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好处是明摆着的:“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遣兴 , 六日中之牢骚郁闷而此日惟一切消愁 。游目骋怀 , 神怡心旷 , 闲莫闲于此日 , 逸莫逸于此日 , 乐莫乐于此日 。”反观自己 , “中国日日不息 , 而不息者不过行为无功之举动 , 卒之心劳日拙 , 身劳日疲 , 万事蹉跎 , 一生废弃 , 可不惜哉!何若振作精神 , 日进无疆 。”
由此 , 上海人得出的结论也是鲜明的:“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 , 亦人生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 。”提出“亦仿西人七日之期而少息 , 其余日月愿奋勉以图功 , 无使日日不礼拜休息 , 反同日日皆礼拜休息 , 悠悠忽忽 , 一事无成以了结此生也 。”
葛元煦在1876年(清光绪二年)写成《沪游杂记》 , 其《第一卷·礼拜》也有如此感受:“七日一礼拜 , 为西人休息之期 。即中历虚、房、星、昂四宿值日 。是日也 , 工歇艺事 , 商停贸易 , 西人驾轻车、骑骏马 , 或携眷出游 , 或赴堂礼拜 。华人之居停西商者 , 于先一日礼拜六夜 , 征歌命酒 , 问柳寻花 。戏馆、倡寮愈觉宾朋满座云 。”不知《申报》那文 , 是否是葛先生投的稿 。
《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发表之日 , 上海开埠仅二十九年 。星期制影响的扩大和增强 , 主要原因有三条 。一是由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日益增多 。在1865年 , 居住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人已过2000人 。据统计 , 到1870年 , 住公共租界的英国人有894人 , 美国人为255人 , 德国人在200人左右;居两租界的法国人达297人 。在这一时期 , 以英国人最多 , 占在沪外国人的一半 。二是由于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洋行、企业和学校等处工作的中国人日益增多 。与洋人有工作关系和业务联系的华人 , 作息制度只能与其同步 。三是与华洋共处有关 。尤其是在1853年小刀会爆发 , 不少华人逃入租界 , 使在租界居住的华人从原来的500猛增至20000以上 , 大大超过了洋人 , 由此奠定了租界内华人多于洋人的格局 , 自1865年起 , 租界所居华人通常是洋人的40到50倍 。华洋生活共处 , 耳闻目睹 , 潜移默化;所受影响更为直接 , 所起作用自然是更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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