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绝唱：两淮盐引案，撕破了乾隆的伪善和江春的糊窗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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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六月初五，扬州盐院，新到任的两淮盐运使尤拔世挥毫而就，向远在京师的乾隆帝上一道奏折，汇报了一下他的工作心得。

然而，这份内容看似简单的政务报告，却隐藏着杀机！

“上年普福奏请豫提戊子纲引目，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务府查收。 ”---《清高宗实录.卷之八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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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

就是说，自己的前一任盐运使普福，在去年（乾隆三十二年）已经奏请朝廷同意，提前将今年的盐引钱收进盐院的金库了，金额高达二十七万八千余两，除去他用去的八万五千余两外，我将剩余的盐引库银共计十九余万两上缴内务府，也算完成了今年盐业税赋的任务。

六月初七，在养心殿批阅奏章的乾隆帝，看了尤拔世的这份报告后，不由心生疑窦，他意识到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自己的钱袋子被人动了，有人黑了他的钱。

因为按照户部的说法，他们并没有扬州盐院预提盐引的备案；而最为重要的是，除了尤拔世外，历任两淮盐运使都没有奏明私自动用过盐引的钱。

乾隆自己算了一笔账，自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改革盐引制度，允许本年提前销售第二年部分盐引定额后，每年的定额数为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如果每引都以三两白银计算的话，那么从乾隆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二年的二十余年间，预提盐引的收入应该有千万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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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是大清的基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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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引，清代盐商卖盐的许可证

但实际上，别说乾隆自己，就连户部的主事都没有看到这笔巨款。

“此项银两该盐政等，何以历来并未奏明私行动用？甚可骇异。因令军机大臣检查户部档案并无造报派项用数文册可稽，显有朦混不清，私行侵蚀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后，每年提引自二十万至四十万不等，若以每引三两计算，二十年来银数应有千万余两。 ”---《清高宗实录.卷之八百十二》

把账算清楚后的乾隆帝，震怒不已，当即密令江苏巡抚彰宝前往扬州查办此事，只是彰宝这一查，结果却让乾隆帝触目惊心。

二十年来，两淮盐运使预提盐引收入高达一千零九十余万两，除去历年置办贡品和盐院各项开支的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外，竟然还有六百余万两的银子没有入库。

“查历年提引各商，共获余利银一千九十余万两。据称，历年办贡及豫备差务，共用过银四百六十七万余两，尚有各商未缴余利银六百数十余万两。 ”---《清高宗实录.卷之八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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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画像

这样的结果，对极度缺钱的乾隆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大清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何况，西南前线的将士还等着朝廷的军饷呢（清缅战争）。

盛怒之余，乾隆下了一道圣旨，不仅要追查自乾隆十一年来历任两淮盐运使所贪之银，还要扬州盐商补缴这一千余万两的白银，否则人头落地，性命不保！

“传谕彰宝等按款查究，除摺内所称纲引应交官帑，各商未缴余利六百数十余万两，并该商等代盐政等一切冒滥支销，应行追出归公之项，自应按数查办外。至历任盐政等，如此任意侵肥，审明有应著追之项。如力不能完，亦应于商人等名下按数分赔。再该盐政等在任日久，其中必有留寄两淮等处，令商人生息渔利情事，该商等即应一一供明，和盘托出，如此时稍有含糊，将来一经发觉，亦惟该商等是问。 ”---《清高宗实录.卷之八百十二》

圣旨一下，扬州盐商人心惶惶，这可是倾家荡产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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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绘《巨富盐商聚会图》

怎么办？

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将全部罪责独揽其身，他就是被乾隆引为知己的扬州盐业总商之一，御赐布政使之衔的江春。

江春，一介商人，他究竟有什么能耐，能被皇帝引为知己？既是皇帝知己，又为何联合两淮盐运使和扬州盐商共同欺瞒乾隆？难道他不怕杀头，不怕被诛九族吗？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又号广达，大清安徽布政使司徽州府歙县江村人，他之所以被乾隆引为知己，和其身份、财富是分不开的。

能成为两淮盐业的总商之一，除了自己在商场上的经营外，还得益于朝廷的恩赐。但徽商是儒商，有了财富之后，在官场上打通自己的人脉，在文坛上广结善缘，也是徽商的天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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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盐商》中以江春为原型的汪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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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码头的繁华

正因为如此，乾隆皇帝下江南巡视，只要涉及到花钱的地方，官府都会把江春推到前台，由他来解决。

但接待皇帝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尺寸的拿捏要稳，不然，后果堪忧。

乾隆南巡，除了游山玩水的心思外，还带着更多的政治考量，所以，要想完成接待工作，除了要满足乾隆的口舌之欲外，还要配合乾隆的政治作秀。

只是，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乾隆帝第一次南巡，距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康熙帝最后一次南巡已经过去了四十四年，期间因为雍正对奢靡之风的打击，江南各省府早已丢失了当年接待康熙的章程。

毫无接待经验的江春，只得硬着头皮拟定了所有的接待事宜。

他如何做的呢？

他没有听从乾隆自己提出“力屏浮华”的要求，而是以“地方文武官员身着朝服，和耆老、缙绅、生员等跪伏恭迎，八十岁以上老翁老妇穿黄布或黄绢外褂、手执高香跪接，并在河道设龙舟灯舫，营造巷舞衙歌盛景”①的方式，迎接圣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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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笏朝天图卷》中绘画的乾隆南巡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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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笏朝天图卷》局部

就是这次接驾的筹划，加上两淮盐业总商的身份，让江春进入了乾隆的眼中。

此后，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二十七年、乾隆三十年的三次南巡都由江春筹备接驾，而每一次他都能想出不同的心思，玩出不同的花样，让乾隆开怀不已，龙颜大悦，满足了乾隆的虚荣心。

正是这四次南巡，乾隆记住了江春，并先后赐江春为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的官职，还诰封江春为光禄大夫，赏戴孔雀翎。

因为会玩，乾隆把江春引为知己。

“春扫除宿戒，懋著劳绩，自锡宴加级外，拜恩优渥，不可殚述。 ”---《歙县志》

既然有了官职在身，又和皇帝成了知己，那江春为什么还要和两淮盐运使及其他总商欺骗乾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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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盐商》中的乾隆形象

问题就在这里！

世人都知道扬州的徽州盐商富甲天下，但他们有口难言！

正因为有钱，他们成了扬州地头上大小官员眼中的肥肉，谁都想从他们身上撕下一块肉来，就更别说他们的直接管理者，两淮盐运使了。

而且，作为好儒的徽州商人，还有一个特性，即喜欢修建园林，举办诗会，广交文友，这都是要大把大把的花钱的。

除此外，徽州盐商们还要反哺徽州故里，在家乡修桥铺路，建设书院，又是一笔巨额的支出。

这样一来，银子根本不够用。

当然，乾隆四次南巡，以江春为首的徽州盐商，前后投入的银子高达数百万之巨，加上向朝廷捐输的银子就更多了。

再大的财力，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故而，乾隆十一年改革实施的预提盐引制，让花钱如流水的徽州盐商们，从中看到了可弥补亏损的操作空间。

不仅是他们，乾隆帝钦定的两淮盐运使也从中发现了致富的捷径。

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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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笏朝天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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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笏朝天图卷》局部

既然如此，有人又要问了，这新上任的两淮盐运使尤拔世，为何没有和盐商打成一片呢？是他为官清廉吗？

当然不是。

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因为尤拔世上任后，没有向盐商们售卖乾隆三十四年的预提盐引，反而直接找盐商行贿，被盐商们拒绝了。

而且盐商们心中也有所持，除了总商江春简在帝心外，两淮盐业上下，即历任盐运使和盐院其他官员，加上扬州盐商，已经形成了一股利益团体。

而在尤拔世之前，担任两淮盐运使的还有一位乾隆帝的小舅子，他叫高恒，慧贤皇贵妃的亲弟弟，和盐商们的关系非常融洽，是盐商们在京师的最大靠山。

所以，盐商们根本不把尤拔世放在眼里，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尤拔世必须按两淮的规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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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盐商》中以尤拔世为原型的阿克占

而性格素来谦和的江春，也对尤拔世的行事颇有微词，为了两淮盐业的共同利益，他没有主动向尤拔世服软。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尤拔世在索贿不成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去想着售卖预提盐引，转身就向乾隆告了密，两淮盐政长达二十余年的官商之间的潜规则，就这样被捅破了。

为了不让盐商全军覆没，江春顶着极大的压力，把和盐院各级官员通秘合作，侵吞银子的罪责全部承担了下来。

面对皇帝追缴欠银的怒火，他以长者之风的气概，承担了大部分的补缴额度，拯救了扬州盐商。

“公（江春）慨然一以身当。廷讯时，唯扣头引罪，绝无牵引。上素爱公，又嘉其临危不乱，有长者风，特予赦免。其他盐政诸大吏，咸伏欧刀，而公与群商拜恩而返。 ”--《小仓山房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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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淮盐法图》中盐场向货船发货的繁荣景象

结局：

两淮提引案是乾隆朝三大贪腐案之一。

查清楚后，乾隆并没有因此对盐商大开杀戒，只是将补缴的期限放宽，没有逼迫盐商们立即拿出现银，而是分十年还清。

除此外，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四十九年的两次南巡，依然由江春负责接驾，所用银两都由徽州盐商们掏腰包，只是这两次，他们无法弥补自己的亏损了。

当然，两淮提引案的后遗症，对江春来说，还远不止如此！

乾隆三十六年的皇太后八十寿诞，三十八年的大小金川用兵，四十七年的黄河筑堤，五十三年的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等等，每逢朝廷大事，江春都领衔捐输，数额高达九百万两之巨。 ②

而乾隆三十六年，乾隆五十年，乾隆帝突然心血来潮，从自己的内帑银中分别拿出三十万两、二十五万两，以赏钱的形式借给江春，作为其经营的本钱。

只是皇帝的钱是那么好拿的？江春深知皇帝的意思，赚取的利润全部上缴，不得不成为乾隆的私人理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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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商训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饱受压力的江春病逝，时年六十九岁，而在他离世前，变卖部分家产归还了乾隆五十年的内帑借款。

纵使身为两淮盐业总商，富甲天下，又哪里受得起如此输出，江春死后，江家家道就此中落， “身殁之日，家无余财。 ”③

而他死后的第四年，即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借抚恤为名，把江家的一处私家园林充为皇家所有，却又令其养子成为皇家的理财官。

“江广达充当总商有年，办理公务尚为出力。今念伊继子生计艰窘，自当量加轸恤。江广达旧有康山园一处，本家无力修葺。著传谕董椿，即令众商出银五万两承买作为公产，其银两即赏给江振鸿（江春养子）营运，毋庸起息。又江广大旧借帑项二十五万两，业经缴还，著于交内务府闲款拨借五万两，照例起息，其所借本银不妨令其从容缴纳。江振鸿得此十万两作为营运资本，伊家生计自必渐次宽裕，以示体恤。 ”---《两淮盐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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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家族

汪郎说：

江春是清朝中叶徽州商人的杰出代表，他的成就，无论是财力，还是名望，在清代徽商之中无疑是最高的，时人称他为“盐商之冠，时谓以布衣上交天子。 ”④

然而，他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皇权时代，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和皇帝交朋友那只是奢望，没被砍头，除了幸运之外，还得感谢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同时，江春的财富变化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微妙的信息，大清在乾隆的统治下，已经在盛世之中散发出一丝衰败的气息。

而号称富甲天下的徽州盐商，虽掌握天下财脉，但依旧被时代所束缚，沦为皇家赚钱的工具。

大清，在世界落伍了！

注：

①《万笏朝天图卷》

②捐输次数及金额，依据嘉庆《两淮盐法志》所得。

③袁枚，《小仓山房文集》

④《歙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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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三年清朝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