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保镖开路，中国核弹之父被撞却无人敢扶！

王淦昌， 1907年5月生于江苏常熟县枫塘湾，父母在他未成年时就过世。 1920年，他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 1925年考进清华学校，在物理系学习。清华良好的氛围和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使他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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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 1959年和1960年间，王淦昌领导的物理小组率先发现了一种反物质，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后来由于王淦昌回国研制核弹而在科学界突然“人间蒸发” ，故而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诺奖申请因无人牵头而放弃。 1961年，王淦昌在莫斯科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他掏出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累的14万卢布，全部交给了组织，请刘大使转交饱受灾害的祖国人民。面对价值近3万人民币的卢布，望着远道赶来的王淦昌，刘大使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刘晓知道，王淦昌1933年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将家中的白银、首饰捐出打鬼子，而自己却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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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淡泊名利的王淦昌让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懂得勿忘初心，那他50多年前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足以气壮山河。 1961年4月1日，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地奉命来到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原来他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纸通知：刘杰部长约他即刻见面。

在办公室，刘杰与钱三强向王淦昌传达了中央的重要决定：希望他参加中国的核武器研究，并要他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王淦昌毫无迟疑，当即写下了“王京”两个字，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是从他心里迸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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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王淦昌毅然放弃了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秘密研制核武器，开始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在中国科学界隐姓埋名整整“失踪”了17年。

1963年春天，王淦昌告别自己的家和亲人，扛起简易的行李卷和背包，动身开创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刚刚开始建设的基地条件极为艰苦， 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高原反应不断。但他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讨论问题，常常一起工作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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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颗原子弹冷实验的总指挥，大到实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只雷管的安装，王淦昌都亲自督阵甚至动手，要求大家做到“万无一失”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已57岁的王淦昌亲自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1964年 10月 16日原子弹成功爆炸。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1967年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这里也有他的心血。

1997年夏天，我国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90岁的老人被一辆飞驰的自行车撞倒，肇事者逃逸至今也不知道是谁，路人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搀扶，无视地走过……最后，老人被另外两名老年人送到医院，没有人知道，这位被撞倒的老人，是邓稼先和李政道的老师，是中国核弹之父——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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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王淦昌的发妻、94岁的吴月琴老人不慎摔了一跤，造成股骨颈骨折。由于年高体弱不能手术，于是她只能卧床养伤。不久这位陪伴王老78年的老人便撒手人寰。

携手人生漫长路的发妻的突然辞世，使得王淦昌的身心受到了难以治愈的重创。几个月后，即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在北京逝世。