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朓出守宣城考论（上）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谢朓出守宣城考论（上）

田丹丹

制作：童达清

第657期

摘要：谢朓在齐明帝建武年间曾由中书侍郎出守宣城郡，这一事件广受学界关注。从当时的官制和谢朓本人的仕历来看，谢朓在齐明帝主政后受到重用，这次迁转只是一个过渡，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认为，是仕途失意。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给谢朓一定的创作空间，创作进入高峰期，在文学史上留下“谢宣城”的美誉。

关键词：谢朓宣城创作

谢朓是南齐著名文学家，与陶渊明、谢灵运并称为六朝三大诗人。谢朓曾任宣城太守，因而又称“谢宣城” ，后世所编谢朓诗文集也多冠以“谢宣城”之名。谢朓任宣城太守时间只有不到两年，宣城太守并非他最高或任职最久的官职，但由于出守宣城郡期间他创作的诗歌数量多，文学价值高，影响深远，谢朓才以“谢宣城”见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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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朓任宣城郡太守时期的文学创作一直广受关注，近几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考察谢朓出守宣城郡背后的政治原因，提出一些新见解。有一种观点认为宣城太守之任是齐明帝对谢朓不信任的表现，使得他备受打击。这一观点在目前学界有一定影响力，但笔者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谢朓出任宣城太守的政治原因及这一官职对他的政治生涯有何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谢朓本人的评价以及对其相关文学作品的解读。

要清楚认识这一问题，则需要详细考察谢朓家世及仕历。本文将从南朝贵族制度和官僚制度背景出发，考察谢朓仕历情况，结合相关文学作品进一步探讨出守宣城郡对谢朓政治生涯的实际意义。

谢朓任宣城太守前仕历

谢朓出身于陈郡谢氏家族。陈郡谢氏自晋室南渡之后一直是士族高门。东晋初期谢鲲号为名士，官至豫章太守，死后追赠为太常，谥为康侯；谢鲲子谢尚官至给事中、尚书仆射、都督豫、冀、幽、并四州，诸侄谢奕、谢安、谢万、谢铁、谢石也都任官清显。谢安曾力阻桓温篡逆，有功于晋室，其兄谢奕之子谢玄又领兵击退了前秦苻坚的大军，在淝水之战中取胜，陈郡谢氏在政治上达到顶峰，成为第一流高门甲族，和琅琊王氏并称“王谢” 。晋宋禅代之际，谢氏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受到冲击，但依然保持着高门地位，子弟多居清显之职。

谢朓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高祖是谢安次兄谢据。他的祖父谢述，父亲谢纬，母亲是宋文帝女长城公主。元嘉年间，谢朓家族卷入帝位之争。谢纬族兄谢晦参与废黜杀害少帝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元嘉三年（426）宋文帝以此为由将谢晦一家诛灭。十数年后，谢述长子谢综与范晔等人密谋废除文帝，元嘉二十年（445）事泄，谢综、谢约伏诛，谢纬免死流放广州，最后虽遇赦回京，但最终只是做到正员郎中，官职与其高门身份并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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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朓出生于门庭衰微之时，等他长到甲族出仕的年龄（二十岁），已经是萧齐易代，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年），谢朓“解褐豫章王（萧嶷）太尉行参军 ” 。东晋之后，以公府掾属起家成为士族出仕的一般常态，其中以参军、行参军起家的尤为常见，谢氏家族中以行参军起家的并不少见，如谢朓的叔祖谢裕“始为前军行参军、辅国参军事 ” ，谢庄之子谢瀹“解褐车骑行参军 ” ，谢朏“起家抚军法曹行参军 ” 。豫章王萧嶷为齐高帝次子，永明初权重一时，谢朓以其府中行参军起家，与其高门身份还是基本相称的。

南朝高门贵族注重婚宦，不仅仕宦求“清” ，联姻的对象也要门第相当。朱智武《从墓志地名看东晋南朝陈郡谢氏之浮沉——南京出土6方谢氏墓志所载地名汇释》一文指出：南京出土的谢鲲等六方墓志中，共载谢氏联姻十四家二十五例，除顺阳范氏地位较低外，其余都是东渡江左的侨姓大族。谢朓娶王敬则女为妻，王敬则“母为女巫” ，曾“屠狗商贩，遍于三吴” ，自谓“本南沙县吏” ，刘宋时凭军功进取，后追随齐高帝萧道成，佐命有功，永明四年为侍中、中军将军，并与王俭一道“开府仪同三司” 。王敬则是典型的寒人，门第极低，谢朓与之联姻可谓“失类”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谢朓家门的衰败，这一点在谢朓之子谢谟的婚姻中也有体现。

谢朓与萧衍相交甚欢，萧衍受齐明帝重用，建武二年（495）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位在谢朓之上。萧衍曾将次女许配谢谟，谢朓死后，萧衍代齐建梁，又以谢谟“门单”为由，将女改配，可见谢朓死后，谢谟已经无力支撑门庭。正史中没有记载谢朓伯父谢综、谢约的子嗣，很可能他们并未留下成年子嗣，同样正史也未记载谢朓有直系兄弟， “门单”确是实情。萧齐时陈郡谢氏中谢瀹、谢朏兄弟仍有一定政治地位，但他们同谢朓在亲族关系上已经相当疏远。当时，与谢朓同属谢据一系并仍在政坛的，还有谢超宗、谢璟。谢超宗是谢灵运孙，刘宋时以文章著称，为人恃才傲物，入齐后多次遭受冲击，永明初年因轻慢获罪赐死，其长子谢才卿早卒，次子谢几卿当时还在年少，后出仕，在萧粱代齐之前为太尉晋安王主簿。谢璟曾入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在萧粱代齐前任中书郎，齐末时官位尚不及谢朓。谢朓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后台，与萧衍结亲一样和娶王敬则女为妻，都是与当时掌握实权的人物联姻，以期重振家门。

起家之后，谢朓经历多次迁转。按《南齐书》记载，谢朓起家之后曾“度随王东中郎府” ，此后又转为卫军王俭东阁祭酒。公府掾佐中，祭酒比行参军、参军要清显，卫将军王俭又是权重一时的士林领袖，安陆侯萧缅与王俭书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 ， “时人呼入俭府为芙蓉池 ” 。这之后谢朓转为太子舍人，也是东宫属官中的清显之职。永明八年（490），巴东王、荆州刺史萧子响获罪身死，随郡王萧子隆继任荆州刺史，加镇西将军号，谢朓再次入随郡王军府为镇西功曹，后转为文学，与萧子隆一道赴荆州任所。宋齐时，行参军、参军、公府祭酒都是七品，而诸王友及文学是六品，谢朓转随郡王文学，品秩明显有所提升。

在此之前，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 ，谢朓也参与其中，与沈约、王融、萧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并称“竟陵八友” 。和萧子良一样，随郡王萧子隆也爱好文学，齐武帝称之为“吾家东阿” ，《南齐书》载：“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数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赏爱，流连晤对，不舍日夕” 。萧子隆对谢朓十分器重，但不久， “长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动，密以启闻” ，齐武帝敕令谢朓还京，这件事约在永明十一年（493）。回京后，谢朓迁为新安王萧昭文中军记室。

就在永明十一年，萧齐政局开始出现变动。七月，齐武帝病逝，竟陵王萧子良与太孙萧昭业争夺帝位，尚书令萧鸾助萧昭业即位，萧子良失势，不久忧卒，萧鸾独揽大权。在萧鸾夺权期间谢朓持什么立场，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萧鸾主政后，谢朓很快就以本官兼尚书殿中郎。萧鸾永明十一年为尚书令，隆昌元年又为录尚书事，谢朓兼任尚书殿中郎就在这期间，曹融南先生《谢朓事迹诗文系年》认为这是“受萧鸾接遇之始 ” ，从此谢朓才正式进入到中央任职。之后，萧鸾杀萧昭业，废其为郁林王，立新安王萧昭文为帝，进位骠骑大将军，开霸府。

公元494年这一年萧齐三次改易年号，七月之前为郁林王隆昌元年，七月丁酉至十月癸亥为海陵王延兴元年，之后则是齐明帝建武元年，年号的改变反映出政局的变动。萧鸾霸府建立，用谢朓“为骠骑谘议，领记室，掌霸府文笔。又掌中书诏诰” ， “骠骑谘议”即“骠骑谘议参军” ，谘议参军在军府掾属中地位很高，仅次于长史、司马，政治前景非常可观。记室即记室参军， “掌文墨章表启奏” ，常由其他掾属兼任，谢朓被任为记室主要是由于他的文才和门第。南朝帝位禅代往往会经历霸府政治，为府主进一步称帝做铺垫，霸府掾属则是为登基后组建新政权做准备，谢朓经历了霸府掾属之后，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仕途的另一阶段。

谢朓曾撰《海陵王墓志》，题为“长兼中书侍郎谢朓撰” ，海陵王即萧昭文，建武元年十月萧鸾登基，十一月萧昭文卒，则谢朓“长兼中书侍郎”应在建武元年十一月之前。李孟、曹旭《谢朓年谱汇考》指出“长兼”是一种任职方式，品位低于正员。之后他曾又“除秘书丞，未拜，仍转中书郎” ，中书郎即中书侍郎，是五品中的清显之职，这次任职是正员，较之前又有提升，在这之后他才出任宣城太守。谢朓在《赋贫民田》一诗中 “中岁历三台”一句，就是指这一年中历任尚书殿中、秘书丞、中书郎，《酬德赋》中回忆：“事紫泥之秘勿，腰青緺而容与，沾后惠以朅来，竟卒获其笑语” ，谓己掌握中书诏诰，关乎机要，言语间蕴含着对萧鸾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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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朓出守宣城之前的仕历情况如上，我们可以同时其他几位文士的做个比较：

萧衍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累迁随王镇西谘议参军，寻以皇考艰去职。明帝辅政，起高祖为宁朔将军，镇寿春。服阕，除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入直殿省。（《梁书》卷1）

王融举秀才。晋安王南中郎板行参军，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迁太子舍人……寻迁丹阳丞，中书郎……会虏动，竟陵王子良于东府募人板融宁朔将军、军主。（《南齐书》卷47）

任昉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时昉年十六，以气忤秉子。久之为奉朝请，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迁征北行参军。永明初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复引为主簿……迁司徒刑狱参军事，入为尚书殿中郎，转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以父忧去职……服除，拜太子歩兵校尉、管东宫书记。（《梁书》卷14）

萧琛起家齐太学博士……（王）俭为丹阳尹，辟为主簿，举为南徐州秀才，累迁司徒记室。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衔命至桑干，还为通直散骑侍郎……迁司徒右长史。出为晋熙王长史、行南徐州事。（同上，卷26）

以上这几位文士都与谢朓同列竟陵八友，年岁与谢朓相仿。其中，萧衍与谢朓同岁，王融小谢朓三岁，这两人门第、起家也与谢朓相近，永明末，萧衍迁谘议参军，王融迁中书郎，并且受到品轶都在谢朓之上（谢朓时为随郡王文学）。任昉比谢朓年长四岁，在丁忧之前已经入为尚书殿中郎，萧琛也因出使之功，由司徒记室入为通直散骑侍郎，比谢朓早进入中央。和他们相比，谢朓在永明年间的迁转情况不算理想，并未受到重用，他升迁的速度也与其门第不相符。相比永明年间，萧鸾主政后谢朓迁转频繁，升迁速度明显加快，显然是出于萧鸾的恩遇。谢朓出守宣城的政治意义应当放在这一背景下考察。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