“美国有一个故事 , 一个叫瑞普·凡·温克尔的人出去打猎 , 到了一个树林里 , 看见一群小人有胡子 , 像白雪公主里的那种小矮人 , 戴着长帽 。 他从来没看见过这种人 。 他们有他们的运动 , 打球 , 非常喜欢喝酒 。 他跟他们喝了酒 , 睡着了 。 醒来 , 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 醉的地方已经长了很多树木 。 他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才醒过来 , 看到自己的枪锈烂了 , 狗也不见了 。 他回家 , 发现家也变了 , 乡村的人都不认识 。 他就问人 。 他说 , 我从前是从这个村庄出来的 , 不知道你们见过门口这家人吗?那个人说 , 哦 , 这个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 都过去了 。 他说 , 我是去打猎刚回来 。 那个人说 , 是有一个人没有回来 。 ”
“那个故事就是我回到上海的故事 。 回到上海 , 看老家 , 看圣约翰大学 , 变得不认识 。 人都变了 。 街道都是市中心 , 就在我的房子的地方 , 都造满了 。 从前一个房子是单独的 , 是郊外 , 现在都装满了 。 大门也看不见 , 边上都是东西 。 所以这是我一个感觉 , 已经不是以前了 , 都是过去的事情 。 ”
除了回上海 , 杨志成这次也回到北京 , 宣传他的新书《叶限》和《雪山之虎》 , 同时探亲 。 在一场讲座中 , 杨志成坐在瑜伽球上回忆了《叶限》的创作过程 。 当时 , 他需要研究苗族 , 包括服装、头发、鞋子等 , 所以到处收集资料 。 因为那时北京的展览会不能拍照 , 他的嫂子钱媛
(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
就凭借记忆画了苗族的服饰寄给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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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限》插图
杨志成回忆 , 钱家帮了他很多忙 。 “她跟我有相同的地方 。 她是读书人 , 写诗 。 她从前读书也不见得好 , 所以很同情我 , 给我一个绰号是‘黑羊’ , 就是白羊里有只黑羊 。 所以我给她写信 , 有时会画一只黑羊 。 钱媛他们一家对我很有好感 。 钱老师给我几部书 , 都是白的 , 让我画画 , 很器重我 。 我做书 , 有许多是中国题材 , 都是钱先生帮我 。 有时候说得不对 , 他会写信 。 比如这是这个朝代 , 穿这个衣服不对 。 他们有他们的基础 , 我没有基础 , 所以有时候他就指点我 。 ”
“我后来出一本书是《龙生九子》 。 《龙生九子》的原文是钱媛给我的 。 钱媛看有地方可以帮我的 , 她会寄给我 。 她说 , Ed , 你看看 , 这个很有意义 。 我一直摆在那个地方没有做 。 后来她‘过去’以后 , 我就看《龙生九子》 , 我说这太有意思 。 龙的九个孩子有九个性情 , 每一条龙给它一个才能 。 有了才能 , 它就做它最喜欢做的事情 , 就是家教了 。 ”
杨志成称 , 未来他会在自己的100部作品中 , 挑选13本左右最具突破性的绘本 , 讲述背后的故事 。 而且和之前的绘本不同 , 这本书会在中国率先出版 。
活了快90年 , 他说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世间有太多东西要发现!”“我经常想为什么上天给我们这么多去学习 , 但是我没有多少时间去实现 。 ”
他觉得 , 人大概分两类 , 一类靠的是“心” , 一类靠的是“脑” 。 他是靠“心”的人 , 无论是创作还是人生 , 他都听从内心 。 某种意义上 , 他也认为这是“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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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之虎》插图
在采访过程中 , 服务生端来一杯咖啡 , 杨志成看到咖啡上有两颗“心”形的拉花 , 马上对旁边的编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画 , 你把它照下来 。 ”放了一会儿 , 最后喝前 , 他还不忘提醒编辑:“你照片拍了吗?”
心和灵魂相关 。 在他看来 , 所谓好的绘本 , “一句话 , 每一个故事有一个灵魂 , 没有灵魂的书不用谈了 , 你能够抓到那个灵魂就是好书” 。 但是 , 抓到灵魂的书可能并不为大众所热爱 。 阿甲称 , 杨志成在美国不是特别主流 , 但很多人都说了不起 。 因为他真的是在追求一种艺术 , 追求一种道 , 好像不是太迁就大众 。 有的老外真的受不了他 , 但喜欢的人非常喜欢 。 这点比较像同为华裔画家的陈志勇 , 大众读者不是特别能够欣赏 , 但专业画家和评论圈里认可比较多 。
不过 , 阿甲认为 , 杨志成找到了自己的平衡 。 “如果孩子读不懂 , 不喜欢怎么办 , 那也就由它去吧 。 艺术家就是这样一种气质 。 为什么说平衡?如果一个艺术家这么干 , 怎么过日子?他卖的插画是给普通读者看的 , 而且还是小孩看的 , 但杨志成做到了 。 他一辈子都在追求 , 都快90岁了 , 还在干这种事情 。 他还能干 , 还能够挣到钱来干 , 人家还给了他名誉、这个行当中的特殊地位 , 然后他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干 。 这就是他人生的平衡之道做得特别好 。 ”
阿甲觉得 , 88岁的杨志成像孩子一样单纯、真诚 , 直接爽快、完美主义 , 活得简单、通透 。 “接触多了 , 一想起来就觉得 , 啊 , 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真的挺好的!”
采写丨曾梦龙
编辑丨杨司奇
校对丨翟永军、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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